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近期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系统谋划了全面促进消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安排部署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为全面促进消费恢复和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指引。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年来，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我国消费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
居民消费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优化升级。虽然新冠疫情对消费形成冲击，导致居民消费结构短期出现波动，但总体上看，居民消费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优化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恩格尔系数在短暂抬高后重回下降通道，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逐步提高，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44.2%。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在大宗商品消费和文化健康娱乐等服务消费领域，高品质、多样化、多元化消费需求特征都更加明显。
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带动力日益增强。以网络购物、“互联网+服务”、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形式的新型消费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内需扩大的新动能。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4.4%，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占网民整体的80%。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79万亿元，同比增长4%。“互联网+服务”等线上服务消费成为消费恢复性增长的新空间，云旅游、云看展等成为休闲娱乐消费新时尚。新型消费发展带来了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牵引带动了新型基础设施、商贸流通设施网络、智能化升级改造等领域投资快速增长。
国货消费兴起，绿色消费呈普及化发展态势。消费者的国货品牌消费意识明显增强，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和消费增长的协同水平持续提高。绿色消费理念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发展，吃穿住用行等领域分层次、多样性绿色消费需求正在逐步形成。绿色商品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市场销售增长较快，绿色消费下沉特征更趋明显。
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消费高质量增长不仅体现为规模上的扩大，而且更加突出消费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强调具有更高的增长效率。有研究显示，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显著扩大，规模将超过7亿人，这将有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支撑强大国内市场持续发展。
从发展前景看，我国消费市场还将不断成长壮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还将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推动消费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增长，仍面临制约。
一方面，国内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对更好满足消费需求形成制约。近年来，国内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仍有一定差距，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新兴服务和中高端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这些使部分消费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消费。供给体系尚未与需求体系形成高效匹配关系，这既有生产主体创新意识不足、响应需求不及时的原因，也有部分监管规范相对滞后、一些领域准入门槛较高等限制了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消费模式发展的原因，这些都需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方面，消费安全性、及时性、便利性不足，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形成制约。当前，消费品质量标准不完善、国内标准低于国际标准的情况仍然存在，特别是旅游、养老、家政等服务领域的标准体系需加快健全。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市场秩序监管制度等还不完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维权难、难维权等问题在一些领域仍较突出。从生产到消费、供给到需求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存在。这些导致消费的安全性、及时性和便利性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者福利提升。
此外，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前期受疫情影响，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短期走弱。2022年，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意愿总体上在低位徘徊。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各地发放消费券等一系列促消费举措落地，我国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关于2023年春节消费，有数据显示，1月21日至26日，生活服务业日均消费规模同比2019年春节增长66%，显示出消费信心开始回升。但客观地看，消费意愿重新达到较高水平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全面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面向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
一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统筹促进各领域消费提质。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需根据不同领域消费的特点采取差异化措施。对吃穿住用行等传统消费，应以提升品质和促进可持续增长为重点，巩固其主体地位，及时调整优化政策；对文化、旅游、养老育幼、医疗健康、教育、体育和家政等服务消费，要以更好适应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深化改革，促进政策衔接；对新型消费，要以鼓励创新与拓展空间为重点，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促进共享经济发展，培育“互联网+服务”新模式；对绿色低碳消费，要以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场、倡导节约集约绿色生活方式为重点，促进消费可持续发展。
二是提高供给质量，促进消费需求更好实现。有效供给能力的提升是消费需求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需加快补齐产品和服务供给短板，着力提升国内有效供给能力。要加快健全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促进提高供给质量，在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推进实施消费品国内外标准接轨工程等方面切实发力。要积极适应国货消费迅速发展的趋势，深入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支持中国品牌更好发展，加快建设品牌强国。同时进一步健全鼓励发展新产品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有效发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积极作用。
三是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应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为重点，建议对可以依靠市场充分竞争提升供给质量的服务消费领域，取消准入限制。要推进文教科卫体等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激发提供多层次、多样化服务的活力；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点的监管机制，促进新型消费健康可持续发展；着力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强化重点商品和服务领域价格监管；等等。
四是厚植消费发展潜力，健全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持续提升的体制机制。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是增强消费发展后劲的基本保障。要按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持续提升和消费需求持续升级。
实体经济是支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我们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个着力点，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物质技术基础。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实体经济能否稳健发展，关乎一国长治久安和国际竞争力。本国产业结构能否适时优化升级、能否形成若干优势产业、科技含量能否持续提升、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能否增强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等，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实现量的稳步增长和质的显著提升，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力都迈上新台阶。一系列成就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实践证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的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更为激烈的时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们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要实现的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必须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不断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站稳脚跟，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总体上看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制造业大而不强，基础设施综合协同性有待提升，服务业需提质增效，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有待增强，部分领域依然存在“脱实向虚”的苗头。在此背景下，明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做好相应的战略部署与政策调整，十分紧要。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关键是找准发力的主攻方向，以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将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
一是坚持需求导向、质量为先。实体经济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产业体系、结构、布局以及产品品种、数量、品质、价格等，要着力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需求，使产业体系与各类需求相吻合、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产业发展与国内外需求条件相适应。同时，要牢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点，强化标准引领，构建统一的产业标准体系，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构建质量与价格的科学联动和反应机制。
二是不断夯实发展根基。根深才能叶茂。推动实体经济更好发展，强化产业基础至关重要。要加强基础研究、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基础软件、基础零部件、基础架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推动实施重大质量改进和技术改造项目，培育形成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质量新优势，支持重点领域质量攻关，组织攻克一批长期困扰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增强基础设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撑保障能力。
三是着力提升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实体经济更好发展、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重点，构建集高效农业、现代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服务业、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超前部署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要素在中国市场汇聚，让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发挥各自的功能与作用。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需重点处理好两个关系。
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基，为其成长提供基础与广阔市场空间，虚拟经济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两者共生共荣。实体经济需要资金、数据等要素的支撑，需要金融服务、数字技术的赋能，虚拟经济对于活跃实体经济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机结合，就能相得益彰，推动经济增长，否则就有可能使经济失稳失速。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历史教训反复提醒我们，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无序发展等将严重损害实体经济。但世界经济发展史同样表明，一国现代化进程中，虚拟经济发展不足也会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国家发展进程合理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与“序”，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的机制。
处理好传统动力与新兴动力的关系。我国实体经济具有多种业态、多种经营主体，规模庞大，需要因时因业因企因地制宜。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实体经济发展必须将创新作为应对挑战的必要准备，作为满足需求、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作为提升质量、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的务实抓手，使创新成为“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关键举措，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兴动力。
也要看到，在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与解决大量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重要途径，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仍是巩固我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推动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又要逐步实现从低科技含量向高科技含量、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转变。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民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要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中央的一贯方针。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成长给予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2016年3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围绕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二十大报告着眼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3月，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指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新征程上，要发挥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着力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从当前形势看，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总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不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大。增信心重在优环境。因此，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要积极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
引导民营企业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指出：“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要素驱动、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瓶颈，这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变革创新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之源，也是民营企业持续迸发灵性和活力的关键。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创造，民营企业要吸收各种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还要努力做创新主体，全面加强原始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也是提升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活力的关键力量。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民间投资增长仍存在一定制约因素，长期影响民间投资增长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弘扬诚信守法的企业家精神。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企业家要同方方面面打交道，调动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没有诚信寸步难行。民营企业家要讲正气、走正道，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近年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投身各类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发生重大灾情的时候，广大民营企业家都以切实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和良好示范，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新时代新征程，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新征程波澜壮阔，民营经济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真情实意回馈社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
对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含义，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看法较为一致，认为主要是指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农业、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而深度融合的含义，主要是指产业数字化从点线面向全生态、全产业链渗透和扩散，或者说，由少数大中型实体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向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大多数实体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发展。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本质是：应用新一代数字科技，以价值释放为核心、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促进数字产业提高发展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数字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产业是依靠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形成的经济活动，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的特点，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和支撑。根据《“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规模达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为19.1%，占GDP比重为7.3%，远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同时，我国数字产业仍面临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第二，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发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等作用。首先是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数字技术正在重组全球要素、重塑产业形态，成为引领第四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目前，新一代数字技术处于创新裂变释放阶段，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已较为成熟，量子通信、未来网络等技术正从纸面走向实践。数字技术通过提供高端工具和技术、提高信息处理准确性、激发创新行为或动力等路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的广泛应用，创造了多种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引发了多领域、多层次和系统性的变革。其次是数据要素在实体经济中的流通。数字化时代，经过标准化的数据可转化为知识和资源，不仅成为与资本、劳动、技术等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增加了要素种类、提升了生产效率，还改变了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促进要素之间关系更为密切和协调，提高了生产效率。最后是数字平台发挥载体和中介作用。平台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中扮演中介角色。平台通过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技术共享和培育产业等功能，使技术、人力、资本和数据等要素全面联通和优化配置，促进服务链、技术链、数据链和资金链上下游更加协同，促进产业关联、产业链延伸，催生新业态，加快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
第三，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数字经济只有通过实体经济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在数字经济两大部分中，数字产业化受制于发展空间，规模和比例的扩大相对缓慢，而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业数字化则具有巨大的拓展深度和空间。数字经济发展的更大作用在于深入到实体经济中，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比如，数据是数字经济中的核心要素，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但数据的价值来源于实体经济，也要作用于实体经济。有价值的数据引领实体经济中物资、技术、资金和人才的配置，通过驱动社会生产要素的集约化、网络化、共享化、协作化和高效化，改变产业分工合作的发展模式，推动生产方式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同样，数字技术的价值也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应用和检验。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技术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只有应用于实体经济才能产生最大价值，并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中彰显功能和作用。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看，还是从短期和长期发展看，都具有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
有利于做强做大实体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在于推进实体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激发实体企业创新活力和动力，加快实体经济转型步伐。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加快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是促进实体企业稳定发展、继续做强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向，也是推动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从三个方面支持高质量发展。一是增强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动力。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改造，本质上是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深入应用，将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产生可持续的增长效应。二是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全面推进，为数字产业化提供新的市场空间，带动数字产业快速发展，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同时，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相结合，将催生一批以数字技术为引领和支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一批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绿色环保为代表的新产业增长引擎，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加快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三是支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产业数字化改造的进程，不仅改进产业技术水平，增加了产品技术含量，而且提高企业发展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了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将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也有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支持扩大内需、培养新增长点、稳定经济增速具有重要作用。从促进消费看，产业数字化改造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增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方式和服务种类，扩大了消费意愿，节省了消费时间，可以激发潜在需求，拉动消费增长。从促进投资看，产业数字化改造既拉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又拉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还拉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扩大投资需求具有多维作用。同时，产业数字化改造改变了很多实体产业的运行性质和特点，降低了远距离贸易的成本，带动新型贸易方式发展，对国内外贸易增长也有很大推动作用。
