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质战斗力”的独特概念，指出：“要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1]随后，在不同活动、重要会议中多次谈及这一概念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2]2024年3月，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进一步指出：“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D的二十大后，D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3]在这些原创性的论述中，关于“新质战斗力”的概念不断被论及和阐述，不仅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4]的优化与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D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强军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质战斗力”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和重大的范畴，在新时代世界大变局的时空境遇下究竟展现了何种形态和内涵？其生成的理论来源与历史演进脉络是什么？理论话语的原创性价值具备何种独特的贡献与意义？以及在实践中何以孕育形成？可以说，对这一基本问题域的研究和阐明，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尽可能地完整呈现其理论与实践面相。

一、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战斗力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的概念，狭义上是指武装力量（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亦称为作战能力。就此而言，“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人、武器装备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方式”[5]171，不仅决定着武装力量在执行军事任务中的作战方式和实际效能，还是维系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从“战斗力”到“新质战斗力”，不仅是话语概念的演进，还历史性地确证了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在乱云飞渡的国际局势下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又更凸显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特质，即致力于理论与实践创新，摆脱传统战斗力生成模式和发展路径，实现对战斗力构成要素的优化调整和创新变革，推动其发展动能的新质生成，以“深入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6]16，从而在新时代境遇下形成以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先进的武器装备、完善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为核心的先进战斗力（新质战斗力）。正如所说，“国家大柄，莫重于兵”，“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3]。学习和领会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原创性思想，其认识对象指向于“战斗力”，但关键在于研究场域中对其理论概念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向了对“新”和“质”的凸显和强调上[7]。这种转变体现了对战斗力构成要素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旨在挖掘其内在的创新潜力和质量提升的可能性。概言之，新质战斗力之“新”，本质上既在于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又在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之新；新质战斗力之“质”，不仅意味着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更高的发展“质量”，更代表着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D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一）新质战斗力是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斗力

新质战斗力之所谓“新”，根本在于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及其生成和发展要素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发的“新质生产力”相契合。这种契合性，体现在新质生产力为新质战斗力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科学的作战理念等核心要素。从世界军事发展史中，不难看出，军队战斗力和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9]174。这深刻表明，军队的整体态势及其战斗力的质变跃迁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中，“更好的武器”是指新的社会生产力所引起的武器装备的重大改革。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铁路、电报等新生产力要素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欧洲战争中不仅成为当时“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催化剂”，还深刻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方式。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原始的体系化作战模式所指出的那样：“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10]562这充分显现了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该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11]14。面向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以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新质态，它在开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由此也意味着更多的新兴领域、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不断被探索和生成。而这也将推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8]56的比重不断增加，军队所具备的战斗效能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作战能力。如同恩格斯所指明的，“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10]562。另外，“士兵成分的改变”是指“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所引起的士兵综合素质的变化。新的历史方位下，在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现实情境中，不仅涉及领域新，且有更高质量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为广泛的劳动对象。自然地，战斗力的构成要素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断累积、创新，实现新“质”的转化，推动新质战斗力的孕育和发展。对此，曾深刻总结道，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2]。由此见之，社会生产力的累积和发展不但为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成为培育军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那么，提出的新质战斗力在本质上就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战斗力。

（二）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反映了生产力最先进部分，既是大国军事博弈战略性、前瞻性、引领性的主导力量，也是形成非对称优势和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13]。可以说，它不仅深刻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还对战争形态的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人民军队战斗力新质生成的先进动力。据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观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14]。新时代境遇下，强调：“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出来，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更好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3]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深刻把握现代战争的时空特性，坚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3]。如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元宇宙等前沿科技取得重大成果，推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快速迭代升级与优化，为军队战斗力的新质生成注入了强大的新动能；在信息和网络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加速涌现，不仅具备强大的信息获取、处理、传输和防护能力，指挥控制系统的深度、广度、强度也得以不断深化拓展，有效提高了人民军队的作战效能；在太空和深海领域，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不但具备探索、开发、利用和保护太空和深海资源的能力，还开拓了战略新空间，增强战略威慑力；等等。之所以高度重视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根本原因在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国防科技以及军事力量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深刻影响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具体表现为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战斗力各要素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作战概念和作战样式也不断涌现，为新质战斗力的历史生成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他所言，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对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和双向拉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3]。基于这些现实性问题的总体考量，指出要乘势而上、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3]，“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15]。质言之，提出的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

