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目标方向、明确了方法路径。
话剧走进中国已经有100多年了。话剧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留下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树立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2022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出品的由陈彦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主角》，再一次引发社会公众和文艺批评界对话剧艺术的瞩目，并一举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小说到文华大奖的获奖话剧，《主角》的华丽转身，在赢得公众赞誉的同时，也让笔者再一次回顾与思索话剧中国化的历程。
如果说，百年来留下的经典话剧作品，都是其所处时代的回声的话，那么，话剧《主角》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涅槃重生的回声。尽管笔者无意以经典论之，但《主角》从小说到话剧对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湛表现与深刻反思，以及在艺术上的深度打磨和种种探索，无疑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剧舞台上发出的时代回声。
在舞台上，《主角》用话剧这一外来剧种发出了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声。作品展示了中国古老剧种秦腔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史，演绎了不同历史时期新旧文化在三秦大地上的激烈冲突，表现了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摄人心魄的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主角》中的秦腔演员忆秦娥从一个大山里的牧羊女，到誉满京都的秦腔主角，再到重返大山为父老乡亲唱戏的经历，揭示了秦腔这一古老剧种是从中国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艺术，必将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下去，并回到人民中去。而忆秦娥成长为主角所经历的种种挫折、苦难，则预示了这一传承过程的重重困难，需要全社会和所有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共同去战胜、去逾越。话剧作为一种与秦腔完全不同的外来艺术形式，将小说对秦腔艺术的深度体验与精彩描述鲜活地绽放在舞台上，让人们从小说引发的想象进入了看得见、听得见的真切艺术场景。对于秦腔这种古老戏曲艺术的复兴而言，话剧发出的呼声，准确地延伸并有效地加强了小说的呼声，以至于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精神的强大回声。
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回声，《主角》可谓沁人心脾、振聋发聩，而在其不绝的余音中，也传达出其在艺术上经历的一波又一波艰难探索。这种探索不仅在于它跨越了“语言-文字”和“剧场-舞台”两种异质媒介，将一部65万字的鸿篇巨制和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装进了三堵墙的舞台和180分钟的狭小时空之中，更在于它试图用话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去演绎秦腔这种古老的民族艺术。这两种艺术在整体语境、叙事方式、表演程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要跨越这种差异难度巨大。话剧《主角》的改编不仅没有回避这些差异，反而恰恰从这些差异出发。180分钟话剧对65万字小说的改编是以小说中忆秦娥成为主角后经历的几个秦腔剧目为单元的。这样，秦腔的精彩怎样从话剧舞台上展示出来？秦腔主角的魅力怎样通过一个话剧演员的表演表现出来？而且这种展示不仅要呈现秦腔的舞台表演，还要同时呈现秦腔观众的反应等，就成为一系列巨大的难题。可以说，话剧《主角》从编导到表演是在化解这一道道难题中走过来的。
就演员表演而言，用话剧舞台去呈现一个戏曲主角的魅力和命运，意味着对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的跨越与融合，意味着扮演秦腔“主角”忆秦娥的话剧演员必须同时具备话剧表演和戏曲表演两种技能，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却又是一道必须逾越的难关。从演出效果来看，“主角”扮演者刘李优优成功完成了这两种技能的融合和两种演员角色的相互转换。刘李优优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戏曲表演的话剧演员，经历了近3年的刻苦训练，基本掌握了一个秦腔武旦唱、念、做、打的功夫和仪态气质。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勤奋，更是一种艺术上的探索。
从导演策略和舞台呈现来看，话剧《主角》表现出多种探索意图。譬如，充分利用舞美背景设计和舞台调度巧妙地实现了“戏中戏”的转换，而且有效地引导观众去实现话剧意图的传达，将剧中秦腔的表演和唱腔严格控制在了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层面；再譬如，导演在策略上，刻意用“人偶”代替真人表演、故意向观众亮明本属于幕后行为的背景切换和转场，造成了话剧版的“元叙事”效果，即用排演话剧的行为本身，告诉观众“我是怎么用话剧讲故事的”，或者“我是如何用话剧来演秦腔的”；还譬如，用“人偶”代替真人表演在客观上造成将人物意象化，且给观众留白的效果；在道具使用中，沿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和写意；在人物造型、舞美设计中特意要在外来的话剧中去凸显中国古典的戏曲美学特征等。这些都表现出主创团队挑战难度、挑战各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探索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主角》所创造的高度也在于它深入艺术探索的程度。
《主角》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继陈忠实《白鹿原》、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推出的第三部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话剧作品。因而这3部话剧被人们称为“茅奖三部曲”。“茅奖三部曲”随着3部原著题材和文化品格的不同，各有千秋、姿态各异，但其坚持为传统文化发声、为时代发声，以及创新探索的精神却始终如一，而且以一种千磨万击、精益求精、力求卓越的精神，一步步拓展话剧艺术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一步步将话剧这个舞台打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回音壁。
历经艰辛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对于人类文明的交流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红色是中国共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不断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江西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推进红色基因传承中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要责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守正创新、扬优成势、积极作为，不断在革命文化传播方面取得新成效。
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网络信息传播呈现移动化、个性化、休闲化、互动化等特点。这些变化给红色基因传承、革命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充分运用各类传播方式，通过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近年来，江西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应对互联网时代新挑战，以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为抓手，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用好媒体融合发展成果，统筹网上网下，大力推进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革命文化全媒体传播，为创新利用红色资源夯实基础。
北京市天通苑地区由于人口多密度大，此前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长期存在空间设施少、运营效能低等问题。近年来，当地通过建设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下称文艺中心）、创建楼门文化、组建文艺群团等形式，以文化建设助力社区治理，积极推动文化服务赋能城市生活。
总的来看，文艺中心在机制、理念、技术、模式上实现创新，对各地文艺中心实现更好管理、运营有借鉴意义。
机制方面，“委统领、政府负责、社会运营”三位一体，实现政府和市场主体紧密且持续协同创新，确保项目平稳、高效运营。采取委统领、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区属国企社会化运营机制，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经验丰富的运营单位，利用社会化创新理念参与项目更新改造及运营全过程，有效弥补政府及事业单位运营公共文化空间过程中出现的人员编制不足、多元专业人才调配难、经营模式单一等问题，也规避了一般纯商业企业主体运营逐利经营而脱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益属性，导致居民不能切实普惠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福利的问题。
理念方面，改变以往公共服务项目重建设、轻运营的弊病，以运营思维驱动规划、设计与建设有机融合，做到运营与功能规划前置，确保项目具有持续生命力。
技术方面，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化解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境，拓宽服务边界、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满足数字化时代居民对文化服务的新需求。运用数字技术搭建集“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平台+微信社群+服务机器人”于一体的线上文艺中心云平台，使公共文化服务能够通过线上平台辐射更多居民。创新线上文化服务活动，拓宽参与方式，使居民能够高效便捷地参与。