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推动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引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关键环节。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激发自主创新活力和动力。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各类创新主体协同机制，实施多领域、多部门、多形式联合攻关。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适当向数字核心技术领域倾斜，强化原始数字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推进重点基础领域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金融支持，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
二是加快培育数字化人才。加快培养造就大批高水平数字化人才，注重激励各类人才在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数字化人才的培育，既要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又要发挥用人主体的主导作用；既要注重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培育机制，又要发挥第三方的认定、咨询和培训作用；既要走好本土人才自主培育之路，又要创造条件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既要为人才松绑，做到人才为本，信任善待包容人才，又要落实好主体责任。
三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体制机制环境。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导向，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围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化数据要素领域改革和开放，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规则，健全数据产权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规范和促进数据市场发展；深化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采取积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
四是加强产业政策导向作用。数字经济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更是各国必争的高地。为此，各国均在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并不断加大力度，产业政策范围既包括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也包括支持产业数字化改造。我国从2015年以来实施了推动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改造的产业政策，目前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加强理论研究，评估政策力度，并根据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政策的范围、内容和重点，更加注重采用适度而有效的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政策的功能性和普惠性。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大背景下，加速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形成创新能力强、完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经济体系中，产业体系是基础和核心，着重发挥创造供给、满足需求的生产制造和促进流通的关键作用。产业体系作为经济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从结构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产业、产业链和供应链，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产业集群，从要素角度则包括技术、资本、人力以及其他各种基础条件。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基础之上，由现代化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成的经济体系。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具有核心和主体地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具备两方面突出特性：一是创新驱动发展特性，体现为技术创新能力强、高技术要素和产业占比高、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等，这也是产业体系能否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协调发展特性，体现为产业之间和要素之间协调匹配，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能够实现协同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把握住创新引领、协调发展这两方面特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依靠创新驱动实体经济提升供给质量，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形成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化产业基础能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从经济循环角度看，产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动力和基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国民经济循环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都畅通无阻，需要各个产业有序链接、高效匹配，需要实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各个产业和要素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要求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制造业总量世界第一的发展中大国，产业体系比较完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产业体系还存在结构性供需失衡、质量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全球价值链仍处于中低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安全面临挑战等突出问题。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促使全球产业链重构、战略性资源产品国际供给波动巨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摩擦和壁垒增多、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产业体系发展更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针对突出问题，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循环畅通、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关键，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
经济学和管理学通常采用价值链来描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众多产品或服务都是基于全球分布的企业生产的，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链描述的则是与价值链对应的、按照价值链逻辑分布的各企业或实体之间的上、中、下游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当今的全球经济竞争已不仅是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步入产业链竞争时代，构成一个国家产业安全威胁的主要是全球产业链的“断链”或者“卡链”风险。确保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产业链不被“卡链”“断链”，受到外部冲击时能够抵御或者能够迅速恢复，这种能力就是产业链的韧性。要保证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产业链必须具有很强的韧性。
从价值链和产业链角度看，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整体附加值还较低，产业链总体上处于中低端地位，我国产业总体上大而不强，存在众多“核心能力短板”和“基础能力短板”，存在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从产业安全角度看，这些“能力短板”会转化为我国产业链上的“韧性短板”。弥补这些“韧性短板”，提高我国产业链韧性，成为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提高我国产业链韧性可以从要素、企业、产业和生态四个层面入手。
一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可控，最重要的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需要围绕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薄弱环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实现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新材料、重大装备核心技术的率先突破，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高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政策方面，一方面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对颠覆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共性基础技术研发，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
二是加快培育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控制企业，提高我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掌控能力。企业是产业链韧性的主体力量，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培育出一批能够主导产业链的世界一流企业，更需要培育大量能够掌控产业链关键节点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项冠军”企业。这要求我们积极推进领航企业培育工程，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重要基础工艺、共性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技术攻关，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加快“补短板”“锻长板”。
三是制定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链的强链补链稳链。支持产业形成多元化的产业链接关系和多元化合作网络，形成原料采购多元化、技术供给多元化、运输渠道多元化的产业链条，提高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的备份能力；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攻关，提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调配套能力，降低全链条的交易成本，强化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协调发展，提高产业链的数字化技术链接水平；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部署，推动“四链”深度融合。
四是持续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形成提高产业链韧性的良好生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科技成果顺畅转移转化的制度性障碍，持续完善创新生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促进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建立针对产业链的分析框架和常态化信息收集处理机制，及时准确分析产业链变化情况。
产业融合化、集群化是当今世界产业现代化的两大发展趋势，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产业组织形态变化的两方面突出特征和两类新模式。产业融合化发展是不同产业、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重组的融合发展过程，技术变革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是产业融合的重要驱动力，产业融合过程会促进价值链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从而提高产业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产生大量新产业功能、新产业形态、新产业组织方式以及新商业模式，极大提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生产一定种类产品的关联企业和机构的集聚协同发展，集群化发展具有要素集聚协同性强、知识传导外溢性强、创新能力强、主体互动便利等特性，有利于更好地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规模化发展等集聚效应。
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本身也可以关联叠加，形成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适应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产业尤其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集群发展。无论是从产业安全视角，还是从产业竞争力提升视角，推进产业融合集群化发展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
从产业融合化发展看，我国建设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着重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定要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加快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从而实现制造业向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优化升级，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推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可以激发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包括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或协同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等。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到2021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逐年提高，其占GDP的比重也逐年提升，从2017年的15.7%提高到2021年的17.25%，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多是推进服务型制造或者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创新的成果。
产业融合化发展不仅指国内产业之间的融合，从产业区域布局看还包括国内外的产业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也是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无论从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看，还是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看，都需要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内外产业的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以产业为载体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国内国际两种生产要素资源。只有通过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我国才可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不断增强国际经济合作和产业竞争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产业体系竞争力。
从产业集群化发展看，虽然我国已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但我国产业在集群化发展方面无论是集群数量还是发展质量都还不够，许多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产业生态，还缺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还十分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大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也亟待培育。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分急迫的任务。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看，一方面应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到2025年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十四五”规划目标，构建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支柱，为不断拓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新路径；另一方面应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在类脑科学、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探索有利于前沿技术孵化、多元化资金投入、早期市场培育的体制机制，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孵化一批未来技术，抢占产业变革制高点，为形成未来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提高未来的现代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是在分析总结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奋斗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落实落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断丰富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发展意义的理解。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领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切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当经济发展中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转向质的提升，否则发展将陷入停滞甚至出现衰退。有资料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世界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这些取得成功的经济体，都经历了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的过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也必须顺应并遵循这一规律。只有坚决摒弃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切实把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质量和效益提升上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发展中突出问题的现实路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制定路线、谋划发展的出发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需求清单”不断扩容拉长，并从单一化、同质化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变，从满足“有没有”向追求“好不好”跃升。同时，我国发展也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经济循环不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只有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强国奋斗目标的战略选择。谋划和推动发展，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其内涵在不断丰富和拓展。总的来看，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能够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全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在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领导。中国发展的巨轮体量越大，面对的风浪越高，越要发挥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同时，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高质量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破解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面对来自外部不断升级的打压遏制，要特别注重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安全可靠的发展。安全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的大背景下，需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确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等关系，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安全稳定贯穿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提高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提升发展的安全保障水平。
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按照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从多个方面精准发力，坚决完成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在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体系建设上下功夫。经济体制是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体系是发展的关键依托。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上下功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能力。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在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下功夫。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要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端要素，以高质量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数字经济作为极具创新活力的经济形态，迫切需要发挥放大叠加倍增的创新效应，加快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新动能。
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意义重大。首先，加快“数实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打造数字化生产力、推进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全面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实体经济领域，有利于通过数据赋能、创新驱动、技术变革加快实现生产工艺革新、生产效率提升、生产协同优化，并不断孵化出新业态、新产业、新动能，全方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我国千行百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加快“数实融合”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必要之举。加快“数实融合”有利于以数字技术为抓手，重组经济要素资源、重塑传统产业结构，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而言，加快“数实融合”可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拓展产品营销范围，为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带来全新的思维和理念，为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提供转型升级、化危为机的新机遇，对正处于下行压力的实体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推动效应。
再次，加快“数实融合”是加快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实体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主导力量。加快“数实融合”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普惠作用，提升人民群众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加快推进数字城乡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共创共享共赢的特点，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数字化转型动力。
加快“数实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融合发展不充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数实融合”在深度与广度上还不充分，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还存在着思维理念、资金投入、转型路径等现实制约，一些企业面临“不转型等死、转型是找死”的两难局面。传统企业对于数字技术应用、数据资源开发的程度也不足，尚未形成数字化渗透生产工艺的底层逻辑思维架构，难以实现数字化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
