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技术中介，算法无形中左右着我们对外界信息的认知和判断——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把算法建构的世界等同于现实世界，久而久之陷入“过滤泡”与“同温层”。当下，确保算法应用符合主流价值观，是技术有序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每一个在“算法化生存”背景下社会个体的现实需要。真正助力算法技术的良性发展，需要从“多元共治、价值向善、以人为本”三个方面入手。

多元共治方面——明晰各方主体责任，倡导企业平台自治、政府问责监督、公众参与管理的协同治理。平台应用方应加强行业自我伦理审查，特别关注对诱导沉迷、引导高额消费等违背公序良俗的算法模型的审查；确立信息搜集的边界，充分保障用户的隐私权与知情权。有关部门应针对算法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做好针对不同类型算法的备案管理；同时应加强部门间协作，面对可能涉及多部门交叉的算法违规问题时协同处置。对公众而言，应加强对“算法素养”的持续培育，通过让广大用户监督算法，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价值向善方面——引导主流舆论，坚持算法的正向应用，构建“规范化、有温度、更透明”的算法传播环境。相关部门应要求算法应用服务的提供者在算法设计阶段提交及公开其基本原理、目的意图、运行机制等内容，让算法透明性原则更具操作性，从流程上规避算法设计衍生的“自动化不平等”现象。在算法开发环节中，应坚守价值准绳，避免功利趋向和流量导向，确保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融入代码程序的设计源头。在行业规范环节中，针对信息谬误、算法歧视和技术失灵等问题，基于“可信任AI”理念推动“可信赖算法”“公正算法”“向上向善算法”的实现。可以考虑通过引入第三方算法评估、提升算法可解释性、训练数据的有效干预、打通用户申诉渠道等，塑造社会对智能技术的信任管理机制。

以人为本方面——提升算法推荐应用的“群体适配性”，寻求“人机协商”的共通意义空间，强调人的主体性。算法治理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不同群体遇到的差异性问题。比如，对未成年人，平台方应设置“青少年系统”，减少沉迷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应杜绝色情、暴力、血腥等“少儿不宜”类信息向未成年人的推送。对老年群体，应加强算法的适老化改进，减少开屏、弹窗等可能造成误点的推送链接，用好各类算法应用设置的个人信息保护功能。对外卖员等基于算法环境工作的劳动者，企业与平台应当在“冰冷”的算法规则之外增补柔性管理举措，为算法程序的机械运转增添人性关切。对全体社会成员，则需要在“人机互动”中建立主体意识，主动规避“算法滤镜”下的数据造假、信息歧视、隐私泄露等危险风险，寻求“人机协商”的边界和规范。

有学者认为，算法不仅仅是数字世界里一条条必须执行的命令，而且成为生活中的实体，以决定性或探索性的方法挑选、转换和生成数据和知识。当下，做好算法的多元共治和规范发展，以“技术信赖”对抗“算法依赖”、以“价值导向”引领“算法偏向”、以“信息素养”克服“算法喂养”，方可更好地避免技术操控，走向更加文明有序的智能社会。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需高度重视先进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应用。

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格局。这种影响包含文化内容和形态的创新演变、传播路径的拓展深化等。D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高标准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这些重要文件强调数字技术的创新驱动作用，要求把先进科技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指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明晰数字化是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路径。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需抢抓新机遇，加速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发挥好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支撑作用。

第一，推动数字化，夯实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根基。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哲学、美学意蕴，利用数字技术探索更多易于认知和传播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是推动形成各种特色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完善和创新。要统筹文化资源存量和增量的数字化，以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为目标聚集文化数字资源，在细分领域形成线上数据库，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促使文化产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数字化形态的文化产品时，需遵循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域融合后形成的独特表达方式、表现形式、特色载体、传播路径。在明晰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其内容和形式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推出符合当代语境和审美的作品和产品，实现数字技术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

第二，催生新业态，实现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更相适应、同现代社会更相协调、同现实文化更相融通，形成适应、连接、融合不同时代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新业态、新模式，是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同时保持文化生命力、创造力，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活力和时代内涵。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赋能的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将更加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征。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趋势将带动融合化发展，能够催生更多新业态，形成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例如，数字出版、数字影视、数字演播、数字艺术、数字印刷、数字创意、数字动漫、数字娱乐、高新视频等新型文化业态，能够有效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同时，推动文化与旅游、体育、教育、信息、建筑、制造等融合发展，也能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行业多元化发展。