模式方面，文艺中心打破纯由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的运营模式和纯商业企业主体运营方式，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产品属性为前提，运营方引入更多专业社会企业及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内容创新与供给中来。在服务过程中，采取内容、时段、空间菜单式的运营模式，从早上9时至下午5时的公益时段，免费向居民开放，保证各项活动与居民的正常文化生活需求；在非公益时段，利用文化中心的场馆专业优势，对社会面进行商业性开放，用作演出、会议、教学、团建等场地，以商业性反哺公益性。这种“公益性+商业性”互助融合运营模式，实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保基本与重品质并行。
天北街道楼门文化建设和鼓励组建居民文艺群团的实践，给城市基层善用文化建设助力社区治理提供了许多启示。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基础载体。当前，由于一些城市超大社区的强“城市性”，弱化了居民社会关系，引发社区居住隔离、道德系统和价值观体系难以塑造，在社区层面扭转这种局面，需要推动形成“他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融合。
在城市社区中，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找到社区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天北街道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缩小社区治理单元，在楼门的实践单元中试行楼门自治，附加相应保障制度，增加居民熟悉及交往的可能，增强邻里关系，形成关系圈。二是通过文体类社区社会组织，带动形成更多类似于社区事务的服务类、治理类的团体组织，尽可能地将所有居民纳入不同的团体组织中，形成组织圈。三是以社会信用体系的方式，规约社区不同主体及社区居民的违规或不道德行为，强化人的主体性自觉规范，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价值圈。四是在自治基础上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共治契约，以正式或非正式规则推进社区居民团结，形成团结圈。五是增强对流动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服务意识，将其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本地人与外来人融合，形成融合圈。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契合，意为两相符合。不同事物的契合性就是一种先在的共同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受益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既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也奠定了双方的结合点。“结合”是主体间的一种相互接受行为。“契合”是逻辑前提，“结合”是逻辑进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众多契合点，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两者在宇宙观上具有契合性：都具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论语》中没有“创世纪”的观念和关于“一神教”的启示，后世儒家更不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师，无神论汇成了中国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以一种彻底的反宗教、反神学的理论面貌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上，而且还以其科学无神论为武器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本质。这两种文化都反对采取超人间的力量去改造社会，主张重视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
第二，两者在实践观上具有契合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重实践、拒玄虚也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孔子到荀子、王充、王阳明，再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无不重视实践、实行、实效，他们在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上，颇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合之处。当然，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这是超越儒学的地方。
第三，两者在辩证思维方式上具有契合性。美国学者斯塔尔认为，辩证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比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古希腊的辩证思想“没等到牢固地扎根就被抛弃了”，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辩证法才获得了重生。相反，辩证思维的逻辑在中国哲学中一直延续至今。斯塔尔写道：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和扬弃。
第四，两者在天下观和历史观上具有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乃至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儒家强调国家的根本是人民，政治制度、君主专制相对于民本都是次要的；儒学认为历史阶段的发展在于“势”（必然性），而不在于“圣人意”（绝对精神），历史的进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夫之曾用“理势合一”的命题阐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杰出见解。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认为，王夫之“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第五，两者在道德观上具有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一方面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用人的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达到人性的完善。儒家一方面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另一方面却主张“为善去恶”来完善人性。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去满足个人私欲，主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适应，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六，两者在社会观上具有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反对超验的宗教信仰，都主张在社会生活和实践经验上的“革故鼎新”，认为超越不是对人间的超越，而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未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社会的向往；两者都认为理想境界就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完美统一，是物质财富充裕和道德境界高尚的统一。这种未来社会只有通过现实人的世代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儒家的“大同”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高度契合性。
由契合到亲和，再到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这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和逻辑的进程。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这一前提下，两者才有可能进入相互“结合”的逻辑进程，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革命斗争中，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思想，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鉴于民主革命时期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经验和教训使中国共产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即必须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之具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只有如此才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通过“第一个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以同志、同志、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充分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进程。“第二个结合”的成就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而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能体现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由“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进程并未结束。因此，要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总结“第二个结合”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最大功用。
“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治国理政和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脉传承不曾中断的文明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座思想宝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源源不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智慧和方案。