二是融合发展不均衡。二者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我国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省份以及同一省份城乡之间均存在较大差距。欠发达地区高速宽带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速度较为滞后，无法满足本地区“数实融合”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三大产业中的渗透率存在明显差距。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渗透率分别为10%、22%、43%，农业和工业在“数实融合”发展中的质量和速度均大幅落后于服务业，“数实融合”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推进“数实融合”的重要基础。现阶段，我国AI、大数据分析、量子通信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发展和突破，但是在高端芯片、工控系统、EDA软件、精密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水平和国产化率亟待进一步提升。
四是融合发展的安全基石待强化。当前，企业与个人对于网络的依赖度不断加深，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一些涉及企业与个人的机密数据、隐私数据存在着被泄露和滥用的风险。同时，一些数据基础设施存在设置“后门”的可能性，极大影响着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此外，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产业与业务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但数据产权的不确定、主体责任划分的不清晰，导致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数据侵权、违法抄袭、利益划分不均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二者的深度融合。
加快“数实融合”深度发展。面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所遇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快在政策、产业、人才、安全等领域的布局，以保证“数实融合”发展有章可循。
关于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是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对我们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加快经济恢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使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得到根本性缓解，扩大内需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提升内需占GDP的比重，是抵御外部动荡、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经济体作用的必然路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改变内需占比尤其是消费占比不够高的格局，通过持续扩大消费率，为全面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消费需求在我国内需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但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80%左右和印度、越南等主要新兴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依然偏低。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通过持续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能够真正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赢得主动。
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也是破解各种深层次问题的关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发展阶段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问题，传统的数量型增长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传统的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宏观政策难以解决大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因此，全面启动供给侧的调整和改革成为关键之举。解决当前存在的增长质量不高、动力不足、结构不优等深层次问题，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当前和今后很多经济工作都需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有机结合，只有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寻找到既能够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扩大当期需求的结合点。一方面，中国经济必须从短期和中期视角同时实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化解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正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必须“要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既要做好当前工作，又要为今后发展做好衔接”。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潜力和全球核心竞争力，改革的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循环，创造良好的循环体系，有利于扩大总需求，提高各种扩大内需政策的效率，并在中长期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则通过稳定市场预期和宏观环境，为供给体系的质量提升和效率改善提供运行基础，从而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实现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范围、实施周期、实施目标及实施主体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扩大内需更多强调宏观、短期和需求端，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强调微观、中期和供给端，前者大部分依赖于宏观调控政策，后者更多采取改革的方法，两个方面举措所达成的效果往往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们要解决新征程上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在实践操作领域不能仅强调供给端或仅强调需求端，在政策举措上也必须超越传统的需求管理或供给调整，要求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政策端与制度端同步发力。首先，既要通过扩大内需持续对冲外需下滑带来的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更要通过全面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面加速技术创新力度，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全面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这就需要需求侧与供给侧、短期波动管理和中期增长战略相互配合。其次，新征程面临的大量复杂问题，都超越了传统的供给与需求、短期与中期的二分体系，需要综合施策，从深层次改革的角度为提高扩大内需的效率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好的制度基础，需要寻找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同基点。例如，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和深化是国内循环高效运行的基础，而国内大市场的建设既需要改革的持续推进，也需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进一步做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发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再比如，要实现内需的扩大，宏观调控不仅要在策略上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更需要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宏观治理体系，改善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主体的激励机制。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但二者各自实施的环节、落实的工具以及实施的主体都存在很多差异，统筹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从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基本手段和基本动力，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方向，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落脚点。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是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我们进行扩大内需战略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指向。扩大内需的核心落脚点是宏观经济稳定，是通过内需的扩大对冲外部需求的下滑，通过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来强化国内循环的实力，进而提高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核心内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进行深层次调整以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通过改革，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着力提高微观主体的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推动金融和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等深层次关系的进一步优化，其落脚点依然要归结到高质量发展上，归结到有利于新发展格局的顺利构建上。
其次，以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稳步实施。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基本准绳，才能很好把握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从供需两端同步发力解决国内大循环存在的各种断点和堵点，在供需平衡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中实现国内循环的动态高效运转；另一方面必须在不断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在制度型开放与结构性改革、外需与内需等领域寻找到新的平衡，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科学兼顾发展和安全。
第三，坚持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在落实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风险，确保供应链产业链在极端状况仍然能够高效自主运转，其次是必须把握“进”的技巧，在把握好时度效的基础上，坚定推进结构性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在优化环境、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进展。在坚持稳中求进方法论的同时，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还需要坚持系统观念、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和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等工作策略。
如何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二十大报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进行了全面部署，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在阐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权”这个主题时，对如何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科学部署。必须抓住主要任务和任务的核心关键，在实践中有序推进各项战略任务的实施和落地。
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规划了“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支撑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等三大重点任务，部署了27个方面扩大内需的工作任务。这些任务如果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来看，集中体现为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落脚点和核心目标。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补齐短板，特别是补齐基础软件、核心硬件、基础原材料等突出短板，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巩固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加大科技、人才以及创新的一体化建设。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
着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产业政策全面协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有序衔接，通过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通过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当前，经济运行边际改善趋势明显，供需主要指标呈现加速恢复态势，有利于经济企稳向好的条件不断增加。要抓住经济加速恢复的宝贵窗口期，科学精准施策，形成政策合力，加力巩固经济企稳向上良好势头。
今年是全面贯彻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对于提振预期、凝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经济运行边际改善趋势明显，供需主要指标呈现加速恢复态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继续成长，有利于经济企稳向好的条件不断增加。要抓住经济加速恢复的宝贵窗口期，科学精准施策，形成政策合力，加力巩固经济企稳向上良好势头。
政策之要，在于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连续性好、针对性强的政策组合，有助于经营主体保持经营决策的稳定，从而有效避免波动性。前期为应对不确定性因素冲击出台的政策，尤其是税费优惠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完善，统筹处理好延续与优化的关系。同时，需持之以恒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经济发展方方面面，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政策的稳，还应更加注重政策协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等，既要聚焦重点，也要加强相互之间的配合，更好发挥政策的“乘数效应”。
以政策之稳，助力经济企稳向好，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破解一些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在解决难题中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当前，外部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多目标前提下的最优方案。从消费看，在稳定大宗消费的同时，要多措并举、细化举措，加快恢复餐饮、住宿、零售、文化、旅游、客运等生活服务消费。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为扩大县乡消费创造良好条件。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把扩大消费同改善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引导各地优化、简化消费券使用流程，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从投资看，关键是在“有效”两个字上下功夫。要厘清扩大有效投资的方向和重点，提高各类资金投入产出效率，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带动相关产业上下游投资。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巩固经济企稳回升良好势头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目标，但是短期的进展和务实推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基础性作用。从本质上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产业层面协调一致，各类要素在空间上实现优化配置，满足生产需要、生活需求的完备生产服务系统。要从产业融合、要素协同方面发力，扎扎实实把各项分解任务落实好。制造业是重要的产业门类，也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压舱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利当前，更利长远，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力点。具体到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领域，要着力稳链、强链、补链，通过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等具体举措，构筑有利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优势。
促进经济企稳向好，一定是量与质的辩证统一。夯实各类配套基础条件，是实现质、量同步提升的关键。一是要提振预期和信心。发展信心直接影响政策效果，要把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导向转化为具体举措，强化政策保障。二是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深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确保外资规模稳定、结构优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高品质投资促进服务提升竞争力。三是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具体到经济运行领域，就是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及时消除隐患。加快构建有助于风险预警识别、快速处置的长效机制。四是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当前是推进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要不失时机引导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激活内生动力。把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创新投入、设备更新改造、数字技术赋能等，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提高发展质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回望新时代10年，我们始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采取改革的办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扩大有效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确保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增强了国内外各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点，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切实打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春节是传统消费旺季，也是信息消费集中释放的时期。随着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全面落地，人们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需求集中释放，由此带来信息消费蓬勃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5G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3%，5G正在加速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拉动新型信息消费的重要方式，也创造了更加丰富的消费产品以及更加便捷的消费体验。
信息消费、数字消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长迅速、创新活跃、辐射广泛的消费领域之一，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信息消费加速进入发展新阶段，已成为引领消费的重要引擎以及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我国正在加快5G网络规模化部署，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5G结合各行各业所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将促进供需对接更加精准，加速线上线下消费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定制化的商品和服务。未来，要充分发挥我国5G产业链的体系化领先优势，推动城乡新型基础设施提速升级，加快信息终端普及和升级，以科技赋能引领信息产品和服务迭代创新，加速数字消费场景落地，最大程度释放信息消费潜力，将5G转化为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动能。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六个更好统筹”，在学习贯彻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这为我国有效应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严峻复杂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六个更好统筹”是内在统一、相互关联、互为促进的策略方法体系，是经济思想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具体实践，充分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广西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理解“六个更好统筹”的精髓要义，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关于系统谋划、统筹兼顾的重要方法论，与深入学习贯彻在学习贯彻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与深入贯彻落实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考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与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目标任务紧密结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地落细落实，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于抓落实。广西将自觉把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嵌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来总体思考、系统谋划，旗帜鲜明倡导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以干部敢为推动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扎实推动全区经济实现整体好转、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一步一个脚印把为广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让新时代壮美广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
2020年6月亲自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审定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并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三年行动是贯彻落实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的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近年来和国家着力推动的标志性重大工作。三年来，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国有企业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要求，扎实推进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完成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主要目标任务，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推动国资国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折性变化。
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加强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集团公司及其重要子企业已全面制定并落实委（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更加清晰，推动委（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董事会建设制度体系，全国各层级3.8万户国有企业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实现外部董事占多数的比例达99.9%，董事会职权分层分类落实，董事会运作逐步规范高效，更好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作用。中央企业子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制度的户数占比均超过97%，普遍健全授权后的定期跟踪、评估调整机制，有效保障了经理层依法履行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职责。在完成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公司制改制基础上，中央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管理的1.5万户、地方政府管理的15万户国有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改制，国有企业有限责任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广更深落实落细，推动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成为治理效能，成功探索形成了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
