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融合”推动制造业提速换挡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历程；特别是的十八大以来，制造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正站在关键路口。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加快演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不仅深刻改变产业形态边界和企业组织形式，也在重塑制造业要素禀赋格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下，我国制造业亟待升级迭代，加速构建形成现代化的制造业体系。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看到，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业大而不强、宽而不深，重点产供链存在“卡点”“堵点”，企业竞争实力有待提升，产业生态有待优化。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强化创新驱动、提升产供链竞争力、实现安全可靠增强韧性，是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总体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制造业实现提速换挡、提质增效绕不过去的一道“槛”。

当前，我国制造业处于“爬坡过坎”“将强未强”的关键时期，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要深刻把握的二十大精神，主动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加快推进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建设，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

聚集产业、企业和生态三方面关键领域，重在提升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在产业发展布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是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基础。要推动制造业体系优化升级，改造优化传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打造结构合理、协调发展、动能持续的制造业体系。在企业发展方面，企业是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主体，企业强，产业才能强。要瞄准世界500强，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大力支持发展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产供链掌控力和生态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力争在细分领域涌现更多“隐形冠军”；支持大中小企业强化产供链合作，实现融通发展新格局。在生态发展方面，产业生态是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土壤”。要对标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布局推进重点产业集群建设，推动更多资源向制造业聚集、更多政策向制造业倾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营造制造业稳定发展的环境；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体系，优化制造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强化产业合作交流，积极参与经贸新规则制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聚集创新、安全和融合三方面核心要求，才能有效提升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创新是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本要求。要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基础研究，力争实现更多“0”到“1”的突破，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目标导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供更多关键共性技术；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安全是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本方向。要补齐短板，围绕集成电路等卡脖子领域，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联合攻关，尽快实现产业化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要着力锻造长板，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通信设备等领域打造一批“杀手锏”产品，丰富我国战略竞争工具；要夯实基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夯实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融合是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本路径。要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推动制造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努力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推动数字产业化，做强做大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强化研发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通过研发设计提升制造业产品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品牌化发展水平。

把握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制造业发展也呈现出新的转型升级趋势。

产业发展趋势明显

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都要求制造业加快向技术水平、生产效率、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领域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加速向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知识化。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科技持续创新以及生产活动的技术、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产业结构看，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的比重不断提高；从产业链构成看，知识密集型产业链环节的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的产品架构、生产过程复杂，知识密集型特征尤其显著。在全球产业分工高度深化时期，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制造业的知识化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断有新技术涌现，其中不乏颠覆性技术和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通用目的技术，这不仅会进一步推动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出现并快速发展，而且将使既有产业部门的知识密集度进一步提高。后发国家制造业的知识化具有更大提升空间。

数智化。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蕴含着巨大的赋能力量，正在向数字经济之外的国民经济行业扩散、融合，使各个行业在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产品质量、环境友好程度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化已经成为各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是基础性的数字技术，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智能制造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即制造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系统拥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能力。制造业的数智化转型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而且体现于企业内部的全领域、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处的全商业生态。

低碳化。在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产业的碳排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低碳竞争力已经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低碳化发展，一方面对制造业形成更大约束，另一方面也为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此，各个制造业部门需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同时，制造业还需要为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

服务化。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再加工，向社会提供各种物质产品。随着制造业产品架构日趋复杂，用户需求也趋于多元化、个性化，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基于制造产品的能力积累，向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制造业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从一次性获得产品销售收入转向持续性获得服务收入。

提升关键方面能力

我国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技术水平与世界制造强国相比仍存在差距。我们既要抓紧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又要积极适应世界制造业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的趋势转型升级，着力增强以下几方面能力。

一是基于综合成本优势的制造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低的工资水平，形成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但近年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逐步减弱。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不仅取决于工资、土地等要素价格，良好的基础设施、细致的产业分工、完善的产业配套、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限制了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最终产品价格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拥有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产品服务等方面仍具有较低成本，因而在中高端产品中的价格优势依然非常明显。因此，我国制造业应尽可能保持劳动密集型环节和产品的价格优势，同时形成更加综合的、体现在中高技术产品上的成本优势。

二是基于产业生态的产业链掌控能力。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在全球生产格局中的地位。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各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原则由原来的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与安全并重，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产业链掌控力源于本国重要产业以及这些产业所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水平，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生产企业、上下游供应商和服务商、研发机构、生产性服务企业等构成了一国的产业生态。在这方面，我国制造业需要补足重要产业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通过提升产业自主可控水平、完善产业生态来保障产业链畅通和制造业稳定健康发展。

三是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引领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成熟、应用、扩散，进而催生新产业新产品。在这些前沿技术及其所形成的新兴产业领域，世界各国处于相似的起跑线上，在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产业化实践等方面都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这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机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能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抢占今后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可以通过在新赛道和重要产业链上建立领先优势来增强产业链安全。因此，我国制造业需要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提升对新兴产业的引领能力。

