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中心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区域消费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更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近年来，我国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出安排部署，一些地方也聚焦建设区域特色消费中心城市发力，一系列举措有效带动一批大中城市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快消费转型升级。
当前，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切实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这方面，需更好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使其成为扩大引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和新引擎。发力建设消费中心，能有效解决当前消费动力不足问题，通过提供更高品质、更加丰富、更有创意、更加便捷的消费激发内需潜力，推动消费升级，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能破除一些地方消费资源尤其是空间消费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的瓶颈，提高消费资源的空间利用效率，优化消费空间体系；能推动城市消费在实现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同时，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区域消费升级。对此，需精准把握消费中心建设升级方向。
大宗商品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大宗商品供求和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高度相关性。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往往能够预示经济运行的脉动，反映宏观经济的趋势性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为102.3％，虽较上月略有回落，但与二季度均值相比上升约1个百分点。据商务部监测，7月最后一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79点，较上月底上涨4.6%。这意味着上游企业信心逐步回暖，下游企业需求持续恢复，供需双侧联动上扬，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有力提振了市场信心、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这种信心和活力也传递到大宗商品市场，在能源、矿产、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等重点产品生产、销售等指标上有了明显反映。
供给方面，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和流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生产供应热情升高。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制约大宗商品生产流通的不稳定因素逐渐消退，供应链快速修复，宏观经济成为影响大宗商品生产和供应的关键变量。年初以来，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恢复态势，叠加稳增长政策预期增强，各行业市场信心持续恢复。受此影响，大宗商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积极情绪不断积累，上半年原煤、成品油、粗钢、10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9%、17.3%、1.7%和10.8%。重点企业供应热情回升，反映出其对下游需求的乐观态度。
需求方面，大宗商品贸易商和制造业企业受消费复苏和利润增长影响，订货积极性提升。一是下游消费需求稳步恢复，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快速增长带动上游原材料需求增长。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其中基建投资增长10.7%，有力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商品需求。三是制造业企业利润明显恢复。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上半年利润均增长10%以上。下游制造业利润增长增强了相关企业投资扩产的信心，带动大宗商品需求回暖。
在供需两旺的市场形势下，重点商品价格朝着有利于经济平衡的方向调整。近几年，受新冠疫情、俄乌局势等重大事件影响，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经历大起大落。年初以来，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向常态回归，需求持续恢复，市场逐步再平衡。从重点商品看，煤炭市场产业利润向下游转移，上下游利润更加均衡；钢材价格、生猪价格在经历一段时期低迷后近期也明显反弹，将带动企业利润回升。
展望后市，尽管短期价格波动在所难免，但供求稳步恢复已成大势。推动大宗商品市场更好服务于宏观经济运行，仍然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一方面，要着眼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持续推动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联动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畅通商品市场循环；另一方面，企业要把握宏观经济大势，以稳为主，稳中求胜，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节奏，用好期货、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防范市场风险。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必然举措。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和科技进步态势，如何更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着力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进一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合作深化使得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紧密相连。但是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深度调整。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并进行政策调整，加快推动产业链区域化、近岸化和本土化布局。新冠疫情等冲击也使得全球产业链发展由成本和效率驱动，逐步转向更加注重安全。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使全球产业链面临新的变量。
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但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重要作用，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一方面，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是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内容。我国产业链体系日益庞大、日趋复杂，在具有巨大发展潜能的同时，潜在风险隐患也明显增多，必须把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当成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去抓。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我国产业链体系完整、门类齐全，增长潜力大，发展后劲足，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根基。促就业、保民生，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都离不开产业链的安全稳定。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新挑战，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新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以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对增强产业链韧性、维护产业链稳定的作用日益显著。
一是有效促进产业链循环高效畅通。产业链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各个环节的畅通，数字技术能够减少链条上对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制约因素，为产业链循环体系畅通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可以稳定企业的生产运营秩序。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制造环节，能够实现决策优化、精准控制、自动化生产等，通过数据分析、信息挖掘和预测等，为企业制定精准的战略计划。另一方面，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关系。通过推动要素资源互联互通、集成共享，有效解决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和渠道不畅等问题。
二是有效强化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链环环相扣，必须确保在关键环节、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才能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在这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具有强化作用。数字技术嵌入研发设计、生产等环节，能推动创新动力变革，减少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效率；以“云+网+端”为特征的共享平台有助于整合创新资源要素，协助企业实现产品研发创新与技术突破，促进企业研发能力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工业电子商务平台互联互通，汇聚研发、生产、运维等核心制造能力，能够实现快速自动应对关键环节的缺失，推动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无缝对接，增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把控能力。