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一批重大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成功实施，先后完成中国电科与中国普天、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鞍钢与本钢等4组7家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新组建和接收中国星网、中国稀土集团等8家中央企业，推动电力、检验检测、医疗等领域30余个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项目，全国省属国有企业116组347家实施重组，开展专业化整合2150次。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营业收入占比超70%，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有效巩固。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步伐加快，先后分两批遴选16家“链长”企业，主动在重要行业、关键领域进行布局，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三年来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投资增速超过20%，营业收入占比达到35%以上。推进瘦身健体、突出主责主业成效显著，“两非”（非主业、非优势）、“两资”（低效、无效资产）清退既定任务基本完成，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资产3066.5亿元，增值234.1亿元，中央企业从事主业的户数占比达到93%。全面完成“僵尸企业”处置和特困企业治理，“压减”工作大力推进，中央企业存量法人户数压减44%，管理层级大多数控制在四级（含）以内。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扫尾，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1500万户“三供一业”分离，1900个教育机构、2525个医疗机构深化改革，173.2万名厂办大集体职工安置和2027万名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完成比例均达到99.6%以上，历史性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社企不分的难题，为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创造了更好条件。通过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国有企业战略支撑作用有效发挥，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激励政策“能给尽给、应给尽给”，实施科技研发投入在业绩考核中全部视同利润加回、重点核心研发团队工资总额单列等政策，加大对国企科技创新支持，全面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潜能有效激发。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经费超1万亿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5.6%。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遴选首批29户“重点支持类”原创技术策源地企业先行先试，推动中央企业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实施“央企攻坚工程”一期并圆满收官，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科改示范行动”成效显著，与2019年相比，2021年209户“科改示范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了6.5个百分点，新增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增长了69.5%，2022年“科改示范企业”扩围至440户。三年行动期间，国有企业在航天、深海、能源、交通、国防军工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一系列“上天入地”的国之重器彰显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力军地位，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重要支撑。
坚持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将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作为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在各级国有企业全面推行，与2020年底相比，开展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各级子企业比例从23%左右提升至99.6%以上，覆盖全国超8万户企业、22万人，形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新型经营责任制。市场化用工机制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新进员工公开招聘比例由2020年底的88.9%、87.6%均提升到99.9%以上，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比例分别由2.5%、1.9%提升到5.7%、4.5%，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比例分别提升至57%、56.3%。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持续优化，灵活运用股权、分红、跟投等多种中长期激励工具，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子企业中已开展中长期激励的比例分别达到94%、88.8%，惠及超49万名国企骨干员工。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深度转换，7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有外部投资者派出的董事，2020年以来累计推动92户国有股权超过50%的上市公司引入持股比例5%以上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85.7%的重要领域混改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6%，其中45.7%的试点企业引资后净利润率提升超过2个百分点。“双百行动”打造了一批改革先锋，2021年400余户“双百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27.15万元/人。上海、深圳、沈阳、杭州、武汉、西安开展“区域性综改试验”，形成了一批国资国企区域综合改革发展典型。通过实施三年行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广泛建立，推动广大国有企业形成了多劳多得、争先创优、有为才有位的浓厚竞争氛围，许多传统老国企焕发了新气象，一大批活力迸发、动力充足的现代新型国企正在形成。
在坚持和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上持续探索创新，推进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加快形成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国资监管新模式。国资监管职能体系更加完善，强化各级国资委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专司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和负责国有企业的建设“三位一体”职能配置。国资监管效能切实增强，建立“一利五率”（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资产负债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统筹稳增长、抓改革、强创新、促发展、防风险等多重监管目标，强化全方位全过程体系化监管。公益性业务分类核算、分类考核在中央企业试行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深化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组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国家管网集团，电力油气体制改革取得新成果。中央企业5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2家资本运营公司在支持国资国企重大改革落地、促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资监管大格局加快构建，建立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机构联动工作机制，建成全国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省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提升至99%。五年来中央企业没有发生一起债券违约事件，一批高负债企业负债率回归合理水平，一批高风险业务得到有效清理，国资监管效能和防风险能力有效提升。实践证明，我国国资监管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的全面领导体制、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落实“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要求，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形成一套具有鲜明国企改革特点的抓落实工作机制。实施军令状制度，落实各部门、各地区、各国有企业第一责任人制度，做到“军中无戏言”，各地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靠前指挥，推动三年行动各项举措精准落地。坚持系统化推进，按照“一个抓手、四个切口”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各改革主体之间、政策措施之间、改革成效之间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建立清单化举措，细化制定改革任务台账，各有关部门、地方、中央企业分别形成337项、3266项、13258项任务举措，成为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的重要抓手。实行穿透式操作，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进会，“一月一主题”召开17次专题推进会（月例会），通报进展、推广经验、专题部署重点难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直达二三级子企业，一次视频会最多覆盖2000多个分会场30000余人参加，实现“一竿子插到底”。开展定量化督办，建立在线督办系统，首次实现对中央企业126个指标、地方113个指标的定量化采集和监测。对改革进度慢、效果差的43户中央企业和15个地方印发督办函，对15户中央企业和9个地方开展三年行动专项督查，对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等重点改革任务开展随机抽查，量化开展三年行动中央企业考核和地方国企评估。注重典型性推广，通过“学先进、抓落实、促改革”行动、月度例会发言交流、三年行动简报等多种形式搭建改革经验交流平台，在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改革典型和成效，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是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其突出特点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落实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坚持的领导、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入推进激励、责任、竞争、创新等基础性制度建设，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参照国际经验，既注重顶层设计又鼓励基层创新，既以钉钉子精神行动又润物细无声，推动一系列重大举措平稳落地见效，力求制度健全、行动到位、效果显著。三年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较2020年分别增长18.7%、26.3%，2022年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三年行动之初增长32.5%。三年行动有力推动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功能作用提升，更好发挥国有企业战略支撑作用，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生产经营经受多重考验的严峻形势下，国有企业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应对通胀稳定物价、保障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国有企业干部职工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对近80万名国资国企职工开展的不记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调查对象认同三年行动提升了干部职工的改革意识、创新理念、精神面貌和干事创业热情。
国企改革永远在路上。虽然三年行动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贯彻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迈向新征程，深化国企改革要着力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巩固已有改革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长效化制度化，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着力增强核心功能，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更高质量效益和更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加快建设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作出更大贡献。
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不仅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数字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应推动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打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生态，为数字经济筑牢安全屏障。
随着数据跃升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安全成为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内涵和保护对象不断延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共筑数字经济发展的“护城河”，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业态。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不仅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数字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
组建国家数据局将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速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强化数据安全作为数字中国建设核心底座的地位。在顶层政策规划和旺盛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正迎来发展黄金时期。
从需求方来看，我国的网络和数据安全市场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政府和企业对于网络安全建设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当前，我国政企客户网络安全建设预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比如，2023年美国非国防联邦机构的网络安全预算占IT预算比例达16.57%，而我国政企机构的网络安全投资占比仅3%左右。痛点就是商机所在。当前，政企客户的需求处在从买产品向买体系化服务的过渡期，这对安全产业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机遇。
从供给方来看，我国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处于蓄势待发的起跑阶段。目前，该产业形成了设备、软件和服务三大细分市场和参与者众多的竞争格局。未来，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布局有两大领域将充满商机：一是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慧医疗、智能家居、元宇宙等新赛道，安全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迅速成长。二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安全防护边界不断扩大，“零信任”、云安全、检测与响应等热点技术和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安全方案成为企业研发重点，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网络安全服务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大型设备和软件厂商将快速崛起。
从政策方来看，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和数据安全，出台了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颁布了促进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主要将在4个方面发力：一是国家对产业规模设定了预期性指标，地方政府提出了相应的规划。二是全面加强数据安全产业体系和能力，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是深度分析工业、电信、交通、金融、卫生健康、知识产权等领域数据安全需求，着力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攻关一批数据安全重点技术和重点产品。四是促进产业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标准化。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更多依靠市场化手段来解决。那么，如何推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引导投资瞄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卡脖子”技术攻关，重点针对金融、电力、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不同场景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打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生态。支持建立传统生产制造企业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机制，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壮大数据安全服务、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和推广技术产品应用。企业要将内生安全理念融入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之中，把安全能力内置到业务系统中。
为数字经济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大幅提高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网络安全投入比重，加快数据交易所、数据集成商、数据经纪商、数据合规认证商、数据资产评估商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康发展，推动数据安全产业领域的经营主体和应用场景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数据安全产业供给能力。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的二十大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贯彻落实。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是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和阶段、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历程以及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判断。
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总之，只有经济总量继续增长和发展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社会事业发展、文化事业繁荣、生态环境美好、国际地位提升、安全能力增强等各方面建设的物质条件才能不断得到充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有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执行中央战略决策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坚持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推进。
习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从根本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对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面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近年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思想共识不断凝聚、工作基础不断夯实、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还任重道远。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我们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牢牢把握工作着力点。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发挥科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作用；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稳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带动能力；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保障。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征程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点，围绕着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方面，系统有力精准施策，确保取得实效。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现代财政金融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重点在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就要推进耕地保护建设全方位加强，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全领域突破，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全过程转型，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全环节覆盖，推进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推进农业对外合作全方位展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体系；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发展优势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基于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广大企业指明了勇毅前行的方向和目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往往集中体现在经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上，只有拥有一批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才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我国不少企业已具有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特质，要从产品质量、品牌建设、创新能力、治理机制等方面探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有效途径，打造一批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世界一流企业是一个动态性、复合性兼具的概念。所谓世界一流企业，是指拥有极强的规模实力、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备全球领先的产品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品牌影响力、管理机制、人才队伍和企业文化，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所在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影响力，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处于第一方阵的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对于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经济发展质量高低与企业的发展质量密切相关，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是一个国家最亮的经济“名片”，更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也是我国企业适应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战略目标。致力于世界一流企业的培育，能够促使企业聚焦主业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关键业务的重组整合，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在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利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石。我国在芯片、操作系统、高端装备、生物育种等方面要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需要长周期、大资本的持续投入，需要有遵循市场规律、服务国家战略、潜心基础研究的一流企业来发挥创新主体作用，需要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产业转化的产学研用创新链条。这就要求集中优势资源、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以之为领头雁形成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战略经济力量。充分激发我国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促使我国企业聚焦产业发展关键瓶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利于推动关键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世界一流企业必然具有灵活高效的运营机制。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助于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充分释放企业活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效率和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度，让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同时，可以引领并改善经营主体竞争秩序，改变供给结构不能有效对接需求结构、供给难以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的状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而持续挖掘企业迈向全球第一方阵的潜力。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利于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我国企业在变局中抓住发展先机，提升企业适应最新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能力，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我国企业开放发展，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更大范围内释放出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助于利用全球价值链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在更高能级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必将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全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总体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这为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企业要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为战略引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持做强做优做大相结合，面向全球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全方位探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中国路径。