四是基于关键要素的价值获取能力。生产要素是任何一个产业最上游的竞争条件。初级生产要素是先天得来或只需要少量投资就能获得的，供给一般非常丰富，因而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企业，其溢价能力较弱，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取具有较高门槛，需要经过持续投资、开发而获得，能够提供充裕的高级生产要素的国家以及掌握高级生产要素的企业比较有限，因而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企业，其溢价能力很强，增加值率和利润率较高。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需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产业发展要从以初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以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不断深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及相关领域数据的生产、传输、储存、交易、加工、利用，通过对数据要素的开发和掌控，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价值链掌控力和价值获取能力。

瞄准重点领域发力

我国制造业升级需多头并进，兼顾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强做优以及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积极应对生产成本上涨，既要抓住数字技术不断成熟且向制造业扩散应用的机会，加快机器人化生产装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与环节的应用，又要根据我国地区间要素禀赋异质性大的特点，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从东部地区向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尽可能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成本竞争力。同时，通过改进产品设计、优化生产工艺、加强营销传播，生产和销售质量更优、品牌影响更大的中高端产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优化工艺流程，调整能源结构，协同推动绿色化数字化转型。

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强做优。高技术产业增速快于制造业平均水平，在我国制造业结构中的比重呈不断提高趋势，但在技术水平和结构上依然存在短板。对此，要扩大中间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加大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的投入，向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中间产品领域攀升；提高终端产品的技术水平，全面增强终端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方面能力，全方位提升产品性能；增强复杂产品的集成能力，提高产品架构的开发设计能力，增强对全球供应链中原材料、零部件等供应商的吸引力，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用好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优势，推动技术突破和迭代升级，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中市场前景好、增长速度快的细分市场做大规模、提升水平。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应综合技术发展阶段和应用前景进行研判，选择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景巨大、具有基础性影响的领域进行前瞻布局，通过在研发投入、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支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未来产业的形成及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化。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竞争力吸引力

努力解决一些影响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与信心的深层问题，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竞争力吸引力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形势的持续好转，我国经济也呈现出稳定恢复的良好态势。尽管经济恢复还不平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只要年内不再发生比较严重的疫情反复或其他大的冲击的话，今年增速达到5%以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我认为这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抓到了短期经济稳定恢复和中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只有市场主体预期趋稳，信心增强，各项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基础，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才能达成纲举目张的效果。

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问题，不仅是影响当前经济稳定恢复的最重要因素，更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改善和提升。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要真正有效稳定预期和提升信心，除了中央已经部署的各项促消费、扩投资等短期政策举措之外，还要努力解决一些影响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与信心的深层问题，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重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直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要求，二十大报告不仅继续明确了这三项要求，而且提出要按照这三项要求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对此做了强调。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是应有之义。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营商环境市场化的过程。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客观上计划、行政力量增强而市场力量削弱，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市场主体信心的增强，最终也会损害发展的后劲。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总体来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存在的问题依然较多，改善的空间依然较大。

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产业布局剧烈调整、各国产业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外资企业投资下滑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去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可是分类来看，内资企业投资增长5.5%，港澳台资企业投资增长0.2%，而外资企业投资是下降4.7%。这种情况说明，提高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不仅具有重要性，也具有紧迫性。

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问题是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走深走实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策的稳定性问题。越是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时期，越需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稳定企业预期与信心。无论多好的政策，要想取得好的实施效果，都不仅需要好的方向、原则、内容，而且需要把握好出台的时机、节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时效度”问题。强调政策稳定性不是否定政策调整优化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

二是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需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既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也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些要求针对的都是这个问题。

三是政策要与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相适应，要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简单化地搞“一刀切”。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虽然发展成就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但毕竟产业技术水平层次不齐，区域发展差距很大，既有非常先进的产业，也有十分传统的产业，有些甚至还是手工作坊。在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就业压力之下，尽管我们要为推进产业升级付出百倍努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技术层次的产业并存发展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更加注重企业发展宏观环境和舆论环境的改进

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问题。因此，不论是短期促进经济稳定恢复向好，还是夯实长期高质量发展基础，都不仅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支持救助政策，更需要大力改进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环境对企业预期和信心的影响。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方面，一些与中央大政方针不相符的言论不时出现，而且得不到及时和权威的反驳与澄清，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今后一方面，对于那些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不正确言论，有关部门一经发现，要及时予以批驳和澄清，决不能听之任之，默许纵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另一方面，重要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充分酝酿，权衡利弊，而且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充分解读，以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机遇风险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最好的应对政策，还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不断优化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吸引力。无论是从供给侧来看，还是从需求侧来讲，我国都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优势条件，只要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吸引力，就一定能够形成更强的发展优势，不仅能够抓住机遇，也能够化危为机，获得更好的发展。