第三，丰富传播方式，增强文化产业活力和影响力。充分用好数字技术，以创新为驱动，统筹推进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能够显著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随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以往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贸易的服务，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点领域。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走出去”迎来新的机会。一方面，要用好数字化机遇，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自信，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搭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平台，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着力提升数字化传播效能，丰富国际传播方式，增强海内外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效果。另一方面，要顺应数字化趋势，提升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突出思想内核和文化内涵，提高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在文化贸易中的份额。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稳步提高境外文化领域投资合作规模和质量，推动文化技术标准、装备制造“走出去”，创新对外合作方式，优化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根据自身特色，紧跟媒介与平台技术更新迭代情况，全方位整合多元传播方式，打造沉浸式文化节、互动式展览、文化赛事等活动。探索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和国际传播路径，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促进艺术品展示交易、内容加工创作等领域进出口创新发展，加快形成区域性国际市场，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

 

 

 

指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当前，数字技术支撑和赋能的数字化生活服务应用场景持续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为人民群众带来了便捷多样的创新服务。同时也要看到，数字社会建设中部分领域渗透率不高、覆盖程度不均、用户体验不佳等问题仍然存在。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新征程上，要聚焦人民群众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高质量打造智慧化、便捷化、普惠化、精准化的生活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将智慧化服务融入百姓衣食住行各方面，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享受美好数字生活。

打造全方位数字生活场景。近年来，我国生活服务数字化应用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即时零售、网约车、网上外卖、远程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好的便捷性、更多的选择性和更优的体验性。不过，部分传统生活服务领域的数字化服务质量亟待提升。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在群众最关心的生活消费服务、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领域持续发力。一是打造智慧生活圈。积极引导传统生活服务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重点在小型餐饮、零售杂货店、家政服务、家电维修等生活服务领域推广数字创新应用，实现精准匹配、一键上门、安全放心。二是构建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推动数字出行与生活场景有机衔接，运用数字技术提供移动支付购票、城市公交地铁数据打通等一体化、智能化出行服务。三是丰富数字文旅新体验。强化智慧景区建设，创新虚拟现实展厅、元宇宙文旅、智慧导游等新场景应用，优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文旅综合体验。四是创新智慧教育模式。丰富教育数字化资源，构建数字化智能化教育评价体系，强化职业技能数字化培训能力，打造高质量全生命周期教育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数字素养和新型就业能力。五是普及数字医疗服务应用。进一步优化诊疗流程，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水平，加强智能诊疗机器人等在健康护理、居家养老等领域的应用，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的医疗健康需求。

推进全民共享数字红利。我国幅员辽阔，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总体上成效显著，但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因此，要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通过打造形式丰富的数字化生活服务场景，推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养老、直播电商等创新模式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不断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一方面，促进优质生活服务资源触达全民。通过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数字资源获取渠道，让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群众也能够获得更多优质服务资源。另一方面，助力城乡消费升级。数字技术在城乡商贸服务、交通、文旅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有效贯通了城乡消费市场，促进了农副产品销售和优质工业消费品下乡。伴随农村电商、智慧文旅、观光农业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可以通过直播电商等途径为乡村农产品和传统手工制品打开销路，并拉动生态旅游经济，这样既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又能提升城乡生活品质。

优化惠民服务用户体验。数字社会人人共建，数字生活人人共享。家政、医疗、旅游等许多生活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公益属性，可通过移动互联网、基于位置服务（LBS）、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来助力解决生活性服务业中供需不匹配、服务过程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让惠民服务更丰富、更优质、更透明。一方面，要重视群众个性化需求。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了用户画像、市场分析、服务技术等方面的精准度，打造“千人千面”的定制化产品成为可能，能够在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服务方式等方面更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例如，近年来涌现出VR餐厅、沉浸式展览馆、DIY手工坊等各种新体验类生活性服务业新业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日益个性化与丰富化。另一方面，要提升服务过程透明度。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让传统服务行业的服务过程实现可视化、可追踪、可评论，通过消费者的亲身评价与监督，营造更加透明的互动空间与服务生态，有利于解决生活服务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要。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有关部门近期联合印发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行动计划（2024—2026年）》，聚焦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出台的相关具体举措，内容涉及关键衡量指标、重点开发领域以及配套条件支持等多方面。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规模化发展的政策环境日渐完备，扩容提质的时机、条件都较为有利。

标识解析的意义，相当于为工业互联网中每一个物理实体与数字对象赋予了“身份证”。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技术和设备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从本质上看，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带动的也不只是相关技术及应用场景的日渐丰富，更包括整个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的加速完善，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都具有重要作用。这类作用主要体现在带动供应商形成链式发展，推动形成宝贵的工业生产数据资源，通过强化技术供给催生有效市场需求等方面。