以深化改革持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牵引，系统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市场化薪酬体系、国资监管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制等各项改革，加强国企改革的系统集成。逐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综合行动转变，从浅层次“混”向深层次“改”转变，实现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优势互补，激活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国资国企独特制度优势，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以补短板扬优势厚植民营企业发展动力。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从根本上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预期不稳、要素获取难度高、市场准入门槛不统一等突出问题，引导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坚持探索创新，持续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民营企业。
以补链强链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世界一流企业必然要求一流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创新能力。以实体经济企业为重点，前瞻性培育我国企业引领未来科技变革方向、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要素，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创新技术场景应用，积极填补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企业融通创新，全面提升创新链产业链水平。加快推进优势产业和重点企业的价值链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加大培育全球价值链“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力度。
以卓越的公司治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大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对标对表力度，从战略决策、资源配置、内部管控、品牌价值、创新能力、国际化程度等维度与世界一流企业进行对标。通过对标找差距补短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全方位提升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传承，加强优秀企业家培育，确保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诚实守约、履行责任、勇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在各类企业得到弘扬。
以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品牌美誉度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引导我国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多措并举提升海外市场份额，提升与国际市场的对接融合度，形成更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着力塑造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载体，打造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新名片，下大力气塑造和维护好一批植根中国、誉满全球的知名企业品牌，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企业良好形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大背景下，必须着力破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痛点堵点难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产业发展的内生性、稳定性和自主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的经济体，无一例外会拥有一个庞大且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为产业发展本身的质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而且体现为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协同配套、融合联动，以及产业体系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支撑。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高度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这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径。我们推动经济发展，既要重视实现量的增长，又要注重解决质的问题。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必须从过去主要看经济增长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多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通过比较充分的就业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等为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这是提高我国综合实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必然选择。从一定意义上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源于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当前，全球价值链加快调整和重构，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哪个国家具备更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哪个国家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就能更好地集聚和整合全球优势资源要素。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我们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和挖掘内需市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增强国内市场的容量、能力和需求，同时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效手段。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外源性挑战和内源性挑战叠加出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保障粮食、能源、资源供应，提高科技水平，同时引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这既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要求。可以说，自主可控是前提，安全可靠是根本，竞争力强是关键。
自主可控，是指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掌握在本国企业手中，或者，虽然由国外提供，但分散到不同区域、国家和企业，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导致某个渠道无法继续供应，能够实现迅速由其他渠道代替。当前，大国博弈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既要提升通过国内循环实现国民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能力，又要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主动布局能力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控制能力。
安全可靠，是指产业链供应链在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等重点产业领域充分布局，实现保障有力，能够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时确保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在这方面，既要考量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尤其是在重点产业领域要有合理规模的布局，又要考量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主要是看各产业门类内部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先进程度，特别是重点产业领域要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或服务。
竞争力强，是指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能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具有较强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竞争力强是产业能够为国家积累财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这些都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必须不断优化产品、服务供给的质量和结构，提升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既要看市场占有率，产品或服务占有全球市场的份额越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又要看附加值率，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占总体价值的比重越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
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相比，我国产业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整体水平不高，产业发展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不同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协同发展不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尚未形成发展合力。对此，必须锚定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要求，找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
一是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大国均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作为技术进步的基础载体，能够不断改造农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从而带动改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同时有利于使技术进步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必须抓住制造业这个“牛鼻子”，促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是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发展模式，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大力支持处于世界科技前沿、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基础研究，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各层面优势创新资源，就一些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进行集中突破，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三是大力推动协同发展。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进一步完善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优化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发挥大企业组织协调作用，支持中小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作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集聚和利用优势资源，在国际化发展中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对于实现“减污、降碳、增长、扩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随着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和环境保护约束趋紧，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不乏排放较高的项目。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挑战。而发展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模式，自然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基本路径。此前，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当前，循环经济又被赋予了新内涵，既要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又要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这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园区、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了多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中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磷、煤、锰等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工业园区，采取材料替代、燃料替代、流程优化、产品循环等举措，持续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废弃物产生强度，促进资源精深加工，废弃物循环利用。依托独特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和山地旅游业，为重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切实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全面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行动，形成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和基料化的“五化”利用模式。比如，早在2016年，贵州省就提出发展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环境治理型的15种产业，2022年绿色经济占比超45%。江西省等地推行从规划到消费等多方面的循环经济发展任务，探索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不过，由于区域发展客观原因，中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目前还存在循环产业链偏短、竞争力弱、关联耦合度较低、集群性小、缺少高端人才等问题。对此，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布局施策，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产业体系、流通体系层面，进一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在产业体系方面，中西部的传统工业要努力实现绿色升级。加快实施煤炭、钢铁、化工、有色等行业绿色化改造，推进新型综合能源基地、资源精深加工基地、白酒生产基地建设。新兴产业要绿色低碳，重点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建设一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基地、信息服务和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山区农业要绿色高效，加快推进山区节水型灌区和坝区节水农业示范区创建，推行水产生态健康养殖。中西部服务业要绿色提质，因地制宜开发类型多样的生态旅游产品，培育壮大绿色商场、绿色饭店等绿色流通主体，建设一批国际山地旅游目的地、国内度假康养目的地，打造“全电景区”。
在流通体系方面，要推进中西部资源回收利用。应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两网融合”，引导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建立现代逆向物流回收体系。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鼓励地方建立再生资源区域交易中心。供应链要畅通稳定，引导激励商贸流通企业绿色升级，培育创建一批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构建绿色现代物流体系，支持物流企业构建数字化运营平台，推动网络货运产业良性发展，加快中西部城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加速打通区域内外省市间水运通道，引导运输企业“公转水”多式联运。中西部地区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拓宽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装备和服务合作，积极扩大机电产品、绿色低碳化工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出口，建设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和出省重要枢纽农产品集散中心。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四链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而创新链与资金链的深度融合，起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作用。资本作为“源头活水”，为科创企业持续“输血”，提供坚实支撑力量，将激发出强大的创新活力，助力科技创新蓬勃发展。
科技创新是驱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直接作用，而且科技创新往往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经济裂变式的增长。当前，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前沿科技领域不断拓展，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竞争格局、创造未来的主导力量。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突破技术封锁，加速追赶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因此，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目标，聚焦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打造各项要素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作为催化剂和生产要素，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促进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链衔接，满足科技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资本是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各类创新要素良性循环中发挥枢纽作用。资本市场是提供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平台，具有信息公开透明、价格信号灵敏的特点，通过资本力量将各类创新要素导入市场，有助于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激发创新突破，提高社会生产力。
因此，需要坚持科技创新与资本运作深度融合，完善推动创新的制度体系建设，构建持续性创新机制，引导资金有序进入创新领域，大力发挥资本的催化力量，催生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首先，发挥资本的催化剂作用，打造创新“金鸡”。众所周知，科技创新投入大、风险大、成功率低、回报周期长，在科技创新的立项、研发、试产、市场转化、商业运营等各个环节，均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反复试错、探索，历经无数失败、波折，需依靠充足资金支持。同时，创新技术特别是一些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往往会引领技术发展潮流，在创新技术成功市场化后，就会成为“下蛋金鸡”，为企业提供丰厚的商业回报。由于科技创新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风险，有可能导致所投入资源石沉大海，这会降低资本的参与意愿。因此，科技创新可以市场化为目标，提高技术转化率，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资本回报率，吸引资本踊跃进入创新领域，实现良性循环。进一步完善资本进出机制，让资本在各个环节有序进出，依法保障资本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降低制度性风险。探索建立科技创新投资保险，侧重于一些具有市场化前景的项目，通过投保降低投资者风险。
其次，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链与资金链深度融合的法律和政策。各地政府应加快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条件，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提供良好创新环境。因地制宜制定适宜本地科技创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依法依规推动创新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厘清创新资本的使用边界，引导资本有序进入各个科技创新领域。制定鼓励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在税收、补贴、土地、融资等方面，给予创新企业相应支持，降低科技成果转化、企业融资、市场运营的成本，帮助企业减负。出台鼓励创新与资本深度融合政策，加大对长期资本支持引导力度，鼓励聚焦高精尖产业领域开展投资，培育一批“懂科技”的耐心资本。不断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一揽子综合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平台，支持优质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做大做强，支持企业围绕高精尖产业领域开展并购重组，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再次，探索多元化模式，解决创新资金来源问题。现代科技涉及很多领域，必须不断拓展科技边界，仅靠单一渠道供给资金，无法满足科技创新需求。因此，需要拓宽资金供给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创新资金服务平台，让资金真正成为“源头活水”，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比如，由政府、科研机构等牵头设立科技创新公共基金；鼓励企业创新资本，大型企业可设立科技创新研发基金；打造混合型资金平台，针对前沿科技领域，探索未来科技的创新技术。试点投贷联动创新业务，推动银行、保险、券商等传统金融机构参与科技创新投资。发行科技创新专项国债，用于支持重点科创领域骨干企业，分批投向高技术研发、市场发展领域。鼓励社会资本捐赠支持科创，定向捐赠给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用于前沿科技项目探索等。
最后，创新资金使用管理需有章可循，搭建资本风险“防火墙”。科技创新资金规模大、投入周期长，需遵循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原则，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加强财务审计工作，严格审核资金使用情况，实施创新资金专款专用制度，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科技创新上。对创新资金被滥用、非法挪用、贪污等情况，要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惩治。严厉打击部分机构、企业投机取巧，以假冒创新技术为由头实施圈钱、骗补贴等违法行为，并严格落实“黑名单”制度，对有劣迹的人和机构、企业，不再给予科技创新优惠政策、政府补贴等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技术监管手段，加强对创新资本的监管力度，可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资本流向实施全程监管。建立风险“防火墙”，实施风险预警机制，将创新资金与市场资本有效隔离，严格防范创新资金违规进入楼市、股市等领域，避免打乱科技创新步骤、扰乱资本市场秩序。
3月5日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彰显了我们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的坚定信心和应对当前复杂严峻形势的战略定力，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像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想强大，必须靠实体经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
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采取一系列举措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但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粮食供求仍呈紧平衡，制造业大而不强，基础设施缺乏综合协同，服务业水平有待提升，经营主体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有待增强，部分领域“脱实向虚”等。短期看，我国实体经济正受到需求不足、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等不利因素影响；长期看，实体经济受结构性问题的深刻影响。
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还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面对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之上，切实保障经济行稳致远。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就必须牢牢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关键处理好两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基，为其提供基础与广阔市场空间。虚拟经济来自于实体经济，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两者共生共荣。实体经济需要资金、数据等要素的支撑，需要金融服务、数字技术的赋能。虚拟经济对于活跃实体经济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天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机结合，就能相得益彰，推动经济增长，否则就有可能使经济失稳失速。我们需要合理界定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与“序”，形成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价值创造、良性互动的机制，虚向实行，实用其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二是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我国实体经济具有多种生产力水平、多种业态、多种经营主体，需要因时因业因企因地制宜，构建由要素、投资、创新等有机组合的多元混合驱动方式，既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和资源较为丰富以及加工基础较好的比较优势，又要逐步实现从低科技含量向高科技含量、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转变。特别是，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实体经济需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将创新作为应对挑战的必要准备，作为满足需求、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作为提升质量、效率和生产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实现从“依附跟进”到“跨越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造、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关键举措，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