多管齐下加力新基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已累计建成5G基站超273万个，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县城城区，5G移动电话用户达6.34亿户，千兆接入用户突破亿级规模。随着4年前5G商用牌照的正式发放，如今5G应用已融入超六成国民经济大类，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以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应用手段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有利于筑牢数实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现实意义。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也是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重要基础保障。这不仅为实体经济的拓展升级构筑了坚实可靠的平台，也为新技术迭代、新产业发展和新业态涌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应用场景和空间。多年来，得益于超前布局和统筹推进，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新基建平台，激发了相互连接的10亿多人的消费生产潜力，驱动了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打造了坚实的算力底座，夯实了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对更加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需求愈加强烈。对此，我国加快发展5G、6G等技术应用，推进千兆光网“追光行动”、中小城市云网强基建设、移动物联网高质量发展行动，升级改造信息基础设施。在增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的基础上，加速布局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重大工程，力争用更领先的网络连接百亿设备、千亿物品、数十万公里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产业数字化的巨大空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发展，尤其是数据、算力、算法的开发。原因在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和全社会创造力需要具备多样完备的科技研发和试验的数据中心、算力设施和训练大模型。近年来，我国布局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0多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600多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打造多样化的5G创新应用场景，现已初步建成体系较为完备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引发创新基础设施变革，数据、算力、模型将成为开展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工具。未来，将会有更多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深入开展云网融合、算力网络、确定性网络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先进计算、算网融合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更多相关应用创新场景落地，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工程试验的效率和效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发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尤其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推动相关国家的经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已逐步在信息、融合、创新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增强了高质量供给能力，推动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对外输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加快培育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出口能力，能有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实走深，帮助沿线国家建设以现代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数字经济体系，增强其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接下来，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要重视新型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软联通”，又要不断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出口能力。

发展高端制造业也不能忽视一般制造业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调整，从2011年的32.06%回落至2022年的27.7%。制造业比重回落，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研究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制造业依然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保持制造业稳定、避免过快去工业化，对于促进经济供需良性循环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就此话题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提升，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没有发展空间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我国产业结构逐渐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引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的相对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已经结束？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新增就业和新增GDP来自于哪些行业。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国内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服务业占GDP比重、吸纳就业的比重也随之上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国似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没有空间了。

首先，影响制造业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成本问题。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部分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但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税费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成本等等其他重要成本依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并不能认为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已经消失了，未来在制造业降成本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

其次，制造业领域中的闲置资产和资本仍有盘活空间。随着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制造业外迁或外流，其原有的生产基础设施，包括水电气供给、厂房等出现大量闲置，成为了沉没成本。但这部分闲置的生产要素仍可被用于其他行业的生产过程，需要建立资源再循环、再利用的思维，积极盘活闲置资产也有助于降低社会再投资的成本。

从当前已出台的制造业企业扶持优惠政策来看，涉及产业技术创新等方面较多，但对于重组制造业闲置产能方面仍有空间。如前所述，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拥有大量传统制造业迁移后留下的闲置产能，但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为拉动GDP增长，又新建了大量与传统工业园区功能较为相近的工业园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社会资源运用的考量十分重要，不能仅由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完成，而是应该对整个社会资源统筹规划。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只要高端、不要低端

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仍在30%左右，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陷入低潮以及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业链外迁的压力，同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短板也有所凸显。

在全球政经格局加速演变的当下，发展高端制造业对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补短板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强调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也要重视一般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成本，还在于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从中端到高端，从通用产品到定制产品，我们的产能都能覆盖，而一般制造业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础，没有千千万万的一般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竞争与创新，也就不能从中涌现出具有比较优势和创新特征的领军企业与新型业态。

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企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对于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带动服务业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对制造业给予更大的关注，坚持底线思维。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外需环境严峻复杂、内部需求较为疲弱，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仍较大，加大对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企业政策支持力度，如适当加大政府补贴力度等，对于保持制造业企业稳健经营仍十分必要。

促进制造业发展需要多举齐下，尤其需要重视发挥企业家作用

除加大制造业政策补贴力度、鼓励制造业闲置产能重组等相关措施之外，还需要支持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化金融服务制造业模式。保持一般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发展”，需要逐渐的迭代升级。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物联网、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能力较强，应当抓住机遇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处于中下游且不具备资金优势的制造业企业，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如提高供应链金融领域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制造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企业的发展，需加大力度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制造业领域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已达90%以上，同时民营企业也是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此外大型民营企业是我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但在总需求不足、企业利润下滑、社会思潮变异等因素影响下，企业家信心低迷、民间投资持续位于低位，部分企业家出现“躺平”心态。提振企业家信心、增加企业家投资扩产意愿刻不容缓。一方面，要研究和出台长期制度性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短期要采取一些举措提振企业家信心、提升民间投资。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的背后是企业家的作用，要对民营企业领域和企业家信心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近年来，我国引资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主要来源地投资普遍增长，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大项目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但同时也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加大、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等挑战。外资看好中国、投资中国，显示了中国市场的超强韧性和巨大吸引力。围绕吸引和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切实发力，以高水平制度供给促高水平开放，与世界共享中国超大市场发展成果与潜力，是当前外资领域的重点关切。