（三）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型作战力量为标志的战斗力

新质战斗力之所谓“质”，核心要点是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建设在新质生产力的有效供给中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在全域范围内快速响应、有效执行各种军事任务的新型作战力量，如信息支援部队、网络空间部队、军事太空部队[16]。当前，面对世界军事革命的新趋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胜仗聚焦。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8]54。可见，在纷繁复杂的世情国情军情中科学洞察新型作战力量的重要作用，即“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未来战场的制高点”[5]152。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按照全面建设的思想奋楫笃行地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划建设，形成了不再局限于物理域的战斗（传统的陆地、海洋和太空），而是拓展、延伸至心理域和认知域（如无人作战、智能作战等形式）综合展开的新型作战力量。同时又在其驱动下，推动军队战斗力在新时代境遇下超越传统地理空间范畴的场域维度，实现了新质的融合跃迁。首先，新型作战力量以加强军队D的建设为根本保障，注重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各种形式的D内教育，并以此为基点系统构建了常态化长效化的理论学习教育机制，从而锻造了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6]16，使其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转换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强大战斗力，如同恩格斯所指明的，“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11]319。其次，新型作战力量以打造“能打仗、打胜仗”的现代军事力量为主线，始终坚持把实战化的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在提高实战化水平的同时，还进一步“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和“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8]56，推动各类军事力量以及军事系统运行效能的优化整合，形成科学高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能力，锻造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人民军队。最后，新型作战力量不断与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融合，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内在引擎，较之于传统战斗力，新质战斗力够迅速吸收和应用新技术、新手段，从而在现代战争中生成灰色超限、无人智能作战等方面的新型作战力量，凸显出高度超越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前沿性。总而言之，新型作战力量不仅是衡量新质战斗力的重要尺度，在其驱动下还成为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新生长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战略支撑。

二、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新时代提出新实践，新实践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作为D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原创性地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D对“新质战斗力是什么”“生成新质战斗力为什么”“打造新质战斗力怎么做”等时代之问的科学性回应。显然，作为上述议题的答案，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生成有着特定的内在逻辑：即理论、文化、历史等维度相互交织、内在耦合的结果。可以说，它不仅是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军事理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还是对中国共产D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历程的探索与总结。

（一）理论根基：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科学军事观和方法论，不仅阐明军事与、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还科学洞察军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成为无产阶级建设军事力量、从事军事斗争的强大理论武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17]，“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18]329，“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追本溯源，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生成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科学指引。因此，探寻其理论缘起，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中加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新质战斗力”的话语概念，但其时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已经指涉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武装力量（军队）以一种最直接、最尖锐的方式出现，成为敌对的国家、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暴力工具和重要手段。尤其是18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得到了普遍发展。于是，这一历史时空下的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9]35，不仅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的孤立状态，甚至“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9]35。在这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中，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孕育和催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利益，资产阶级往往借助武装力量（军队）去镇压“异己的存在”（被压迫的阶级）。由此见之，军队是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其存在和行动不仅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更是阶级社会冲突与对抗的直观体现。恩格斯曾深刻总结军队在阶级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指出：“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20]596。但彼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D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腐蚀渗透，并没有认识到“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9]191，在社会运动中放弃了对独立武装的建立和领导。这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成因。历史也恰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唤醒“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21]，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时代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曾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出版物上发表了《军队》《骑兵》《炮兵》等一系列条目。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深刻论述和总结了人类社会的军事问题，不仅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及其历史条件，还彻底研究了军队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更创造性地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指出：“军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11]12对此，马克思曾指明：“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22]可以说，这一时空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把握了军队战斗力构成要素及其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11]12。由此，他们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要以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国民自卫军代替常备军。可见，经典作家的语境中已内在地蕴含着提升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历史自觉和思想基因，不仅揭示军队战斗力与生产力、尤其是新的生产力因素的内在关系，还阐明其独特作用、演进方向和特点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D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武装力量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和坚实的哲学基础。