三是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产业链韧性主要是指产业链的抗冲击强度及其完整性。只有提升产业链韧性，才能应对各种不确定、难预料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企业之间知识技术整合、信息交流等更加便捷高效，进而优化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推动企业逐步实现智能化生产运营，产品工艺不断升级，形成独特竞争优势。通过对数字资源整合分析，还可以保障生产安全并迅速应对产业链中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应对冲击的能力。
四是有效增强产业链弹性。产业链弹性主要是指产业链遭受突发事件冲击后的恢复能力。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能有效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化解产业链上因时空分离而引致的问题；通过搭建要素共享平台，能有效降低断链风险，有助于实现企业间资源的集成与对接，提升产业链的灵活应变能力；通过形成协同网络，能够增强产业链的可靠性，使得产业链集群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企业基于各类平台分工协作，推动网络效应和协同效应不断增强。
当前，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存在“卡脖子”的技术短板，产业基础依然薄弱，同时产业链发展不稳定、不平衡，核心竞争力不突出。对此，需把加快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作为抢占全球制造业竞争制高点的主战场，把产业数字化作为产业链发展的新引擎，构筑新的产业链竞争优势。
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和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主要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支撑社会生产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是数据要素的重要载体，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化，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坚实支撑，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发挥大幅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以及推动产业链优化集聚与融合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要增加数字技术投入，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最终产品的创新程度不仅取决于产品所在行业，还取决于其中间投入品所在行业。产业链创新力综合反映了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中间投入品所在行业的创新程度，体现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过程中。数字技术持续创新，能够促进产业链各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促使生产方式转变、发展动能增强、产业结构优化。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意见》充分体现了D中央、国务院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这里我谈三点学习体会。
D的二十大确定了国家新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实现量与质相统一的发展。这就要求必须广泛调动所有增长潜能，其中民营经济地位极其重要。
民营经济是影响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2021年，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企业税收的59%，GDP的65%，企业数量的92%。在以下方面民营企业的贡献尤为重要：一是引领消费增长的重要先导力量。数字消费平台链接海量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低成本的便捷交易，并不断创新服务业态，成为扩大消费的主渠道。二是稳就业的核心力量和就业转换的稳定器。2021年民营企业吸纳就业增长了4.8%，70%以上的企业用工保持稳定或增长。数字平台在就业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2021年全国就业人数同比减少，但大型平台企业员工仍有所增加。许多平台对阶段性失业或转换岗位的年轻人来说，是定心丸和稳定器。“先跑一段外卖再说”、“先开一段滴滴再说”是许多下岗人员和希望转岗人员的托底线，能够减缓失业和转岗的心理压力。三是稳定对外贸易主力军。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8.9%，增速高于整体6.8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2.7%，拉动外贸整体增长4.4个百分点，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主力军。特别是数字跨境贸易平台在促进对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外贸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和外贸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近10倍，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5%。
民营经济是影响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2022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企占72%；光伏产业全球前10强中8家都是中国民企；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300多家中民营企业占比84%。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50%左右。目前，全国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2022年我国民营企业营销额排名前十的企业如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恒力集团、正威国际集团、华为公司、腾讯公司等，都代表着本领域中国甚至世界的质量与技术高地。民营企业还是国际新赛道的主要开拓者，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近几年出口增长速度超过30%，有些超过50%，民营经济是这些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主体，成为拉动整体出口结构提升的新动能。
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民营企业总体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两类企业创新地位突出。一类是从高校和科技机构进入市场的创新企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新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应用于生产建设一线。另一类是大型数字平台，这些企业瞄准市场需求、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创新，基于数亿级消费者、千万级企业用户构建一个即时、在线、低门槛的新技术扩散市场。同时，这些大企业实力雄厚，可以进行大额投入，研发内容覆盖所需技术体系。这些技术创新中的后端即应用部分由产业需求牵引，产业接续关系明确顺畅，不存在所谓的“转换”问题。当下，中国研发投入规模前三强都是数字平台企业，2021年国内主要大型数字科技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达10%，最高达20%，民营企业已经是我国数字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
《意见》要求，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这是引导全社会正确对待民营经济的关键，事关社会各方面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判断。
在我们国家，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靠掠夺、靠贩奴、靠殖民等不道德方式积累资本并持续依靠资本获利的资本家，我们的民营企业绝大部分依靠勤劳与智慧创业致富。D的十六大就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的一个重要制度优势，就是让众多并无较多资本的人可以迅速成为企业家并创造财富。
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科技进步迅速的时代，企业家是各类要素组织匹配的关键因素。其它各类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设备等，都没有“能动性”，如何配置和使用，全凭企业家的判断与行为来确定。因此自熊彼特以来，经济学家对“管理者”或“企业家”给予特殊重要地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国有企业拥有大量各类生产要素却出现大面积亏损，更换领导层或者进行“改制”后，同样一组生产要素的效率就能极大提升，这就是企业家重要性的体现。现代市场中的投资者在选择项目时，最关键的因素是看项目的核心经营团队。这些都表明市场对企业家才能的“高估值”。
企业家是一组富有冒险精神并实施创新行动的群体，愿意进行“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这是创新的本质）并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愈是新产业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投入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愈强。因此可以说，在一个技术创新加速的时代，企业家才能要比所有权重要得多。因此，企业家带来的创新实践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这种才能和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创新成功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财富，这是对创新的奖赏。特别是当下的网络和数字技术，可以将创新产品和服务低成本送达世界各地，获得极大的市场份额。据国外的研究，目前美国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群中，持有高权益和高收入的“工薪层”即创业成功并上市的企业家，超过了依靠祖上传下来的资本吃红利者的数量，市场“造富”的机制已与经典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不同。