中国依然是全球投资热土

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明显增长。进入21世纪，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波动较大，2007年达到阶段性峰值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降；2015年、2016年因发达经济体跨境并购激增带来全球反弹，之后进入收缩阶段，并于2020年降至1万亿美元线下，2021年复苏回升。在此期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呈稳中有升态势。回望国内，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已踏上国际引资快车道，并在全球跨境投资低迷之际仍保持较快增速和稳中有升的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试点探索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1979年8万美元增至1991年43.7亿美元。1992年至2000年是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110.1亿美元迅速升至407.1亿美元，年均增长17.8%。2001年至2011年是高层次开放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468.8亿美元跃升至1239.9亿美元，年均增长10.2%。2012年开始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1117.2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1891.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长5.4%。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开放水平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受到外资青睐，吸引和利用外资逐渐形成新优势。以美元计，高技术产业吸收外商投资占比从2012年的14.1%上升到2022年的36.1%。

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贸促会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指出，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今年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超九成受访企业预计未来5年在华投资利润持平或有所增加。中国依然是全球投资热土，从引资规模来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而我国吸收外资逆势增长，全球占比达15.5%。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891.3亿美元，与疫情前2019年相比增长36.9%，明显高于同期日本、韩国增幅。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2023年1月至4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94.6亿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时，新设外资企业较快增长。2023年一季度，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同比增长25.5%。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4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和进口的降幅均逐渐减小，呈反弹向好态势。

对华投资增幅较大的来源地有韩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2022年对华投资分别增长64.2%、52.9%、40.7%、16.1%。主要来源地对我国市场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投资不断增长，2023年1月至3月，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士、韩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635.5%、60.8%、680.3%、179.7%、47.7%、47.4%和36.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27.8%。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香港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的支持作用日益突出。据测算，2013年至2021年，我国实际利用中国香港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比重从62.4%上升至75.9%，实际利用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分别从6.0%、2.6%、2.4%下降至2.3%、2.3%、1.4%。

保持吸引外资“增量提质”态势

积极利用外资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我国仍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外资呈现“增量提质”态势。

引资结构持续优化。2015年至2021年，第一、第二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从1.2%、34.5%降至0.3%、23.4%，第三产业占比从64.3%增至76.3%。具体来看，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从29.2%、21.4%、17.9%降至18.6%、13.0%、6.6%，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从7.4%、3.3%、2.8%升至18.3%、12.6%、11.1%。引资结构优化既与我国产业升级趋势相吻合，也是宏观调控、外资引导、营商环境优化等因素综合发力的结果。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更多外资在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速布局，以谋求更高回报。

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引擎”。随着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和创新生态完善，中国研发及生产、全球规模化运用的突出优势，能够为外资带来更高回报。同时，吸引和利用外资也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带来更多资金、技术、全球网络等要素资源，形成全球更优配置，两者相得益彰、互促共进。2022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449.5亿元，占全国比重为36.1%，较上年提升7.1个百分点，带动吸收外资质量进一步提升。2023年1月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2.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7.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6%。另外，制造业外资流入较快，2023年1月至4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300.5亿元，增长4.1%。吸引外资重点行业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一致。

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增大。随着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推向纵深，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产业发展和配套能力增强，外资对中西部地区的青睐程度逐渐提升。同时，信息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削减了中西部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创新链的区位劣势与成本，为其吸引外资提供了更多机遇。2021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比重为84.4%，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同期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提升0.2个百分点。另外，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速较快，比东部地区高6.8个百分点。其中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从1.7%、1.1%、0.9%、0.3%增至1.9%、1.4%、1.3%、0.6%。2022年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4.7%、21.9%和14.1%。具体来看，东部省份中，江苏引进外资近2000亿元，广东、上海、山东、浙江、北京引资规模均超1亿元。中西部省份中，山西、河南、广西、湖南、陕西分别增长229.6%、119.8%、49.1%、41.3%和33.6%。2023年1月至4月，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河北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增速居全国前五位，除河北外，均为中西部省份。

外资大项目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9年至2021年，新设或增资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数量从834个增至1177个。2022年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每项491.3万美元，较2019年扩大45.4%。2022年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实到外资6534.7亿元，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的53%；2023年1月至3月，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实到外资2232.8亿元，增长10.4%。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新签约外资项目300多个，涉及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化工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外资大项目签约落地，不仅为稳外资提供了重要支撑，提振了全球资本向中国投资的信心，对地方经济发展、产业上下游配套延伸、稳定就业也产生积极带动作用，在技术外溢、资源共享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