由此见之，这也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区别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根本之处，即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规律性的过程。新时代以来，继承并创新着经典作家这一重大思想理论的基本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军队的状况及战斗力，并充分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变化着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境遇，不仅科学研判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同时又强调以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优势打造新质战斗力的增长极，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深入发展。由此表明，新的历史方位下，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在运动发展的时空下适时根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迁，科学制定与之相契合的路线、政策和方针，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且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这也正是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继承与创新的最准确注解。

（二）文化溯源：对中华优秀军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在五千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刻苦耐劳的中华民族和开拓进取的中国人民在厚重的历史及现实生活的有效助益、启迪和激励下，既创造了源远流长和绚烂多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培育了价值崇高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它们超越时空变迁转换、历久弥新，以其“果敢、忠诚、担当、奉献”等精神内核和丰厚的哲学思想，不断滋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尤其是在表达和阐释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战争观、天下观等形成过程中，许多关于战争和军队的本质、目的和策略等方面的经典言论和道德践履，在历史的长时空中构造和凝练了无数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叙事和箴言典故。这些叙事箴言所蕴含的诸多关于战略思维、战斗精神、作战方式、军队建设的理念，随着时代迁移不断与时俱进深深地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积淀和精神标识，激励着中国共产D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和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动国防和军队的深化改革，锻造出新质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武装保障力量——人民军队。

古代经典中，《孙子兵法·始计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以及战争和军事要深入研究和慎重对待的态度。这种思想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场域中实现了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人民军队新质战斗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智慧的启迪，即要注重练兵备战，善于运用战略思维、精准决策，不断提升军队的作战效能。新时代以来，面对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新态势，指出：“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6]15新形势下，“要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复杂情况”[23]，着力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和水平。又如，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蕴含的战略智慧和战术原则，在新质战斗力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新质战斗力的语境中，体现为对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利用，通过信息化技术和现代化装备实现对战争态势的实时感知和精确判断，从而制定出更为精准的作战策略。强调，“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2]，要坚持“把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提高精确感知、精确指挥、精确打击、精确评估等能力[24]，以“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25]。可以说，信息支援部队、网络空间部队等战略性兵种的全新打造和调整组建是其最形象彰显。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十分重视军人战斗精神的培养，如无畏、勇敢、尚武等内在品质。这也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元素。面向新时代，认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要“发挥工作生命线作用”[6]16，强化对军人品质、精神风貌的塑造和培育，激发其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热情，提升军队的整体凝聚力和战斗力。

由此见之，新质战斗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军事思想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的互存互动中呈现出文化逻辑上的思维贯通和要素趋同，从而“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26]，在新时代的时空境遇下共同推动着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对此，曾深刻总结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27]，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28]，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8]31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29]，尤其要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充分吸取其有益精华为加强新时代D的各项工作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可以说，新质战斗力的理论谱系形成，是以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军队作战力量的本质把握和规律揭示。换言之，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正是流自源出、植根其中，它的生成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并且在历史的演进中实现了对“军事思想”的传承和弘扬。

（三）历史积淀：对中国共产D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历程的探索与总结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30]，不仅“述录先人的开拓”，还“启迪来者的智慧”[31]。中国共产D强军兴军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D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6]4的生动图景，既饱含着中国共产D的成败与得失，又凝结着中国共产D人的鲜血和汗水，是新时代推进军队战斗力新质生成的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D强军兴军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一部百年大D不断推动人民军队战斗力演进发展的历史。因此，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始终是中国共产D在运动发展的时空下不断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换言之，如何把中国共产D领导的人民武装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和波谲云诡的全球风云中锻造出一支具备新域新质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共产D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独特而重大的命题。为了科学解答这一历史命题，中国共产D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深邃的智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