民营企业需要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我们对中小企业有持续的支持政策，其主体是民营企业。不仅一视同仁，而且有所倾斜。据税务总局的数据，近五年，民营企业累计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8万亿元，占比约七成。特别是民营经济中的个体工商户，有80%在国家实施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后，已不用缴税。全国税务部门的服务资源，约有八成是向民营企业倾斜的，例如以企业纳税信用的相关信息作为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重要参考，共助力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2246万笔，贷款金额达6.22万亿元。今后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要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助力它们蓬勃成长。
要为大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和舆论环境。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存在信心不足、创新不够、发展放缓的现象。《意见》提出，要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除了要理解民营企业创新的价值、对增长和就业做出的贡献和所获得财富的正当性外，政策和舆情要补的一个短板，是强调大型平台企业的本质是科技企业。我国各个领域的头部平台企业，都是在技术和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引领下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发展起来的。明确它们是大型科技企业，有利于统筹企业发展和治理问题，有利于合理判断垄断与否问题，有利于引导社会和公众正确看待大平台发展问题。
数智时代高强度竞争难以避免，要理解“信心”问题的复杂性。数智技术迭代迅速，创新频率高，新的企业和商业模式快速闪现，高强度的竞争不可避免，创新者转瞬之间就落后并处于困顿之中是常态。传统产业所讲的新创企业十之八九不能成活下去，这个比例对数智产业来说还要高很多。2021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中有152家企业被替换，更新率达到30.4%；86家企业被淘汰出局，被淘汰企业的比率同比增长274%。即使大型平台，跟上时代持续创新也并非易事，当下大平台有众多技术核心人员离开去寻求新创业机会就是很大挑战。总之，这是一个不快进则速退的时代，新企业的生机勃勃和在场企业的困惑和无力感时时并存，没有什么体制或政策能够确保称心如意的发展环境，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努力再努力。
好的发展环境需要各方一起努力。《意见》指出，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种“平等”“公平”营商环境十分重要，因为共识度高从而具有稳定、可信和可持续的特点。下面是要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一是市场准入不平等，一些大型应用场景的数字化过程，对于民营平台提供服务心存顾虑，甚至一些前期已经由平台做过的项目也要平台后撤。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各类企业平等开放，依据市场标准进行招标选择。二是竞争行为判断标准不同，例如垄断与否的尺子只用来衡量民营企业。要做到对这类市场影响力的监管一视同仁。三是监管部门多信号不一致。我国行政和司法体系条线多，责任不同，要能够形成促进发展的合力，同频共振，信号一致。
同时，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也要意识到，自身之大足以成为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观的高权重影响者，即使有些行为并非在“垄断”或其它影响公平竞争的意向引导下有意而为之，而是技术支撑下海量链接能力所带来的特点，但完全可能带来影响公平竞争的后果。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社会各方面和公众有能力和渠道更多知情，企业的社会形象对自身发展更加重要，好的环境需要各方一起努力形成合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直接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强调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D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金融治理，既充分体现出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也是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D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问题导向，深化金融等重点领域机构改革，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等，对全面提升金融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D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凸显现代金融体系的资本市场功能等均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D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这是D中央着眼于提升经济运行的连接能力、流通效率，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一项战略性举措，对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物联网基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跨界融合等手段，实现企业内的人、物（如机器、设备、产品）、服务以及企业间、企业与用户间、用户与用户间的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与要素协同。物联网具有的广泛数字化连接、海量数据采集与分析、决策支持、远程控制与操作、系统集成等能力，有助于企业迈入数据驱动发展阶段，推动生产流通消费的动力、效率与质量等变革。物联网既是一种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运营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是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与农业、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加快发展物联网，有利于提高生产流通运作效率，畅通供应链。推动硬件、物理基础设施与软件、数字化基础设施等一体化发展，增强产业生态韧性、灵活性与市场反应能力；促进智能生产、柔性生产、精益生产、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绿色生产等。物联网赋能企业检验检测体系，根据先行指标判断产品与设备的运行状态，预防故障发生。实现产品自动检测、全程追溯与可视，实现智能质检，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面对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形势，物联网使企业更广更深地连接市场、感知变化，快速地反应需求，提供更优质适宜的产品与服务，不断推进产品、服务、技术、流程、管理、运营与模式等方面的升级。
流通体系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流通水平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速度与质量。在全球连接与流动受阻放缓的形势下，加快构建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有利于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优化配置，改善国民经济循环效率。
中国是全球性流通大国，但还存在流通体系不够完善、流通网络布局不够合理、流通效率不够高效等突出问题。例如，农村流通体系发展滞后，农产品产销对接不够通畅，工业流通体系不够发达，城乡流通体系相对分割，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尚不健全，跨国流通体系缺乏主导力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加快构建“国际网络—国内骨干网络—国内支线网络—国内末端网络”有机结合的现代大流通网络。统筹规划全国流通网络建设，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流通网络互联互通。加强流通枢纽城市建设，优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点布局。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流通服务体系。加大对流通企业境外布局与投资的支持，统筹规划境外流通网络建设，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有竞争力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需要加快流通创新，为生产生活创造更大价值。围绕生产与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流通对工业、农业、商贸等在信息服务、产品策划、深度开发、拓宽市场等方面作用。做强做优流通主体，提升流通服务功能，推动流通与制造、消费融合发展。加快新业态发展，激发数字流通活力。推进“互联网+流通”“物联网+流通”“智能+流通”发展。推动“枢纽+通道+网络+产业+贸易”发展。推动城乡统一大市场建设，搞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加大新基建在流通中的应用，建设流通大数据中心，利用大数据加强市场分析与拓展。
