按照开好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的安排部署，会前，本人通过中心组集体学习、集中研讨、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学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系统研读D章、《中国共产D纪律处分条例》等D内法规，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战略部署，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广泛征求意见、开展谈心谈话，对照“带头严守纪律和规矩，维护D的团结统一；带头增强D性、严守纪律、砥砺作风；带头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勇于担责、敢于创新；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D责任”等4个方面，深入查找本人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带头严守纪律和规矩，维护D的团结统一方面。一是理论宣讲不够深入。在贯彻D中央精神和D的创新理论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有时下基层调研，主要集中在听汇报和业务指导，但理论宣讲的系统性不够。比如，上个月在走访两个社区时，面对30多位社区工作者，本应结合实际生活深入宣讲D的创新理论，但当时只简单提及，未能结合具体案例讲解，导致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不够紧密，未能充分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二是贯彻落实存在“时差”问题。在落实指示和D中央决策部署方面，存在“对表对标”不够严实的情况，偶尔出现“慢半拍”。比如，今年初上级要求迅速开展专项文化活动，但我们在细化落实的过程中用了近三周时间进行方案调整，导致整体进度滞后，未能立即将“两个维护”融入到具体工作程序和行为规范中，影响了活动效果。三是生活创新不足。在D内生活的开展中，有时会存在按惯例照搬照套的情况，缺乏创新意识，整个氛围显得有些沉闷。比如，在一次专题学习会上，我们沿用了以往的讨论形式，导致讨论内容局限，未能充分调动D员的参与热情，缺乏寻求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的主动性。结果，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讨论虽未公开化，但私下仍有议论。

（二）带头增强D性、严守纪律、砥砺作风方面。一是D纪学习深度不够。在D纪学习教育结束后，我的关注重心更多转向年度既定工作任务，导致对《条例》的反复深入学习不够。例如，在忙于推进季度宣传计划时，没有及时组织再学习，以巩固和深化D纪教育成果。建章立制工作未能持续推进，新的发展任务下对遵规守纪的思考和分析也相对薄弱。二是纪律规矩内化不足。在纪律规矩的内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尚未完全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比如，在日常会议和工作安排中，对D的纪律强调不够，用“戒尺”自我监督的意识不够常态化，结果导致个别决策和行为与D的要求有偏差。队伍在面对复杂环境时，自身的“免疫力”也显得不够强大。三是风险预判与D纪对标不足。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有时对与D纪D规的对标对表不够充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比如，在某项目实施时，过于专注于赶工期，未充分预判和规避潜在的违纪问题，导致在资源调配上出现纰漏，工作陷入被动调整。

（三）带头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勇于担责、敢于创新方面。一是创新改革力度不足。尽管能够紧跟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开展工作，但在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方面的举措仍显不足。比如，有时在推进项目时，习惯沿用旧有模式，对如何突破思维定势、打破路径依赖的探索不够深入。敢抓敢管的斗争精神还需加强，结果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缺乏一往无前的魄力和执行力。二是风险预判不足。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我在风险预判方面还不够及时，往往习惯于在问题发生后进行弥补而非事前预防。比如，在推广新媒体矩阵时，没有充分评估舆情风险，导致某次活动宣传图片发布后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负面舆论，虽然事后进行了解释和公关，但已对活动效果造成了一定影响。三是对“新形象工程”辨别不足。在辨别和防范“新形象工程”的隐蔽性和迷惑性方面，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升。本地区尚有少数单位借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名义，盲目推动数字治理手段的升级，试图打造表面华丽但实际缺乏内涵的数字工程和D建品牌。比如，有单位在未经充分调研和论证的情况下，将大量资金投入一个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结果发现其功能与实际需求不符，存在资源浪费和效率不高的问题。

（四）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D责任方面。一是履行全面从严治D责任力度不足。在履行全面从严治D主体责任方面，虽然我们部门制定了各项宣传方案和工作计划，但在落实过程中没有做到步步为营，出现了“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比如，有些宣传活动只停留在会议强调和文件传达阶段，没能真正深入社区和群众，这导致部分政策未能有效传达，影响了宣传工作的实效性。二是对D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理解不深入。在学习关于D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时，存在理解不够深入、全面的问题，导致在履行“一岗双责”时，对纪律建设这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重视不够。有时候仅仅停留在文件学习和传达上，而未能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在某次活动组织中，忽略了对纪律要求的细化和落实，结果导致部分干部对纪律规定失于松懈，影响了活动的顺利进行。三是对“四种形态”理解不透彻。在把握“四种形态”标准时，存在理解不透彻的问题。有时将谈话简单等同于普通提醒谈话，没有充分发挥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遏制作用。例如，对于一些干部出现的初步问题，我仅进行了一般的谈话提醒，未能突出严肃性，结果问题未能及时得到遏制。此外，有时出于做人情的心理，将函询视作普通询问，没有做到严肃认真，让“红红脸、出出汗”未形成常态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纪律的刚性约束。

二、反面典型案例剖析

（一）案例背景及经过。在公共项目管理领域，曾发生一起某地方宣传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导致重大财政损失的典型案例。该工作人员联合他人，将原本造价400多万元的项目虚增至800余万元，虚增部分被作为咨询费支付给其控制的技术公司。初次得手后，她更加肆无忌惮，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在多个项目中为其公司量身定制招标条件，并通过虚增项目预算获得不当利益。这一行为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额损失，涉及金额数千万元，严重破坏了项目管理的公正性。

（二）主观因素剖析。从主观方面来看，该工作人员理想信念淡薄，对国家法律法规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她不惜背弃职业操守和纪律约束。同时，该人员在权力的使用上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和道德自律，是她能屡次成功实施违规行为的主要动因。这显示出在干部队伍中，思想教育和廉洁从业意识的培养仍需加强。

（三）客观因素剖析。从客观环境来看，公共项目的管理和监督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存在空白，为个别人利用职权谋私提供了机会。此外，相关招投标制度的不完善，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方面的不足，也是造成违规操作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这表明在制度建设和落实方面仍需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