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日益凸显。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度提升。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99%升至1.05%，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从2.31%增至2.87%。同时，我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高，仍有较大引资空间。二是跨国并购方式更为活跃，有利于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升级。2000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金额为22.5亿美元，仅占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5%。2019年，外资在华并购金额350亿美元，占比上升至25.3%。三是外商投资企业促进了外贸转型升级。2022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进料加工贸易下降3.5%，一般贸易、出料加工贸易、租赁贸易分别增长5.5%、160.2%、103.5%。四是开放高地吸引外资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2225.2亿元，占全国的18.1%，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863.4亿元，同比增长53.2%；230家国家级经开区吸收外资2596.4亿元，占比21.1%。

经济长期向好是稳外资压舱石

吸引和利用外资“增量提质”良好局面来之不易，成绩的取得，源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稳定的社会大局、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等综合优势。

经济增长实力是外资稳存量的压舱石。外商投资反映的是中长期投资意愿，因此一国经济发展前景对吸引外资有着重要影响。2020年、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2022年突破120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领先。在外需低迷、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基本面长期向好，筑牢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坚实基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领域，2022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237亿元，同比增长46.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善，门类齐全，产能居全球首位，为留下优质存量外资提供了“蓄水池”。随着制造业升级和创新能力增强，将涌现更多增长点，提升投资回报率，吸引外资继续加大布局力度。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是外资扩增量的“千斤顶”。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超大市场容量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方面，传统的汽车、家居、餐饮、旅游、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在扩消费、引外资方面有着重要吸纳作用和广泛市场需求。以汽车为例，2022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2686.4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3.4%、2.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增长96.9%、93.4%。同期，汽车制造业引资大幅增长263.8%。庞大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速与外资提能级之间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市场新需求不断涌现，直播电商和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为外资扩增量提供了基础。2022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引资增幅分别为35%和26.4%。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实施，信息服务、数字技术、文化创意、跨境电商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或服务业的高端环节均有较强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需求。

高水平开放是外资提质量的加速器。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外商投资环境更加优化，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全面取消审批制和备案制，改为信息报告制。从开放领域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共经过7次修订，特别管理措施从第一版的190条缩减至2021年版全国清单31条、自贸试验区清单27条，制造业限制措施在自贸试验区“清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等政策出台，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和集聚作用越来越强。2022年，我国汽车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领域引资分别增长263.8%、56.8%和57.9%；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引资比重为26.5%，比2012年提升16.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占制造业引资比重为36.7%，比2012年提升17.6个百分点，外资提质量与高水平开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同时，我国积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项自贸协定。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吸引优质外资进入更多开放领域。

吸引外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吸引和利用外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跨境投资动能不足。联合国《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增长2.3%，仍在低位徘徊。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跨国投资面临下行压力。外需不足、通货膨胀高企、主要经济体加息、市场信心低迷、跨境投资疲软、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交织，叠加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的外溢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因素，跨境资本对华投资意愿或受到负面影响。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引资“逐底竞争”激烈。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明显，打乱了投资的节奏与布局。美国、日本等国家出台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印度、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出台电子、医疗或纺织服装等领域的投资优惠政策，涵盖产业补贴、所得税减免等多项内容。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意愿和投资布局，国际引资“逐底竞争”增加了稳外资难度。

部分体制机制障碍仍存，外资营商环境需进一步优化。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市场准入限制、监管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公正执法等方面仍是优化外资营商环境的关切重点。目前，已累计推动500多份文件“立改废”，充分保障了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待遇。但在各部门信息共享、外商企业优惠待遇落实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推进外资利用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新趋势，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让我国成为更富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需求，稳规模、优结构。聚焦科技创新和高新产业领域，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物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顺应国内消费提速需求，抓住扩大消费市场契机，提升新零售、快速消费品、医疗、教育等领域优质外资规模。提升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平台载体外商投资和再投资规模。积极开展产业链融资，推进落实“一链一方案”和产业链“链长制”，招引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引领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外商投资“链主”企业。出台更大力度优惠政策，除实施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及促进制造业引资、支持外资设立研发中心等专项政策外，对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也要进一步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进入。

切实打通双循环难点堵点，稳预期、提信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外商投资法执行细则和规范落地。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外商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建立健全各级跨部门投诉协调机制，提高外资企业投诉处理工作水平。注重引资引智并举，出台吸引和留住海内外高端人才的相关激励政策，营造便利化人才创新创业和居留环境。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针对重点领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进一步优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提供一流服务保障，继续发挥外贸外资协调机制及重大外资项目专班机制作用，为外资企业从对接洽谈、项目签约、项目开工到竣工投产提供全过程服务。释放稳定预期信号，构建长期合作的外商投资制度环境。营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政企对话，进一步提升外商对华投资信心。