“第二个结合”奠定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石。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它既是一种凝聚着历史自信的恒久力量，又是一种携同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信念合力，只有不断加固“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在“不忘本来”的同时，还要注重“吸收外来”，在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充分利用全人类创造的文明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服务。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中国特色”之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式现代化……无不标注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蕴含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
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意味着“第二个结合”可以纠正一些文化认识上的偏差，打破一些思想上的禁锢，使“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进程不断向前延伸——“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集中反映了亿万劳动者的历史主动意识，彰显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是激励和鼓舞全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劳动基因，全面把握劳动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勤天下无难事。”劳动精神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内蕴着勤于劳动的基因。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口耳相传的寓言故事，展现了先民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人生天地间，劳动最为先”……这些诗词谚语，抒发的是诗人对田园劳作之乐的向往，传达出的是中华民族坚持不懈、敬业乐业、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劳动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决定了人的本质特征，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劳动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交换过程，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中国共产人是劳动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践行者。在全民族抗战的相持阶段，为了克服严重财政困难，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同志明确将“爱劳动”列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之一。同志告诫全，“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进入新时代，多次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的实践舞台。建功火热时代，奏响劳动之歌，迫切需要新时代劳动者坚定理想信念，将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源源不断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动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营造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强调，“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崇尚劳动就是要在全社会牢牢树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观，通过思想宣传、舆论引导、实践养成等方式，大力倡导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
培育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强调，“推动全社会热爱劳动、投身劳动、爱岗敬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热爱劳动既是一种正确的劳动态度，也是一种积极的劳动心理活动。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只有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才会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从事劳动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到劳动的价值，才能真正懂得“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也才能最终做到“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锤炼辛勤劳动的意志品质。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美好生活靠辛勤劳动创造。强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广大劳动者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越需要勠力同心、接续奋斗，越需要常葆辛勤不息、实干笃行之姿，以高涨的工作热情促发展、抓落实，迈向通往伟大梦想的光辉前程。
锻造诚实劳动的优良品德。诚实劳动既是一种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品格。指出，“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的荣光出自诚实的创造，劳动的收获源自诚实的付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外部诱惑，广大劳动者应注重从劳动中锻造优良品德，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保持定力、严守规矩，用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社会文明程度表征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与前提。的二十大报告把“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回顾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都高度重视社会文明建设并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而不懈努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人为结束民族弱乱的悲惨境况，进行了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此期间，大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推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破除落后的封建的文化残余，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还相继产生了以伟大建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代表的宝贵精神，成功引领和塑造着那个时代国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指引着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1949年9月，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政府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移风易俗、男女平等进步观念，新中国健康向上的社会风貌逐渐形成，全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相继涌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思想觉悟、职业道德等也随之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以来，和国家对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注和培育从未松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不断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出新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同志适时发出了争做“四有新人”的时代号召。有关部门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志多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2006年3月，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时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10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部署安排。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面推动下，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比翼齐飞，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步增强。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弘扬诚信文化等重要举措，进一步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视与有力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之高低，攸关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的二十大报告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阐释与部署，全面做好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各项工作，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夯实全社会文明根基。