标识解析离不开节点供应商，好的供应商是技术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设备实体产生的工艺记录和关键数据被准确标识和记录，更好推动数字标识技术与工业实际生产领域紧密结合，避免形成“技术空转”，有利于加快推动相关数字技术迅速向生产领域扩展。随着市场竞争筛选作用的发挥，供应商自身素质、运营实力、管理水平也都可以实现扩容，进一步丰富了产业链生态，链条上的经营主体联系程度进一步密切。

数据资源是工业互联网运行的重要产出，同时也被转化为重要的“投入”。工业各细分领域、各行业按照产业分工、产业链逻辑耦合运转形成的各类数据，在标识解析体系下就产生了额外的附加值。随着数据应用场景的丰富，数据资源对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产业图谱完善、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方面的作用都将得到进一步显现。

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如果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看作是供给优化，那么这种优化也必将催生更多的市场需求。现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很多场景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还没有完全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实实在在的物质沉淀，一个关键点就在于缺少现实的需求作支撑。随着标识编码和解析系统的完备、政策保障力度的提升，以及辅助生产控制与决策的迭代次数、试验次数增加，相关的需求场景就会越来越清晰，形成供给和需求在工业互联网领域良性互动的局面。

标识解析体系的关键是加快实现由“建”到“用”，这还需要一个完善条件、强化保障、制度设计的过程。实现这一目标，场景应用拓展、提升规模应用水平、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必不可少。场景一定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应形成工业互联网上下游协同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场景创新的合力，而不是供应商单打独斗的“内卷”。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形成一定形式的联盟，形成场景应用案例共享，这些都有助于行业场景的创新。

规模应用水平的提升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联系密切。提升节点解析能力，要在节点数量上实现稳定有序增长，科学合理的规划、多元资金的投入，两者有机结合，解析的能力才能持续提升，标识解析机制才有向更多行业拓展的可能。规模化应用不仅是规模化普及，还要根据各区域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水平，结合实际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稳慎推进。

持续强化技术创新更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扩容提质的关键。应持续加强标识解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不断提升与各类系统、软件的适配程度。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安全保障机制也要同步配套，技术创新是安全前提下的创新，要加快探索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安全保障的系统性，强化保障能力。

从更大的范畴看，标识解析机制作为微观领域的一项技术，对推动整个工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都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这一技术影响的不只是工业领域，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以小见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并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技术手段的拓展在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也带来形式主义的变种，出现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给基层带来新的负担。近日在湖南考察时专门了解了当地为基层减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精兵简政，持之以恒抓好这项工作。防治过度留痕、多头填报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当前解除干部干事创业束缚和减轻基层负担的重要方式。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一些地方基层工作者有这样的感受：每天要频繁登录应用软件、回复微信群组，在各类签到打卡、积分排名、拍照转发等任务要求中忙得团团转。“指尖政务”造成的负担让数字“赋能”变成数字“负能”，其根源在于错将方法当目的，错将“痕迹”当“业绩”，给形式主义套上了“数字化”的外衣。

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最终还是要让数字化回归政务的本质——服务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数字化方法开展工作，真正做到基层政务“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腿”，从“群众自己办”到“部门协同办”，从“群众操心”到“群众放心”，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数字化服务。“键对键”数字赋能的同时，不能忘了与群众“面对面”，不能让数字化成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让信息技术手段正确发挥出科技减负、数据赋能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服务于人的目的，持续为基层减负，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要避免为创新而建设开发“僵尸APP”、考核重“数据”不重“实绩”、理论学习只求“打卡刷分”等数字形式主义。着力畅通各类办事途径，将选择是“屏对屏”还是“面对面”的权利交还给人民群众。加强“人机”和“人际”多向互动沟通，让“数字治理”和“传统治理”达到平衡，既要充分做好面对面服务，又要提高数字治理的效率与水平。

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社会治理“一网统管”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水平，着力破解基层反映集中的系统多、填报重复、数据不统一等问题。只保留必需的常用数字工作平台，清理整合群组，修正考核标准，减少报表填写，打通数据壁垒。发挥好数字技术“助力”作用，紧密结合基层工作需求，严格审核政务应用程序建设的必要性，杜绝功能交叉重复、功能模块嵌入重复等规划设计问题，探索对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功能，对于海量“留痕”数据进行数字化政务工作进度安排、流程设计是否合理等技术分析，让“留痕”在促进数字化政务技术完善与政务服务改进等方面发挥更为切实有效的作用。同时，防止数字化政务无序扩张，避免一味追求“数字化”，不必要地增加基层干部的数字负担。