物流是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成本与物流效率对流通成本与流通效率有着重大影响。有关机构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平均占产成品最终成本的10%—15%，而我国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有时高达生产成本的30%—40%。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制造业由大变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
物流成本偏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体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物流服务体系、流通体系、供应链体系、物流信息服务体系、物流标准体系、应急物流体系等不完善。二是产业层面的原因。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客观上决定了单位GDP的物流费用支出较大。三是企业和要素层面的原因。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不足。许多生产流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第三方物流企业水平不高，专业化、精细化、系统化服务水平低，尤其缺乏一揽子服务能力。四是体制和政策层面的因素。物流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物流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分割、垄断行为、诚信缺失等问题突出。地区间行政分割，缺乏统筹规划，尚不能形成发展合力，物流、快递、配送车辆等要素难以高效流动。五是自然地理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物流活动的空间范围，也影响到物流活动的成本。西部地区是物流业的薄弱地区，西部地质地貌复杂多变，某些地区地广人稀，物流发展难度不小。复杂地理环境将增加物流基础设施的资金、人力、物资的投入，对建设技术要求较高。加之西部地区物流量普遍小于东部，项目经济效益较低，进一步加大了西部地区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降低物流成本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途径。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物流业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统筹城乡，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以“完善体系、优化网络、调整结构、整合资源、联动发展、一体化运作、价值创造、节能环保、惠及民生”为着力点，以更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为保障，构筑起中国面向未来的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体系。相应地，物流业发展可从七个方面着力。
一是推进网络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和优化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组织网络、运营网络和信息网络，构筑统筹国内国际、东部中部西部、沿海内地、城市农村、省市县乡、社会化与自营的不同层级、不同功能、有效衔接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二是推进精细化。满足不断分层化、分散化和细化的市场，紧扣用户体验、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需求，使物流服务精准定位、精细服务、精细管理、精确评价。
三是推进数智化。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抢占物流业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应用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物流资源的全方位连接和安全、高效、灵敏、实时、可控、人性的智能物流服务。
四是与产业、地区联动融合。着眼于物流业服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内在要求，加强物流资源和供应链整合，提升物流服务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推动物流业与各次产业、地区经济协同和互动发展，充分发挥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纽带、助推器、总调度等作用。
五是推进国际化。把握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变化的新特点，本着“利他共生、共创共享、互利共赢”，深化国际合作，打造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全球连接、全球服务、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六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着眼于生态文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安全等，实现土地、能源、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减少污染、降低排放，最大程度减少物流活动的负面影响。
七是推进创新。通过理念、制度、服务、商业模式、组织、流程、管理、品牌、渠道和技术等创新，使物流业创造更多价值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是把握国际竞争战略主动权的核心关键。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时代新征程，要强化系统思维、前瞻思维和底线思维，兼顾产业广度、产业高度和产业韧度，着力建设完整、先进和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反映了产业门类齐全和体系完备的程度，是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支撑。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建设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统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巩固并提升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和体系完备优势，在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产业广度。
一方面，要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保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传统产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庞大，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将直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传统产业并非低端产业、夕阳产业，不能简单退出和“一刀切”淘汰。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不能“格式化”处理传统产业，要维护好、保持好、发展好已有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通过引入新材料、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等，尤其是深度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传统产业同样能激发新活力，升级成长为高端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强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政策支持，着力推进传统制造业企业设备更新，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努力依托数字经济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跃升，从而进一步加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做优增量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颠覆性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带动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生命科技、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加快孕育发展，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培育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产业竞争国际新优势。在全产业体系支撑基础上，加强前瞻布局，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发展计划，着力布局发展类脑智能、智能机器人、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着力提升重大原创能力、产业基础能力和科研成果产业化能力，丰富完善应用场景，培育优化产业生态，从而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把握国际产业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主要指产业体系的层次与水平高，这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掌握国际产业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产业体系的先进性还需进一步提高。必须进一步强化前瞻思维，提升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持续增强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在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提升产业高度。