主动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扩准入、补短板。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的压力测试和制度创新作用。创新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着重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研究探索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规则制定，稳妥推进金融、数字经济、其他现代服务业等前沿领域的对外开放。坚持“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做好外资安全审查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外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及时关注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的外资变化动态。积极拓展外资来源地，实现引资多元化和引资主体多样化，降低引资风险。

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前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需重点关注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民营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流动性风险。近些年来，我国将防范风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配合宏观跨周期调节政策，在不断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服务能力的同时，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取得了良好成效。

具体来讲，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坚持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双重发力，货币政策着眼跨周期调节；财政政策着眼提振市场信心加力提效，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的基础上，坚持落实减税降费，多种举措形成政策合力，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不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外部扰动增加与内生动力不强双重因素带来的影响，经济运行好转仍然处于恢复性调整阶段，金融风险防范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从内部来看，目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内需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且以房地产、地方债及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集聚方向的金融市场风险正加速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对此，必须在保持经济发展不失速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以更前瞻的思维，更好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更多主动权。

客观上看，金融风险实际上是对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发展失衡、金融企业治理不足、金融体制改革不完善等问题的集中反映，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以保增长、谋发展为目标，具体来看，可从多个方面筑牢金融安全底线。

在政策层面，聚焦拉动实体经济的目标，加强跨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能精确性，定向支持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财政政策持续加力提效，通过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企业减税降费工作，尤其是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及经营运营成本，持续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要坚定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的支持，调整民营经济战略定位，保障民营企业社会身份地位的公正性，并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建立助企纾困常态化机制，鼓励社会力量以市场化手段参与民间投资，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在行业层面，关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稳妥化解风险。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对平台企业加强“梯次监管”，在进口端建立一个“防火墙”，尽早发现风险点，在出口端及时清理不良竞争、风险较大的企业，做好动态监管和及时纠偏工作。发挥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功能，推动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支持市场化整合，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此外，还要加强新技术手段运用，完善金融安全“梯次监管”网络。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完善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健全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和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建立全国性的金融监管平台，完善对各类相关公共数据、准公共数据及相关产品的监管，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面协调联动的动态监管体系，及时扫清风险因素。进一步设立金融科技监管大数据平台，进行智能化数据集成与交叉分析，设立风险早期预警防范机制。

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助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培育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将为“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对外部市场的有效利用，立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内在优势，我国牢牢把握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战略机遇，出口贸易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1979年至2012年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我国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2017年至2021年连续五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我国出口面对的外部需求增速放缓；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出现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的情况，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国家统计局2022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放缓，年均增长率为5.9%。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由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升成为必然，这就需要一方面坚持对内深化改革，抓紧促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培育国际贸易新优势；另一方面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其中，提高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主动参与制定服务贸易规则、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全面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尤为重要，这些也是当前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应有之义。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意味着，要与更多经济体开展贸易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合作，以关税减让、通关便利化、国民待遇等规则推动双边或区域实现贸易的自由畅通和双向投资的便利化，以消除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挖掘经贸合作潜力。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仅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动向和新挑战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自身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构筑起立足周边以及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平台，使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主要路径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需要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这些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我国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以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窗口，依托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及其强大的消费潜能，吸引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和高质量外资充分流入。与此同时，内部创新和学习引进并举，加快培育内部市场新优势，鼓励企业积极向全球价值链顶端攀升，倡导企业间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将传统“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转变为“优进优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提升对外贸易质量中具有重要作用。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求加快建立服务贸易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快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此过程中，拓展服务贸易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贸易发展质量。

三是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海量的数字生产要素会凭借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我国数字贸易中重要的要素禀赋，进而拓展数字贸易的网络范围、丰富交易种类。加快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帮助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占据更多份额、获取更高收益。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会刺激商业模式和商业组织创新，不少业态将会因为数字技术创新或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但同时也会催生出更多的贸易新业态。因此，伴随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大力培育和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中国绿色发展的财税制度建设

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面对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题。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财税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和绿色消费模式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应积极构建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现代财税制度，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我国绿色财税制度的内在要求与主要功能