数字“赋能”为政务服务注入了新动能，也让政务服务跑出了“加速度”。只有刹住通过数字化手段变相加重基层负担的歪风邪气，减少基层干部在数字时代的无谓劳动，把基层工作者从“指尖牢笼”中解放出来，才能让广大D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为人民群众多干实事、多干好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丰富的独特优势，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应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变革性作用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参与到经济系统中，而且能实现对劳动等部分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进而重构生产函数，对经济运行产生变革性作用。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推动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在高速网络、大数据、超级计算等颠覆性支撑性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等“技术—经济”特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对社会结构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的脑力，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是推动我国科技发展突破、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生产要素并提高经济社会运行相关环节和参与要素之间的协同性，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医疗、金融、交通、农业等诸多行业，催生出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已具备复杂分析、预测算法、人机交互、内容生成等多种能力，可以通过海量数据与多元化应用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具有更强自主能力和内容生成能力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更为凸显。面对复杂的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形势，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抢抓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塑造前沿优势。

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相互促进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要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增强原创能力和基础研究，还要坚持需求导向的科技发展路径，强化科技应用开发，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一是夯实算力基础。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是数据资源的底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需要超大规模的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从算力资源看，截至2023年，我国提供算力服务的在用机架数达到810万标准机架，算力规模列全球第二位。然而，目前各类算力提供主体在技术体系、基础架构、调用接口等方面存在差异，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可感知和调度的标准化算力服务。应当从国家层面统筹整合资源，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深化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二是加强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具有多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的特征，需注重前瞻性布局，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一方面，要深入把握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加强机器学习算法、智算芯片、核心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交叉学科协同突破。另一方面，要从场景、应用着手反哺底层技术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源开放研发生态，促进产学研用各类主体共创共享，带动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三是重点开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战略层面，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研判、统筹谋划，聚焦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在组织层面，提升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能力，建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加强数据开放共享。在应用层面，围绕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探索打造数据训练基地，研发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积极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新路径。

四是推动产业化商业化应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巨大市场应用的规模优势，将技术和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要坚持需求导向、市场倒逼的科技发展路径，强化企业在人工智能创新活动、技术路线选择和行业产品标准制定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技术成果商业化应用。还要培养更多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协同推进校企合作、产学研贯通。

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

通过深入拓展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正日益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万物互联”的崭新形态。未来，要继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持续提高生产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重塑产业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深度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以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升研发设计、中试检验、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全方位全链条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生态融合，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促进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业态创新的良性循环。

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加强运用推广，有效消除数字鸿沟，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加强人工智能在社会服务中的深度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个性化、智能化水平。还要强化安全治理，从算法源头入手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与社会伦理问题。

拓展研发与应用国际合作。人工智能是一项持续演进的颠覆性技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经济格局演变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协作，共同发展和治理。要落实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加强国际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要充分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等国际化专业化活动的平台作用，推动开放互信的国际治理对话与合作，加强技术交流、知识分享与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共创美好智能时代。

 

 

 

关怀老年人数字生存现状，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老年人，是构建包容型数字社会的必要举措。“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是面向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的全国性调查，共获得十二万余份问卷。本研究对调查数据开展统计分析，为提升数字环境温度和治理效度、优化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环境提供实证参考。

银发族加速融入数字社会

近年来，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在老年人间迅速推广普及。老年人智能手机拥有率达76.6%，其中有34.9%的老年人能够较为独立且熟练地应用智能手机各项功能，智能手机拥有率和使用率实现双提升。

随着上网功能和应用软件的完善，老年人的数字体验渐趋丰富化、立体化。据调查，24.1%的老年人能够使用智能手机看新闻、看电视、娱乐，25.6%的老年人能够使用微信、QQ开展人际交流和交往活动，9.4%的老年人能够使用水、电、燃气、手机话费等网上缴费功能，14.6%的老年人能够使用微信、支付宝和网银进行电子支付。