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以先进科技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智能化是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是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的重要路径。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以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要大力发展智能产业，培育壮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型智能终端等智能制造产业，以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字化生产线、工业互联网建设等为示范引领，广泛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持续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提高制造业的先进性。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抢抓战略机遇，增强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快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进产业绿色化发展，以先进理念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绿色化低碳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的重要内容，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前瞻构建促进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此外，还要持续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
推进产业融合化发展，以先进业态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紧抓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机遇，把握开放融合发展态势，前瞻性推进产业融合化，进而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产业体系是有机系统，是三次产业、产业要素、产业环境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整体，不能割裂式、碎片化、孤立型发展。要强化多方协同，拓展融合创新，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有机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前瞻构建促进产业融合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基础上，要着力推动产业多方位、多层次、多环节、多方式分工协作、有效衔接、耦合共生、互动发展，加速形成深度有机融合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此外，还需顺应大势，积极拓展产业融合的领域、层次与空间，推动产业跨界融合、产城有机融合等，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安全性是产业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性，是产业体系抗击超级冲击和意外风险的内在要求，是大国经济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产业体系韧性强、韧度高，才能应对各种意外冲击和极端风险情形，保持产业体系基本正常运转。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建设安全有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极端冲击，在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产业韧度。
增强基础能力，着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根本原因是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一方面，要构建增强基础能力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前瞻技术、战略性技术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通过新建具有基础能力优势的现代化工厂，以优质增量改变产业基础能力薄弱现状，协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补齐产业短板，深入推进“强链补链稳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环节。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还在加深，全球产业发展格局深刻调整。要依托我国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聚焦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形成完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通过系统梳理产业图谱，找准“卡脖子”薄弱环节，制定和完善维护产业安全的产业政策，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围绕重点产业链，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
统筹协同推进，深入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设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重大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战略安全。重大技术装备关联面广、成套性强、集成难度大，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需协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联动推进。我国高速铁路、电力装备、通信设备等虽已位居世界先进行列，但尚未根本解决产业基础薄弱、高端缺乏、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创新协同推进机制，集聚多方力量各方资源，融合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集中攻关，形成“产学研用金”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要支持有条件的领军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各环节、产学研多方面力量，深度融合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加快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增强发展新动能新活力。此外，还需加大重大技术装备投入和研发力度，抢占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把握安全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我们要深刻认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高水平开放的主要方向，抓实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任务举措。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水平开放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我国全面融入世界，有利于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打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促进供给与需求衔接匹配，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够使国内国际市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桥梁和通道。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实现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发展。从国内大循环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更好顺应全球消费和产业升级趋势，不断释放我国内需潜力，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创新扩大开放的方式举措、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发挥大国责任担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治理体系。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顶层设计。我国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外开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主要是招商引资，现在则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过去主要是扩大出口换取外汇，现在是市场、资源能源、投资都离不开国际市场；过去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开放型经济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开放促进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同时，要将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相结合，面对机遇和风险挑战的新变化，统筹开放和安全，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
实施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我国才取得了今天的发展成就。但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抬头，经济全球化进入曲折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国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要更加主动、实施更大范围对外开放，通过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引导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面向亚欧非大陆、美洲、大洋洲等实现跨区域双向联动的共赢发展。