发展实体经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真抓实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需求导向要真实。实体经济发展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需要，充分考虑各类人群需求。经济体系、结构、布局以及产品品种、数量、品质、价格等，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需求，使经济体系与各类需求相吻合，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经济发展与国内外需求条件相适应。针对日益细分的市场，提供更加精细的产品、服务，更加系统全面的解决方案，以更多价值创造来适应、引导、释放需求。
质量为先要坚实。强化标准引领，形成“底线标准、消费者满意标准、战略性标准、国家安全标准、未来标准”相统一的产业标准体系。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构建质量与价格的科学联动、反应机制。推动企业精心设计、精益生产、精细服务。健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高全面质量管理水平。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诚信体系建设。
发展根基要扎实。加强基础研究、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基础软件、基础零部件、基础架构、基础设施等基础能力建设。强化基础研究，着力解决影响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及共性技术。推动实施重大质量改进和技术改造项目，培育形成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质量新优势。支持重点领域质量攻关。针对重点行业，组织攻克一批长期困扰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质量技术，加强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证技术开发应用，使重点实物产品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增强基础设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撑保障能力。
产业体系要厚实。作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实体经济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重点。构建集高效农业、现代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服务业、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超前部署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经营主体要充实。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政策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最佳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要素在中国市场汇聚，让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发挥出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以丰富多样的经营主体，支撑现代产业生态构建，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惠及民生要务实。发展实体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造福于民，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通过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扩大全社会吸纳就业的能力。通过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通过推动实体经济现代化，不断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以更快更好更多更优的产品与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四川深入学习贯彻的二十大精神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把握时代大势、符合发展规律、体现四川特色、服务国家全局的现代化之路。
进入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形成从发展理念、工作布局到政治监督、再到考核评价的一整套闭环体系，引领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提出新发展理念，提供高质量发展科学指引。2012年12月，在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赴广东考察时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2013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新常态”重大判断。在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的十九大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全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高位部署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大标题，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这些重大部署和鲜明导向，从摆位上提升、从工作上聚力、从政策上支撑、从责任上强化，形成了全全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抓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
突出政治监督，强化高质量发展纪律保障。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首先“看的二十大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落实了没有、落实得好不好”。全会公报把“围绕落实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摆在今年八项重点任务的第一条，要求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摆在突出位置，体现的是硬性要求和刚性约束，传递了从政治上看待经济工作更加强烈、更加鲜明的政治信号。
构建考评体系，发挥高质量发展“指挥棒”作用。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组织对各省区市开展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并作为地方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考核指标设置上，主要是把新发展理念要求具体化、定量化，落实坚守红线和底线的要求，既有利于各地准确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又发挥了政绩考评的激励引导作用。
近年来，四川深入学习贯彻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部署要求，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中找定位、塑格局、培优势，紧扣省情实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坚决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的二十大报告将双圈建设列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为四川奋进新征程带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在推动双圈建设过程中，把握人口和经济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的演变规律，把提升成都都市圈带动力摆在突出位置，支持成都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获得国家批复实施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强化与重庆“双核联动、双圈互动”，提升优势区域承载能力。每年召开2次川渝政联席会议，160个共建重大项目全部开工，联合推出311项“川渝通办”事项，43项便捷生活行动让群众办事更加便利，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坚持以双圈建设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培育省域经济副中心，支持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盆周山区立足资源禀赋特色发展，推动形成优势地区更好发展、生态功能区更好保护、欠发达地区加快追赶的区域协同共兴新局面。
坚持依靠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四川“扎实开展创新创造”“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四川发挥科教大省、军工大省、人才大省优势，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头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一头抓产业技术创新和全社会创新创造，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去年，极具国家战略性、紧迫性的国家实验室在川挂牌设立，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封顶，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效，国家大科学装置达到10个、居全国第3位，国家级创新平台总数达到195个。继“三线建设”之后，四川再次抓住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重大机遇，显著增强了为国铸剑的硬核实力，显著增强了创新驱动发展动能，综合创新能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四川将传承发扬“两弹一星”和三线建设精神，勇当新型举国体制改革试验田，打造更多“国之重器”，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工业当先、制造为重，构建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求四川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四川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全面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和强链补链工程，推动优势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着眼壮大几个万亿级的“当家产业”，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打造一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子信息、食品饮料产业规模迈上万亿元台阶。着眼打造几个世界级“地标产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培育计划，成功举办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世界显示产业大会，集聚形成千亿级动力电池产业，加快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着眼培育一批千亿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实施“贡嘎培优”和“珠峰攀登”计划，夯实制造业市场主体基础。注重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重视产业规划布局，从土地、能耗、环境等方面配套跟进，在全省范围内建圈强链，握紧拳头促进优势产业集群提升国际竞争力。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战国时期修建都江堰成就“沃野千里、蓄积饶多”的天府之国，成为秦统一中国的天下粮仓，此后一直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去年来川考察时要求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我们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严守耕地红线，全面落实田长制，确定并逐级分解下达带位置、带责任的新一轮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着力构建粮经统筹、农牧并重、种养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按照“一带五区三十集群千个园区”布局，着力在“土特产”上做文章，开发乡土资源、突出地域特色、形成产业集群，把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擦得更亮。粮食产量时隔20年之后连续3年超过700亿斤，生猪年出栏重回6000万头以上。
坚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是赋予四川的战略新定位和重大使命，根本上重塑了四川作为内陆省份在全国开放全局中的位势。我们着力在开放发展观念上求新求高，依托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前沿和内需市场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筑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基地。着力在大通道大枢纽建设上求新求高，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进出川大通道总数达到41条，抢抓成昆铁路复线通车契机打造中老班列全国重要集结中心，开行中欧班列（成都）累计超1万列，四川正加快成为第三亚欧大陆桥国际贸易枢纽。着力在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上求新求高，推动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落地，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的中小外资项目，货物进出口规模去年突破万亿元。发扬“敢为天下先”精神，纵深推进国资国企、农业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市场经济活力持续迸发，“投资西部、首选四川”正成为海内外富有远见卓识企业家的共识。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川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保住生态优势、提升生态优势、用好生态优势。按照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要求，铁心布置、铁面检查、铁腕执法，以铁的作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两高一低”项目一律不批不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趋势性好转，去年实现PM2.5和重度污染天数“双下降”，水环境质量创近20年最好水平。做好生态价值转化大文章，发挥四川好山好水好风光优势，高质量打造大熊猫和若尔盖两个国家公园，规划建设一批景色美、文化浓、原生态的世界级文旅新地标，今年春节假期四川旅游接待人数全国第一。围绕“水、风、光、气”，大抓清洁能源转化。四川水电装机规模近1亿千瓦，全国每100度水电就有28度出自四川。金沙江下游梯级开发规划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4座大型水电站全部建成，总装机容量达到4646万千瓦，是三峡电站的两倍。特别是去年白鹤滩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在长江上游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坚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四川是天府之国，也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冬春防火、夏秋防汛、四季防地灾、全年防地震。在四川工作，就得“时时放心不下”。牢记关于森林防灭火“四问”警示和“不能屡屡重蹈覆辙”的郑重告诫，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出台史上最严防火令，建立健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打赢了森林草原防灭火翻身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从最细处着手，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有序有力有效应对三场6.0级及以上地震，过去5年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5年，有力守护一方平安。
刚刚过去的2022年，面对一系列严峻考验，全省人民攻坚克难、顽强拼搏，经济运行走出一条震荡下行到快速回升的坚强曲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9%，增速在6个经济大省中居第4位。今年开年以来，紧紧围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目标，全力奋战“开门红”，全省经济迎来强劲复苏势头。四川发展取得巨大成绩，根本在于有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使我们更加深刻领悟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到2027年，全省经济总量要提高到8万亿元、再上3个万亿元台阶，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明显“进位”。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面临风险与挑战的远征，还有许多“大渡河”“泸定桥”“雪山草地”需要我们去攻克。闯过高质量发展这个历史关口，是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
始终在站位全局和服务大局中挑大梁作贡献。牢记“国之大者”，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任何时候谋划和推动四川发展都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干，中央要求的必须干好，做到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始终在挺膺负责和顽强斗争中破难题开新局。把敢担当作为检验忠诚的试金石，自觉做到担责、担难、担险，用铁肩膀挑起硬担子。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正视和下决心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问题，决不搞击鼓传花，决不甩包袱。建立经济责任体系，优化考核评价指标，更好发挥“指挥棒”作用，引导各地坚定转到推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来。
始终在把握大势和守正创新中强本领善作为。把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聚力抓塑造格局、奠基长远的大事。勇于打破思维定势，彻底转变思想观念，弥补知识缺陷、能力短板和经验弱项，善于在复杂环境和多重约束下解决现实问题，善于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和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始终在崇严尚实和真抓实干中见实效创实绩。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全面掌握实际情况，找到管用办法。坚持行胜于言，反对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当实干家，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四川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建设质量强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指出，“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把对质量工作的重视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质量已经成为时代命题和时代呼唤，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提升质量竞争力，以质量强国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质量是繁荣国际贸易、促进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要素，是一个多维概念，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在微观层面，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强调产品、工程、服务的特性满足标准规范和市场需求的程度。微观层面的质量通常由企业等微观主体以质量标准、质量数据、质量管理等方式进行控制，具有可量化、可评价、可追溯的特点。在中观层面，质量主要是指产业、区域、生态等质量，是微观质量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结果。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正在进一步转型升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加速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全局性变化，中观层面的质量发展优势正在逐步体现。在宏观层面，质量代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体现了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等高质量发展方式。宏观层面的质量是推动全社会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质量，是包括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在内的一种综合竞争力。
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全方位推动质量强国建设，提升质量竞争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质量支撑。
提升质量竞争力，要发挥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多年来维持在93%左右的较高水平，质量竞争力持续跃升。但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不足。需要强化产业基础质量支撑，提升基础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的可靠性、适用性、耐久性、先进性，提高生产制造的敏捷度和精益性，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进程。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配合和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质量提升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以质量为抓手引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升质量竞争力，要发挥其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质量竞争力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要依托种养业、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拓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特色乡村经济；继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让乡村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以质量为抓手，统筹布局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资源，畅通经济循环，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以质量为牵引，激活城乡要素流动，引导区域合理分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提升质量竞争力，要发挥其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保障作用。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迫在眉睫。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产业链脆弱性明显，质量和品牌美誉度有待提升。质量是国际通行的产品名片，标准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要加强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国内国际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规则和标准制定，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深入开展双多边质量合作交流，加强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有关国家的质量对话与磋商，加快提升质量竞争力，全方位推动质量强国建设。
新的一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展望未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成果，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出“四个必须”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正确看待经济形势、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加快推动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细化落实，不断巩固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态势。
2022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稳中求进，经济总量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之后，再上新台阶、突破12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世界通胀高企背景下仅上涨2%。过去3年，我国经济保持4.5%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成功走出一条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目前，虽然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但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国内需求回暖。过去3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严重的主要是接触性服务业，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也影响了投资需求，其中小微企业等实体店受影响比较大。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乙类乙管”措施落地见效，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正在复苏。在消费需求恢复带动下，自主性投资需求有望持续扩大。在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幅度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新能源产业链投资持续增长。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出《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后，各地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企稳。国内需求回暖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稳定并提高居民收入，形成需求增长—就业增加—收入增长—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