“代际鸿沟”和“代内鸿沟”有待弥合

受制于身体条件、自理能力、信息知晓等原因，老年人数字融入进程相对曲折，突出表现为“代际鸿沟”和“代内鸿沟”问题。

“代际鸿沟”是指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在数字技术可及性和使用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别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接入沟方面，23.4%的老年人尚未拥有智能手机，65.1%的老年人虽拥有智能手机，却不会使用诸多上网和应用功能。使用沟方面，41.7%的老年人存在使用困难或难以满足需求的问题。比如老年人较少使用“预约挂号就诊”（占比3.0%）、“网约车”（占比2.2%）等功能，但实际上他们迫切地需要这些服务。

“代内鸿沟”是指老年人数字融入存在群体分化现象。高龄、低收入和低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往往面对更为突出的数字难融问题。据调查，高龄老年人中拥有和能使用智能手机的比重分别为64.7%和13.4%。在经济困难的老年人中，两者占比分别为70.8%和17.4%。在文盲及半文盲的老年人中，两者占比分别为66.3%和12.4%。这表明上述老年群体尽管智能手机拥有率较高，但在功能使用上存在较大困难。

从“被动接受”迈向“主动拥抱”

当前，应在尊重老年人数字意愿的基础上，精准把握不同特质老年人的数字需求，通过发挥政策、技术、法律和教育等多元治理要素的综合效能，不断积聚构建包容型数字社会的协同力量。

以“政策扶持”为保障，坚持“兜住底、兜好底、兜牢底”。应向数字薄弱地带和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智能设备接入和使用指导的政策性扶持，优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电子设备配置和网络接入，增强老年人技术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对迫切需求的数字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优先安排、重点布局，提供周全贴心的数字服务；相关部门应结合不同建设方向、实施阶段和具体情况，制定并推行老年人数字融入细则。

以“技术可及”为原则，坚持设施可及、产品可及、服务可及。提供贴近民意、符合民智、满足民需的老龄智能产品，并给予充分的使用指导。在智能产品研发和更新中前瞻性布局，动态把握老年人口结构变化和更替现象，寻求精准化和差异化的发展方案。既要将智能设施、产品和服务送至每位老年人身边，也要尊重部分老年人“数字断联”的权利，为其保留传统服务的可选项。

以“需求适配”为支点，坚持群体适配、功能适配、安全适配。应依据不同特质老年群体的数字需求和数字弱点，提供最适配的智能产品。在老年人需求最迫切的健康、社交、公共服务三大领域，深入开发、优化布局老年人专用软件和功能板块。同时要关注电子诈骗、隐私信息泄露等老年人触网难题，从法治保障、社会服务和技术支撑等维度出发，为老年人营造安全清朗的数字环境。

以“数字学习”为重心，提升数字效能、数字技能、数字素养。老年人应积极主动提升数字素养，灵活选择自主学习、互助学习、代际文化反哺等多种学习方式，不断了解、应用智能产品，积极主动提升数字效能和数字技能；还应牢牢掌握智能技术的使用规则和方法，提升数字风险警惕意识和防范能力；以正确的数字意识和强烈的数字社会责任感，自觉遵守数字技术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共同维护好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秩序。

 

 

 

伴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和重要推动力，正全面融入乡村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引发传统治理方式深层变革的同时，也大幅度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其中，治理理念的人文温度、治理主体的包容广度、治理领域的全息效度，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治理理念的人文温度

我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现代化，也是坚定不移提高人民福祉、推进共同富裕实践的现代化。这要求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关注治理理念的人文温度。

客观而言，受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在总体上呈现东部发展较快、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相对滞后，且城乡发展要素资源配置差异较大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在资金配备、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差异，乡村小农户、老年农户与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之间存在着因数字使用不均衡引发的“数字劣势”和“数字鸿沟”等现象，如果不加以正向干预，可能会出现这些群体被逐渐边缘化的倾向。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应重视和强化数字技术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整体性建设，既要注重推动区域之间在数字技术、资源、人才上的相互协作与交流，也要注重运用数字技术建立起城乡之间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健康机制，保障村民在参与各种市场要素交换时的基本权益，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清晰认识并深切关注基层群众的内在需求，在引入数字技术治理手段时，不宜采用刚性的行政力量强制推行，防止出现“表面数字化”和“只见数字不见人”的信息形式主义弊端，而要在充分尊重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关注数字技术推广使用时的地方适应性，以及村民的情感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村民数字素养、数字安全意识等方面的系统培训，消除因知识、能力、年龄等差异所导致的“数字排斥”“数字歧视”和“数字遗民”现象，形成真正契合并满足村民发展需求的数字治理格局，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保证所有群体真正共享数字红利。

治理主体的包容广度

我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治理形态从物理空间不断向数字空间拓展转型的治理现代化，也是实现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关注治理主体的包容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