中华传统美德历经岁月洗礼而历久弥新，是夯实全社会文明根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宝贵资源。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传统美德所提倡的精忠报国、克己奉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是历史淬炼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千百年来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品格，撑起了一代又一代民族脊梁，是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孕育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时至今日，继承与发扬这些优秀传统美德对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挥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助推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不仅需要公众个体主动参与，更离不开英雄模范的示范作用。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勋章等荣誉获得者道德高尚、业绩卓越，为民族复兴、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生动诠释了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能够有效激励和引导公众敬仰英雄，学习模范，鼓励人们向上向善。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要大力发挥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我们必须看到，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是一个长期、重大而复杂的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绵绵用力、从容推进、久久为功，形成“滴水穿石”的效应。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立足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把系统观念作为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确保我国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需要构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工作大格局，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来看，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始终与社会发展、民族进步密切联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切实做好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等基础性工作，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新征程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乡村振兴不但需要物质富裕，而且需要精神富有，乡村的发展只有坚持经济与文化“两条腿”走路，才能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并强调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让包括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的所有人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才是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把农民群众精气神提振起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文明乡风、激发亿万农民内生动力的基础性工程，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精神保障和动力支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用的创新理论筑牢农村意识形态阵地。要坚持和加强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把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围绕和国家的重大节庆、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持续深入开展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增进农民群众对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聚焦伟大成就、深刻变革、幸福生活，凝聚奋进力量，引导农民群众听话、感恩、跟走，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政治保障。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载体，提振农民群众的精气神。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农民群众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让农民群众在奋斗实干中创造价值，在乡村振兴中建设美好家园，不断增强勤劳致富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民群众的实干本领，通过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实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工程，培育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时代实干型农民。要完善教育手段，采用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式帮助农民了解数字经济、走进数字化时代，使农民群众能够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产业模式，从而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升级、促进三大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积极作为。
建设农业强国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赓续农耕文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气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继承和弘扬前人留下的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好乡村文脉。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支持二十四节气、中医药传统文化等进校园、进课堂，弘扬优秀农耕文化的时代价值，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专项治理当前存在的高价彩礼、人情攀比、薄养厚葬、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文化陋习，深入挖掘传统习俗、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文化载体中传递正能量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倡导守望相助、以和为贵的行为规范，弘扬孝老爱亲、耕读传家的道德风尚，营造崇尚节俭、不慕虚荣的社会氛围，涵育农村新风新貌。
结合乡村传统文化因素，完善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农村精神文明治理体系的基础，须将传统的乡贤文化与现代治理思想有机结合，积极发挥“新乡贤”在社会资源、道德修养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在观念引领、道德示范、矛盾调解与舆论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法治是农村精神文明治理体系的保障，须增强农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觉；德治是农村精神文明治理体系的支撑，须将传统乡土文化中的尊老爱幼、邻里互助、扶困济弱等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有机结合，为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为困难群众提供有针对性、常态化的志愿服务，营造互爱互助、明德惟馨的乡风家风民风，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它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交往、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与和谐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社会秩序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农村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入田间地头、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一是将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集理论宣讲、思想文化、科技科普、健身体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性服务平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要根据农民的个体认知、民间风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农民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乡村文化、民俗文化、节会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基层员和农民群众既听得明白，又记得清楚，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道德共识和行为习惯，自觉抵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以及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陈风陋习。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遵循为基准，培育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一方面，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举行文明评选和先进表彰、树立文明典型和道德模范、打造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等，用榜样的力量教育人、感染人、塑造人，凝聚向上、向善、向美的乡村正能量。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到乡规民约中，引导农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养成日常交往中的规则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提振农民群众的精气神。