供给有所优化。近年来，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一度导致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随着欧洲主要能源进口国优化能源进口结构，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国际原油、天然气、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先后高位回落。202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关联程度较高的石油、有色金属等相关行业价格月度同比明显走低。我国实施一系列政策加强能源保供，煤电供给得到优化。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教育和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绿色转型、技术变革、专精特新企业孕育新动能，现代产业体系正在优化升级，这些积极因素都促进了供给结构优化。
市场预期改善。在国内需求回暖、供给有所优化的带动下，国内外投资人和经营主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不断改善。2023年1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均升至扩张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4%上调至5.2%，提高0.8个百分点。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地实施，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动力正在积聚，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拥有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协同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形成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强大合力。在抗击世纪疫情的大战大考中，中国共产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抗击疫情、化解危机、应对变局的强大效能。
拥有勤劳勇敢的人民。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铸就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当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能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拥有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康庄大道。经过不懈奋斗，我们领导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并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拥有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我国建立起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拥有规模庞大的经营主体。我国拥有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1.7亿户经营主体。他们遵循市场规律，熟悉市场运作，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近3年来，我们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宏观政策靠前发力，微观措施加快落地，努力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助力万千经营主体纾困解难、积能蓄势。我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向前，经受住了多重考验，众多经营主体功不可没。
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万美元，到2035年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新的大台阶。我们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升级具有巨大潜力。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具有巨大空间。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我国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经济发展潜力正在加快释放。
拥有深化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改革开放给和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我们着力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国企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建设世界重要人才和创新高地等领域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深化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正在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进一步引导经营主体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成果，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形成储备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乡村建设行动，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改善经营主体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又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有针对性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产业政策发展和安全并举，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科技政策聚焦自立自强，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社会政策兜牢民生底线，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五大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在西方经济学中催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大多希望按照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但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流行的是结构主义思潮。该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样的制造业无法依靠市场自发建立，必须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来建立。但是，一些国家按照这种方式付出巨大努力建立起的相关产业，却因为超越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缺乏市场竞争力，造成经济停滞，危机不断。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新的思潮，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资源错配，需要采用“休克疗法”，实施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制度。但是，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按这种方式进行改革，却遭遇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渐进式改革，同时注意发挥政府在建立工业园和开发区、改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在经济转型中实现了稳定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发展经济学理论要切合国情才能解决发展问题。不同国家发展程度不一样，要素禀赋也不一样。什么样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即产业和技术）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在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在土地或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是土地密集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而要把这些生产结构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发挥出来，还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同时构建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就能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剩余，更快速积累资本，使比较优势逐步转变为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和技术，为生产结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进而跃升到更高发展水平。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没能让发展中国家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等与发展中国家都有较大差异。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发展阶段决定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决定生产结构；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与生产结构相匹配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直接套用以西方国情为基础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势必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我们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甚至对人类生产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评价标准，那就非常荒谬了。只有从自身实际出发，总结自己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充分发挥理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
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理论突破的重点。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就要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这就要求建设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激励和保护原始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使之与转型升级后的产业体系相配套相协调。这就要求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些成功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在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治理。这充分说明，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既要发挥好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使各种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以引导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发挥好有为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破除制约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等。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样的形势和任务，给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提出了更高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用经济思想指导发展经济学发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我们一定能够构建起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摆脱贫困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顺应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阶段的客观趋势，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动能。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做好城乡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要抓住关键环节，健全体制机制，协同整体推进城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抓住窗口期，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0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必须认识到农民进城务工是个大趋势，要把该打开的“城门”打开，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释放内需潜力的需要，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需要，还是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需要。应打破户籍藩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真正打破城乡界限、身份差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整体统筹谋划，强化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要从规划建设上一体设计、一并推进，改变过去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在公共资源配置上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创新机制促进农村公共服务提档升级，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城乡教育联合体，实行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探索城乡联动教研、名师网络课堂等多种创新模式，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强化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鼓励实行卫生人才“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加大力度选派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村医，增加村卫生室药品供应，推动省、市、县医院与村卫生室的结对帮扶和远程医疗协作，完善村级医疗卫生巡诊派驻服务，提高农村医疗保障和健康管理水平。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基础上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县域内统筹布局。加快形成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推进实现县域内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产业融合化发展、城乡商业物流顺畅流通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提高县城和中心镇的集聚效能和辐射带动乡村能力。
构建政策保障体系，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发展能力。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人才、靠资源。如果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一直单向流向城市，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振兴就是一句空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从根本上说需要提高农村聚合资源要素的内生发展能力，改变资源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局面，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平等交换、双向自由流动。要构建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激励机制，加大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下乡的保障和激励力度，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协同发展。完善乡村配套设施，为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为资本创造稳定增值的渠道、为人才创造干事创业平台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优化农村营商环境，在农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稳定政策预期，引导好、服务好、保护好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性。探索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依法享受相关权益的具体办法，合理保障自住需求，以稳定的生活居住条件确保返乡回乡下乡人员进得来、干得好、留得住。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为新征程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重要指引。必须充分认识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任务要求，持续完善产业生态，推动融合化集群化发展，加快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力量。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又遭遇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在传统产业的应用，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数字经济、生物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夯实物质技术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事关实体经济发展根基，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信息安全、能源转型、粮食安全等发展的方方面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位置，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产品迭代应用，着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加快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同创新，促进绿色环保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培育新兴服务业。
还要看到，基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从我国国情看，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推动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必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央深刻把握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作出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部署。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加强创新创业创造，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培育壮大到引领发展的跃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要求和主要着力点发生深刻变化。
从培育壮大到引领发展。“十二五”时期，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是出于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十三五”时期，面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要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若干领域加快形成支柱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2010年的3%左右提升至13%以上，部分领域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入推进，跨界融合趋势愈加明显，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发展使命和主题也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不断增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从做大做宽到做强做深。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存在风险隐患，产业基础投入不足，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这一问题也深刻制约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升级和引领作用的有效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发展所需的高端基础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基础装备、关键基础材料等，努力补短锻长，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韧性、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从追赶跨越到前瞻布局。历史经验表明，追赶型国家产业升级必须要经历范式变迁。多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追赶跨越，通过强化产学研用合作，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光伏、风电等重点产业发展成效突出，高速铁路、5G通信、储能、核电、特高压等领域优势明显，正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展望未来，为了更好抢抓新赛道、开辟新领域、培育新动能，需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启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强化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加快面向未来新需求的市场培育和场景建设，推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突破和产业化发展，推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努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孕育成长壮大的过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这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体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推动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完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多、变化快的特点决定了原有的管理方式和体制机制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必须持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方式，优化政府服务，及时修订和完善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制度，充分激发企业主体活力。要强化标准和质量导向，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新产品上市、新企业准入等事前审批限制。完善招投标程序监督与信息公开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中嵌入支持创新、绿色发展等政策要求，为前沿技术转化提供早期市场并加快产业化应用迭代。
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人才、数据等各类要素的持续支撑。要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大力推动创业投资，完善资本市场，有效激励民间投资；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保障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技能等创新要素的收益分配机制。
推动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态势日益明显，各类科技研发服务、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服务、智慧供应链服务、数字创意服务等日益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需要加快发展智能化解决方案、众包等制造服务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新兴技术创新和融合渗透，支持科技创新突破转化，赋能生产制造转型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有利于推动高端要素、高端企业集聚，形成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的产业发展生态，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在此过程中，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机制和产业集群垂直管理机构，优化新兴产业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推动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产业发展布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开年以来，多地出台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实施方案。节能降碳和数字化改造是实现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应有效运用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和数字化手段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让传统产业在新形势下焕发新动能。
传统制造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至少需要资金、技术以及经营主体三方面支撑。其中，以节能降碳服务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是核心。节能降碳服务产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在实现“双碳”目标特别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节能降碳改造专业性较强，不仅涉及复杂的行业技术和工艺流程，有的还需要跨行业交互融合。俗话讲“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如果企业自己实施改造有困难，可以从市场上寻找专门的节能降碳服务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服务，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事节能降碳服务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体量小，数量大。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节能降碳服务企业数量接近1万家，从业人员达80多万人，是创造绿色价值、吸纳社会就业的有效渠道。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涌现出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小巨人”和专精特新企业，依靠技术门槛、高品质和差异化服务，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节能降碳细分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