实施更宽领域对外开放。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引领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也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向服务、资金、人才、科技等多领域拓展。这要求我国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要在更宽领域加快对外开放，覆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持续深化商品、服务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积极拓展资金、人才、科技等领域国际合作，着力完善要素市场化国际化配置机制，使商品等要素领域开放形成协同效应，更好巩固我国开放发展优势和积聚经济发展新动能。
实施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规则正在由“边境上”向“边境后”转变，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引领高标准的新趋势。这要求我国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趋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由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主动对接开展试点，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积累有利条件。
深化贸易投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在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通关、退税、外汇等管理方式，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支持和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构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内要加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建设，推动国内国际标准接轨，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对外要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为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统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国家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不断加强自身开放制度建设，主动强化与国际规则接轨，提升制度供给能力。
高标准建设对外开放高地和平台。高水平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进一步完善区域布局，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创新提升国家级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功能，增强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做大做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加快重点领域制度创新。拓展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功能，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平台。
加快健全完善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住底线红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快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健全外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增强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加强对系统性安全风险的研判和应对。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是农产品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的1/3左右，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D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到黄河流域各省区进行考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以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推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体现了以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来整体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维。
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立足流域各地区实际，一是实现创新发展，坚持创新创造，提高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水平。二是实现协调发展，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就不宜发展产业经济，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生态产品。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区域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集约发展，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贫困地区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实现绿色发展，上游流经雪域高原、草场湿地，必须通过自然恢复和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水源涵养功能。中游流经黄土高原，自北向南穿行晋陕峡谷间，必须突出抓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下游河道多为“地上悬河”，必须推进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促进黄河下游河道生态功能提升和入海口生态环境改善。四是实现开放发展，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五是实现共享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认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需要立足于全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把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更好尊重自然规律，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每到一地调研，对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都提出明确要求，给出精准定位。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时指出，“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2019年9月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把沿黄生态保护好，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入黄河”；2020年6月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2021年6月在青海考察时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时指出，“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要抓紧谋划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科学论证、扎实推进”；2023年5月在陕西考察时要求“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严格执行黄河保护法和相关规划，推进水土流失、荒漠化综合治理，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深化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防治和矿区生态环境整治，守护好黄河母亲河”；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保护修复河套平原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
从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一方面，黄河流域各省区应加强与国家重大战略之间的互动，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各省区应立足当地实际和长远发展规划，加大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等地区协同发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共促大循环，共谋大发展。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各省区应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强动力、增活力，打开发展新天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为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观念准确把握所面临的保护和发展、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协调处理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准确把握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各省区、各部门协调解决好环境污染问题整治、深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难题，抓住水沙关系的“牛鼻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严格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机制。分类培育发展兰白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胶东半岛城市群等区域城市群，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与乡村振兴实现联动，加快城乡一体化和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抓住新一轮能源革命和科技革命带来的良好机遇，在黄河流域布局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型装备制造业，推进新兴产业、清洁能源、绿色农畜产品、生态文化旅游等产业和行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