绿色发展导向是我国财税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与根本遵循。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制度建设需贯彻国家战略和凸显政策导向。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步伐，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经济社会走上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轨道。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税制度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锚定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目标，从事权划分、税种设计、支出安排到预算管理都全面体现绿色化导向，协同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法治手段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财税制度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本手段。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8.1%，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4.1%。美丽中国建设迈出的重大步伐，离不开绿色财税制度的引导和推动。首先，绿色税收制度为绿水青山拉好防护网。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以资源税为重点，以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为辅助，以环保税收优惠为补充的绿色税收制度。多税共治、多策并举，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不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其次，绿色财政支出为绿水青山搭建保护伞。不断加大节能环保领域财政支出力度，包括绿色技术研发补贴和清洁能源设备补助等；创设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健全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和方式的绿色化变革，在推动生态修复治理、资源节约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绿色预算为绿水青山筑牢安全屏障。2007年起，我国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后续又不断增减并调整优化，环保支出科目向独立、稳定、系统、完整方向发展，为政府行使环境事权、履行绿色发展职能提供了财政资金保障。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结合我国绿色发展目标，仍需继续深化绿色财税制度改革，积极突破制约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从继续深化绿色税制体系、绿色财政支出制度和绿色预算制度建设“三点发力”，牵引带动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持续完善绿色税制体系，建立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适时扩围调率是优化绿色税制的关键。环境保护税是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是由排污费“税负平移”而来，存在征税范围较窄、税率水平偏低的特点，环境保护功能未能全面发挥。从加大环境保护税调控功能出发，可以考虑将建筑噪声、挥发性有机物、光学污染等逐步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各项污染物的税率进行结构化调整。加快推进资源税和消费税扩围改革，将森林、草场、滩涂等非矿产资源全面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比如农药、塑料袋、含磷洗剂用品等，并后移征税环节。

实施渐进式碳税改革是完善绿色税制体系的重要内容。降碳减排是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2021年正式启动，碳市场在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覆盖范围上仍有待拓展，在调控效果上也有待提升。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征碳税被提上议程。开征碳税不仅可以弥补碳交易市场不足，使碳排放监管范围扩至小微企业和个人，而且可以调节碳价格预期，引导企业有序降碳。我国应基于国际碳税实践经验，探索构建以碳税与碳排放交易制度并立共存、统筹衔接、协调配合的复合型碳减排机制，稳妥有序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节能降碳增效。

健全绿色财政支出制度，助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明确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健全绿色财政支出制度的前提与基础。为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把生态环保投入放在重要位置予以优先保障和重点投入。实现各级政府绿色发展行为的激励相容，提升绿色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必须明确政府间的绿色权责关系。一方面适当加强中央在跨区域、重点流域和全国性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发挥中央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担辖区内生态环境监测执法、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生态污染防治及生态修复等财政支出事项的责任。最终目标是实现权责清晰与激励相容，全面构建与我国绿色发展要求、目标相匹配的财政关系。

创新和改进财政支出方式是提升绿色财政支出实效的必由路径。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低碳转型，应综合运用专项支出、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投资和政府采购等绿色财政支出方式，协同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持续加大节能环保支出，合理应用于环境监测、污染防治和能源开发等方面，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动态更新绿色采购清单，规范采购环保标准，引导全社会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建立健全横向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精准高效；设立环保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出鼓励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财政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补贴政策的精准性和导向性。

积极探索绿色预算体系，切实保障绿色发展绩效

编制绿色预算标签是强化预算保障和落实环保资金的制度基础。绿色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予以优先保障，是使用预算制度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政策工具。绿色预算标签是绿色预算的常用工具，即通过设立生态建设、降碳减排、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等特定环境目标，根据调查预算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积极、中性和消极影响，判定预算项目是否绿色并对其进行分类标记。嵌入绿色标签，可以明确预算支出安排中用于绿色发展的投入比例，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在环境领域的履约动态，引导公共政策向绿色低碳转型。

开展绿色预算绩效评价是确保财政资金效率和精准性的有效方式。遵循科学性、可衡量性、相关性和动态性等原则，构建项目支出的绿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参与绿色绩效评价。绿色预算绩效评价应遵循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事前评估、事中监管和事后问责相结合，奖惩激励与动态调整相结合原则，实行评价结果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并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多措并举强化约束，加快推进我国绿色发展进程。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部署，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渗透性、复杂多样性、技术密集性等特征。积极适应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产业链布局、产业创新模式、产业组织范式、产业驱动力、产业核心要素等维度发生的深刻变革，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聚焦主体融合、要素融合、产业链互动和产业生态繁荣等，不断促进技术、市场与政策供给的紧密耦合。这既是应对新发展阶段大国竞争的必然之举，也是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经济基本盘、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带动激活国际循环，通过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供应链弹性和韧性，形成满足国际国内多样化需求的强大供给能力，通过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有效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战略支撑。与此同时，还有利于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通过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挑战，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契合我国发展实际，保持战略定力，还要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特点和规律，明确发展目标、任务、重点以及重大规划、重点改革、重要举措，明晰推动工作的重点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需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准确把握行业变革方向、发展大势，围绕难以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约束堵点、卡点和脆弱点，坚持系统观念、区分轻重缓急，制定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专项工作方案，设置联合论证专项机构，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练好内功、站稳脚跟。