三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形化建设。结合乡村风貌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主题景观、文化长廊等。持续开展美丽乡村文明风尚提升行动，将产业布局、景观设施、道路绿化等一体纳入环境规划，推动形成建设有序、环境整洁、特色鲜明的乡村新风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建设美丽幸福新家园。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从需求侧与供给侧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精神文化生活是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追求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纳入人生发展和社会理想之中。中国共产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社会主义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精神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要搞好，这是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对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看重，文化需求高品质、个性化的特点更加明显。新时代十年，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呈现出更加繁荣、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全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建设是培根铸魂、凝神聚力的重要事业。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只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确保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神食粮。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全过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与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发挥好精神文化产品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形成有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文化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服务人民、惠及人民。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需要统筹需求引导与供给支撑，实现需求侧和供给侧协同发力。从需求侧看，就是要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着力点，大力提高文化创新创造能力。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调查研究，梳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健全群众需求反馈机制，推广“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创新开展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从供给侧看，就是要研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努力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要强化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提升产业发展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力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化惠民工程等重大部署落实落地，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
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巫史同工”是史前工匠文化的重要特征。史前匠人以虔诚的宗教信仰谱写了一部巫史文明，他们敬畏自然与神灵，用制器尚象的朴素理念为人类早期的器物生产提供造物原则，通过泥土和火焰的碰撞创烧了史前陶器，并创造了史前石器、玉器、漆器等史前巫史文化标识。他们用朴素的线条与符号，对自然、物象与宇宙进行原始表达，记录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梦幻与精彩，形成了中华工匠的初始精神品格。
古人很早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坚守正义、守正为公、守正为民。古公亶父不仅勤于营建匠事，胸怀“周原”，还礼让豳地；车正奚仲心系人民疾苦而苦思发明运输车辆，解决治水材料的搬运问题；“科圣”墨子始终站在服务人民的立场，勇于探索工匠造物实践……早期中华匠人心系百姓，持中守正，以工正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的守正精神品格。
至西周，《周官》有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的工官“司空”。汉魏中央和地方郡均设有少府、尚方、大司农等工官。至隋文帝时期，汉代“三公九卿制”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工官体系的“少府”亦被“工部”取代。司空、少府与工部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的产物，司空制度、少府制度与工部制度为中华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促进生成了中华匠人的民本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司空”的概念语义场包含了“冬藏”与“闭空”的双重含义。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达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要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
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概念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或政府权力的语义内涵，还体现在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弃官专髹漆艺的隐士申屠蟠、革新造纸技术的尚方令蔡伦、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学者型”水工徐商、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这些汉匠勇于创造、敢于创新，他们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光彩耀目。汉代开创了汉代工匠文化的新定向，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演绎出较为齐备的工匠文化体系性结构、要素和内容，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隋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已然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神采与光芒，唐物的定名及其意指也蕴含丰富的时代体征与社会信息。唐代诗人皮日休笔下的“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民族工匠文化的交融态势；史料上记载的东南亚市场上的“唐货”是唐代与海外工匠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和亲政策中的陪嫁工匠以及蜀地工匠被大量掠入南诏的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唐代工匠的国内流动；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唐代的工匠已经开始用诗文、书法装饰器物，进而形成了工匠派绘画新风格；“端午节制镜”“上梁祭祀鲁班”等反映出唐代工匠的文化习俗与日常精神；“物勒工名”的流行以城市“行”的出现显示唐代工匠行业制度逐渐成熟。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超越、尚大、创新、开放等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与风尚。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或应用，“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梦溪笔谈》面世，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宋代工匠在精雕细琢、极简主义和职业敬畏等方面表现出工匠精神品格的新气象。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然朝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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