节能降碳服务业能够带动绿色技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多“绿动力”。目前，节能降碳服务企业普遍拥有自己的擅长领域和专长技术，能够提供诊断咨询、改造实施、投资融资等“一站式”节能降碳服务。如果能在政策上再“添把火”，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加强资金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很多需要整体更换生产装置或工艺流程，投资大、回收期长，既需要政府资金引导，也需要社会资本跟进。应加大这一领域的财政性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摒弃“谈两高色变”的“一刀切”做法，科学界定项目内容，给予积极精准支持。
给予政策倾斜。节能降碳服务企业多是自带绿色属性的中小企业，也是“双碳”背景下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对这类企业应当给予更有力度的金融支持、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为其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应加强服务对接，主动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积极稳妥转型。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与做优传统产业存量不可偏废。在我国传统制造业存量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对后者给予更多重视。应加强对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工作的组织，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规划设计机构的专业支撑作用，加强绿色技术供给和项目实施指导，保障转型过程平稳有序。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需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调动各种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向前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9年来，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牵引，在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控、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
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以及三地各自的基础，都已发生较大变化，未来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准确把握这些变化，与时俱进调整发展思路。一是更加重视稳定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再加上三年疫情影响，各地在稳定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增速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初期阶段，北京市更注重通过疏解中低端产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济结构攀升。经过各方面努力，适宜疏解的行业和产能总量已经明显下降，同时，其他地方政府也希望引进和发展相对高质量的中高端产业。在这样的变化之下，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促进产业结构提质增效成为必须同时抓好的目标。二是数字化正在加速改变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可以增强或者减弱区域协同发展的优势。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前，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优势来自距离相近，因为要素、生产和服务等的远距离流动成本较高，相邻地区协同发展便具有了优势。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地理距离的影响，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反而因具有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的互补性，更容易实现协调发展。例如各种消费平台可以远距离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高度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实现低成本配送。同时，数字技术可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赋能区域性产业集群、广泛连接消费者、快速迭代技术产品、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构建和发展云工厂等。三是经济全球化出现新变化，天津作为离北京最近的国际化大港口，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随着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从9年前的50%左右降到了目前的34%左右，外贸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力度可能已不如以往，这些变化都对倚重外循环的港口经济继续发挥好带动作用带来新的挑战。
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在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开创新的协同空间、协同载体和协同机制。一是重视发挥数字技术在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当前，天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天津拥有许多传统老字号产品和产业集群，但近些年来的发展并不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未能及时适应数字时代消费者求新求快求异的特点，仅以高品质和有特色，已无法长期黏住消费者。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打通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快速迭代和多元化发展，可以快速满足消费者极为个性化的需求。当前，各地一方面要对产业链进行稳链、固链、强链，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关注数字时代不断发展的产业链解构和重组，因为只有适应这种状况的产业组织才会有竞争力。二是政府要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京津冀三方政府要继续通过合作提供低成本协同优势，包括交通通勤、营商环境、信息和交易平台、公平竞争环境、异地权益保护等，特别要重视数字技术相关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建设。在那些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足够大的领域和产业，政府应做出恰当判断和决策，引导形成合理的产业配置格局。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协同发展过程中，不仅有许多大项目，更有成千上万的小项目，特别是数字技术发展带来了海量的市场重构和产业重组的机遇，在市场变化多元、高频、高速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完全看准趋势并及时做出规划。因此，政府在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同时，应避免将各种资源全力向规划项目配置，要为市场化协同留下更大空间。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为此，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和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都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循环运行的重要条件，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持续不断循环往复是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运行很难离开国际循环。以生产环节为例，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各经济体国际化程度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对国际循环的依赖度不断增强，大到一个产业发展、小到一个产品生产，都很难脱离国际循环。目前很多主要工业品是全球化产品，是由许多国家共同生产完成的。比如，苹果手机XSPlus包括1000多个零部件，由美国、韩国、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完成。汽车行业中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7个。从消费环节看，国内国际消费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个国家既要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也要出口或进口必要的产品。这不仅是受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的影响，同时一个产品尤其是创新产品只有通过开拓国内外市场才能更快更好实现规模经济性。此外，分配、流通环节的国内循环也与国际循环有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国际循环要通过国内大循环发挥作用。促进国际资本、国际要素、国际市场更加紧密与国内的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相结合，能够更好推动一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好地与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结合，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大循环是主体，具有基础性、主导性作用。国际循环主要是服务于国内循环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都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特别是作为大国经济体，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才能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80%以上。
强调，在实践中，我们要注意防范一些认识误区：一是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二是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当前，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生变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国内经济循环实现发展，但也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封闭式国内循环，必须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通过内循环牵引外循环，形成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促进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必须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90%以上，其中有7个年份超过100%。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进一步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更多依靠国内供给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突出，具备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良好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要更好推进高水平国际循环，向国外市场提供高性价比产品服务，同时充分利用国外的生产要素，努力实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明确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目前我国总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为18%左右，但石油储量、天然气储量、耕地面积占全球比重分别仅有1.5%、4.47%和8.7%，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进口必要的资源和初级产品，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能力。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有利于改善国内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出口商品和服务竞争力，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步伐。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特别是2018年以来，面对外部打压遏制升级、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等多重冲击，面对日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了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稳居世界前列，为国内循环畅通提供了重要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新征程上，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着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一是要推动国内国际生产的联动循环。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影响，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加速演变，呈现收缩化、本土化、区域化等趋势。对此，要围绕重点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要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
二是要推动国内国际科技创新的联动循环。要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一方面，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另一方面，要发挥我国科技人才规模庞大、丰富应用场景、市场需求大等优势，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三是要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循环。关键是要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增强对国际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要落实好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同时要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四是要推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联动循环。人才、资金、技术、初级产品等生产要素是经济供给系统最基本的微观构成，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必须加强重要资源的联动循环，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多元拓展油气、粮食等重要初级产品进口来源，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作为北京市中心城区、经济强区、服务业发达区、国际化窗口区，朝阳区深入贯彻落实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中位居前列。新征程上，朝阳区将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的二十大精神和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
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在我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都为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个毫不动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常识。然而近年来，受疫情冲击和国内外环境影响，针对民营企业出现了一些杂音甚至污名化现象，导致社会上对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一些不正确猜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基本内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写进了宪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是写进了章。因此，要求：“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动摇。否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梦想就无法实现。
“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因素，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制度支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历史的必然、理论的自觉、现实的需要，是动摇不得的。
从历史逻辑看，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我们“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便通过“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对此，指出：“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他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不断改善民生和发展商品经济，我们开始鼓励和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民营和外资成了包括个体、私营、外商经济等为主要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如果从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出“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算起，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也已发展43个年头了。43年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此，认为：“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非公有制经济同样功不可没。
从理论逻辑看，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商品货币关系和私有制经济不相容的。中国共产人勇于理论创新，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重大论断，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选择的根本要求，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使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了中国国情，呈现了“中国特色”，二者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为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巩固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根本保证。坚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为更好利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方便民生、创造就业、增加税收、促进创新、推动竞争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制度性支撑。
从现实逻辑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我们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为此，我们不仅要把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在手上，更要把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成好，进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物质技术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调动起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方面的积极性，进而凝聚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发挥其“五六七八九”的作用，继续使其成为稳定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两个毫不动摇”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生态”。在这种多元并存、竞争包容的“生态环境”中，公有制经济发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竞争、混合一体、共生发展，谁也离不开谁。从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往往国有经济发展得也好，反之，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的地方，那里的国有企业发展就困难重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激发出“1+1>2”的“所有制生态效应”。
具体来讲，一是“两个毫不动摇”能够释放“分工互补效应”。这是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单独小生产、公共产品生产和私人产品生产的“生产协作分工”和“功能性分工”过程中产生的两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综合效应。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加大基础性、公益性产业投资，进而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支撑和公益性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公益类”和“商业类”分类改革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拓展空间。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也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剥离社会职能”提供支撑，进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打破“铁饭碗”开始，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和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再到现在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每一项改革都离不开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促进。
二是“两个毫不动摇”共生共存生成“竞争替代效应”。这是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相互竞争、优胜劣汰而产生的“比学赶超”效应。两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公平竞争，是刺激和促进它们各自优化自己最有效的力量。马克思指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面对来自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不得不“苦练内功”，并通过向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面对来自公有制经济的激励竞争，更会能动地向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学习，学习国有企业在干部管理、企业文化和的建设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以更好提升自己生存和竞争能力。
三是“两个毫不动摇”相互融合生成“混合共生效应”。这是指我国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尤其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而生成的“公私共生”和“劳资两利”效应，进而形成“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内在统一，为破解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资对立”难题，建立有利于调动劳资两个积极性的命运共同体，找到了实现形式和制度载体。
因此，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首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正本清源。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与“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的意识，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一批创新型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另一方面，全社会都要牢固树立“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观念，彻底肃清“民营资本原罪论”、“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民营企业家跑路论”、“民营企业主围猎贿赂论”、“建控制民企论”等错误言论的影响，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舆论环境。
其次，必须捍卫宪法和章的尊严，坚决落实“两个不可侵犯”。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因此，我们要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要求内化到维护“两个毫不动摇”的执法司法实践中，在确保两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前提下，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必须保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三年疫情使许多民营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更需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彻底摒弃“所有制歧视”，彻底拆除阻碍和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减轻民营企业负担，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杜绝税务、环保、市场监管部门对民营企业的“乱加税、乱罚款、乱收费”和银行部门对民营企业贷收款中存在的“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现象，自觉做民营企业全天候伙伴。
第四，要继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断促进国企、民企、外企依法合规经营。无论委和政府部门，还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满腔热忱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一方面，要亲民企，真正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成为民营企业基业长青的护航者。另一方面，要廉洁自律，不想不向民营企业伸手，与民营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成为民营经济合法合规发展的领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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