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影响效果广、关联因素多，具有先导性、战略性等特征，需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战略引导作用，廓清科技快速发展对产业边界、产业业态、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治理、产业布局的影响，系统有力精准施策，科学处理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中的当前与长远、基础与前沿、自主与开放等方面的关系，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坚持分类指导和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领域广，具有复杂多样性、技术密集性等特征，需要针对行业的不同特征、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和区域禀赋，围绕主要矛盾和重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设计不同领域的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路径，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补短板和锻长板并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不断增强产业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需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生态构建和场景应用、加强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发力。

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确保关键节点的稳定性，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基地，加快建设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生态圈的创新服务支撑平台，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短板领域补链、优势领域延链、新兴领域建链，形成经济循环畅通的战略支点。为此，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优势、平台效应和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利用其产业链生态位优势、话语权与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利益相关方的交互赋能、责任传导并形成紧密耦合发展模式和发展合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共融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中小企业培养专注于细分市场的独创性、加速创新的自主性、适应变化的灵活性以提升参与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能力。构建“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广泛合作”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学研融合发展格局。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形成富有创造活力、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

二是完善生态构建和场景应用。聚焦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高地，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强化产业技术跨域跨界深度融合，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链提质扩量增效。为此，要强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支持各地围绕禀赋优势、着眼未来发展，前瞻布局谋划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重点行业领域的融合集群发展，打造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前沿技术多方向多路径探索和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应用，开辟出新的巨大增长空间，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三是以数字平台建设促进数实融合。聚焦提升基于数据要素的态势感知、需求对接、分析决策能力，确保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数据空间”，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流通，推动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此，要以数字化为基础，依据产业特点、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和融合集群发展需求，集合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行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公共部门等创新力量，构建“针对特定行业、提供多种功能”的细分行业领域“数据空间”，提供共性技术、政策咨询等综合性、集成性、专业性服务，推进资源整合、激发创造活力，实现系统集成、资源互联共享。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保障社会稳定，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协同优势，集聚一切有益力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主动构建全新的产业体系、带动关联产业和企业发展、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以智能化生产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新的产业不断涌现，既有的市场份额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大国之间围绕新兴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水平不断提升，对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种类、成本、效率等方面都提出更高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应把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统筹协调起来，将国有企业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在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为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战略制定、产品开发、技术管理等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爱、引导、支持是我国长期的政策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呈现“56789”的显著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到位，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法治环境，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这为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使他们能够有清晰预期，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新、大胆发展。我们必须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一是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的制度，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二是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享有国家支持发展的政策；三是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两个毫不动摇”是对多年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各自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上，不能简单体现为数量、比例。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有很强创新力、探索力、灵活性的经济形式，需要加以鼓励、支持、引导。虽然在某些领域，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要素使用和市场开发等方面处于竞争关系，但这是一种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关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的有效方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已经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共同构筑了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多种多样的产业生态，具有了向更高阶产业演进的可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融合，在协调发展中补足短板、提升能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现了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的相互流动，显著增强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实力。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发和企业管理上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提升了业务的国际化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总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各自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共同担负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我们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我国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深刻把握重要意义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区域、城乡、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还比较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和自身发展也有着更高的诉求和期待。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和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为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贡献更大力量。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积极推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向创新要动力、要红利。在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中，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释放民营经济的创新动力、发展动能，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同时，在推进高水平开放过程中，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有机衔接，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2022年，民营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0.9%，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这份成绩单说明，民营经济在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力度进程中作用凸显。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可以说，能否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检验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带来更稳定的收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样需要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全面认识独特优势

民营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就业、财政税收等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民营经济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的竞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敢为天下先，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在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民营企业将是重要力量。

第二，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只有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长期的社会稳定与和谐。目前，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民营企业数量众多，对于保障和扩大就业能够发挥独特优势，每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对解决就业问题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第三，民营经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增长极。税收是国家有序稳定组织财政收入并用于公共事业的主要方式。民营经济对加强税收保障能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其对税收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近年来，国家通过推进税收征管改革、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从长远上也有利于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

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千方百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研究、宣传、践行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理论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我们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民营经济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在理论上讲清楚、搞明白，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进一步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引导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通过企业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民营经济遇到一些特殊困难的时期，各级委和政府要充分考虑民营经济特点，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精准直达，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很多民营企业家在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破局创新、造福民生。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培育壮大民营企业家队伍，宣传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遵纪守法、坚守底线，诚信清廉、奋发进取，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创新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落实好国资委印发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工作方案》，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全方位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

同时，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各方力量，强化协作配合，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农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创新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坚持创新，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坚持理论创新，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把握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将所思、所想、所得转化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扎根中国沃土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坚持制度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发动广大员群众，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格局，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坚持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第一产业围绕良种繁育、节水灌溉、土壤改良、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等持续用力，第二产业围绕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绿色食品制造等精准发力，第三产业围绕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智慧物流、乡村特色餐饮等靶向聚力，推动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坚持文化创新，立足本乡村文化特色、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特色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坚持协调发展，突破乡村振兴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