准确把握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黄河流域各区域应跳出当地，跳出所在省区，跳出流域，站在全国高度认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辩证看待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从黄河流域本身看，上游、中游、下游是局部，黄河流域是全局，必须站在全局高度推进局部治理，协同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上游产水区重在维护天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一体化保护高原高寒地区独有生态系统，有序实行休养生息制度。要抓好上中游水土流失治理和荒漠化防治，推进流域综合治理。要加强下游河道和滩区环境综合治理，提高河口三角洲生物多样性。要实施好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程。”从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看，黄河流域各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局部，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局，只有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才能更好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各省区应立足自身实际，发挥自身优势，明确主攻方向，把握好D中央确定的战略定位，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从生态文明建设看，美丽黄河是局部，美丽中国是全局，美丽黄河建设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地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得好不好，不仅关系美丽黄河的建成，也直接关系美丽中国的实现，必须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大治理。
准确把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放眼长远认真研究，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D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黄河流域各省区都应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各省区分阶段实施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举措，必须既要利当前、也要谋长远，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一是切实做好不同时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工作。当前的重点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和黄河中上游荒漠化治理，持续推进矿区生态修复和重化工业区污染源治理，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最终目标是建成黄河流域绿色生态长廊，形成集青山、绿水、密林、生态田园、碧湖、草原和可控沙地于一体的美丽黄河。二是稳步推进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当前的重点是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开发与利用，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新材料、新能源、新型装备制造业等绿色产业，形成体现黄河流域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不断提升黄河流域民生福祉。当前重点是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上中游地区和下游滩区，必须守住脱贫攻坚成果，通过顶层制度设计、产业转型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逐步提升民生福祉，做到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指出，“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我国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赢得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举措。
从产业分类看，一般意义的实体经济应该包括制造业、农业、建筑业、采掘业等产业，其中最为核心和主要的部分是制造业。经济“脱实向虚”趋势主要问题就在于大量要素不能有效流动到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资金在金融业内部多次循环显著加大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从而阻碍了实体经济良性发展。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味着围绕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加强，形成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针对性地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
我国目前是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巨大优势，这个优势保证了我国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等带来的供给冲击，彰显了我国经济韧性。我国产业体系完备性优势的形成，是成功推进工业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D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还要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组，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完备性优势受到了冲击。一方面，一些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存在着产业链外移以及制造业配套能力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有些地方简单通过“一刀切”政策将传统产业视为“低端产业”淘汰出局。巩固我国制造业完备性优势，一是遵循国内版“雁阵模型”，支持引导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上承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二是通过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简单将传统产业等同于低端产业而要求其退出；三是可借鉴日本“母工厂”经验，鼓励企业在国内建设现代核心工厂，将核心制造能力留在国内；四是注重产业集群建设，通过集群强化各类企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提高制造业协作配套能力，巩固制造业体系完备性的优势。
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传播和应用为前提、动力和标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建立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从技术创新发展方向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的技术版图、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在加速深度融合。从产业组织发展方向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产业融合化发展代表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趋势。总体而言，建设具有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体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活动最活跃、技术创新成果最丰富、技术创新应用最集中、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产业，制造业的先进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性的主要体现。当前，我国在制造强国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2022年我国有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7万多家，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5%，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1.8%，已培育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新能源汽车、光伏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但也要看到，我国制造业发展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整体技术水平先进性还有待提高，制造业基础能力还不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关键基础软件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一些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产业链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因此，建设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我国制造业沿着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未来进一步建设具有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强相关举措，全面推进制造强国建设。要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实施绿色制造推进工程，促进工业、交通各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
长期以来，各国产业政策的基本定位是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然而，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产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国家已经明确了产业安全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明确提出，要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既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适度增长速度，提高产业发展质量，也要着力保障产业安全。为此，产业管理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功能定位应在激励和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向保障和提升产业链安全方面进行拓展和调整，以有力应对“卡脖子”技术供给能力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快向外转移、工业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供给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建设具有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完善我国产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产业安全管理是我国各项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的前置基础性工作；要加快建立权责清晰、多部门紧密协作的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完善产业安全战略决策和部门协调机制，以部门协调促发展和安全协调；完善产业发展评估和产业安全预警体系，建设专业的产业链安全评估队伍和机构，发展我国产业安全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当然，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性，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要积极探索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下有效提升国家产业安全水平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路径。
需要明确的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是紧密联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可以促进和提升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安全性又是建设完整性和先进性产业体系的前提和保障。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将三者统一起来，协同推进，不断提高产业体系完整性，着力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未来产业是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格局最活跃的变革力量，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具有巨大潜力，要坚持全球视野、未来眼光，科学把握未来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加速推进顶层设计、战略布局，在动态调整中为未来产业拓展广阔发展空间。
综合来看，未来产业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前沿技术突破进而加速产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政策精准性，统筹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构建起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不同于其他传统产业，未来产业的战略重要性与成长不确定性特征，决定其支持政策需要从选择重点支持转向更加突出厚植发展土壤、从依托特定企业转向更加突出鼓励多元试错、从重视技术集成转向更加突出强化原始创新、从简单给优惠支持转向更加突出应用场景与早期市场支持。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强不强，首先要看其产品质量好不好，而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就是可靠性。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制造业可靠性提升实施意见》，提出了增强制造业可靠性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为提升我国制造业可靠性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份额接近15%。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可靠性也取得显著成效，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例如，B10内燃发动机寿命从2003年的50万公里提高到目前的180万公里，自主研发的新型橡胶金属减震部件应用在“复兴号”悬挂系统后使高铁列车设计寿命由20年提升至30年。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基础能力不强，部分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和重大装备存在瓶颈制约，一些国产产品在功能安全、关键部件、软件质量等方面存在质量问题，一致性、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造得出、造不好”“能使用、不好用”现象突出。例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传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较进口产品相差1个到2个数量级，使用寿命相差2个到3个数量级；涡喷、涡扇发动机轴承寿命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10，通用零部件产品寿命一般为国外同类产品寿命的30%至60%。可靠性差不仅影响产品的使用效率和寿命，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也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由于可靠性、稳定性不高，部分制造业核心材料部件与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严重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由此可见，制造业产品可靠性已成为掣肘我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突出问题。面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提升制造业可靠性是当务之急。对此，要重点通过三个途径来提高制造业可靠性水平。
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推动产业全球布局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D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要求“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基本盘”。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晰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方向，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重要且必要。
我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产业体系完备，已经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能力，部分装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此基础上，产业“大集中、小分散、结网络”格局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少数几个基础好、配套完善、接近国际市场的地区，同时也广泛分布在各级大中小城市，布局正在从沿海向内陆城市转移扩散，并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相互联系和跨区域互动，逐渐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及重要交通通道为依托的“组团延伸—带状扩展—网络联结”的格局。
总体上看，我国现有基础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与此同时，产业布局也呈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趋势性变化。
制造业出现国内国际“双转移”趋势。受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自东向西转移和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扩散的趋势，钢铁、石化等行业大型生产基地沿海布局趋势明显。同时，制造业“走出去”的态势也日益凸显，推动我国制造业布局从国内向国际拓展，产业链配套日趋国际化、复杂化。
产业集聚优势日益显著。传统产业集群正转向追求质量高、性价比高的发展阶段，国际市场环境变化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推动传统产业集群通过嫁接新技术、开辟电商销售渠道、瞄准差异化细分市场、探索个性化定制等途径加快转型升级。一些地方把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平台载体为牵引带动一批关联企业协同集聚。同时，产业园区作为制造业发展和区域产业协作的主要载体，也正在经历业态更新、产城融合、集约发展的转型升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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