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同志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和亲自推动下，浙江省委办和省政府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通知》，明确提出“用5年时间，对全省10000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行政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千万工程”。在的擘画和关心下，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
“千万工程”充分彰显了以非凡魄力开辟新路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全面展现了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同人民领袖伟大思想、伟大情怀相互激荡形成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与实践的重要例证，是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活教材。总结推广“千万工程”的有益经验，对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千万工程”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而“千万工程”结出的硕果，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
坚持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千万工程”是一项生态工程。“千万工程”是当时浙江推进的一项以农村新社区建设为重点、以村庄的整理和整治为切入点、以提高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能力为核心的污染整治和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在同志的亲自推动下，各地按照布局优化、道路硬化、四旁绿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美化的要求，全面推进村庄整治建设。这种生态建设思路具体而系统，着眼于“以生态省建设为载体打造‘绿色浙江’”，充分发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联动效应，深刻影响了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驾齐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实践发展的历史脉络看，“千万工程”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本”，注重着力打造绿色生态富民家园，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省域先行方案。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浙江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使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同志强调，“要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础工程、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工程、优化农村环境的生态工程、造福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实施“千万工程”是浙江“实施城市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一定要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建设路子”。“千万工程”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注重城乡统筹和互动，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和有效举措，是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实际行动。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富民。“千万工程”是一项富民工程，让农民过上高质量的富裕生活是推进“千万工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富民为先，以民为本”，“打好‘生态牌’，走生态立村、生态致富的路子”。在“千万工程”的牵引下，浙江因地制宜地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特色产业的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开展以优势产业为依托的特色村建设，不断把农村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民致富的绿色产业，构建起“绿水青山”孕育“金山银山”的有效机制。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千万工程”不仅融入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标和制度设计，还以其先行先试为当前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启示。
坚持形成政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群众积极参与的建设格局。“千万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体现了的领导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同志强调，“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社会各界都有参与建设的责任”。同志亲自设计的“千万工程”推进体系，不仅体现了多主体合作治理的理念，更强调了委政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委政府是协作网络的集成者、引领者和支持者，是资源和要素的整合者，是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的关键所在。在该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各地也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形式，完善村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激活千百万农民为建设美好家园和幸福生活而努力的本源动力。“千万工程”的实施，也推动了委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工作向农村延伸，促进了服务“三农”和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形成，带来了乡村治理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变革重塑，推动乡村治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
当前，我们应切实把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总结推广好、学习运用好，不断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办法和具体成效。
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在新征程上谱写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篇章。只有心里真正装着农民，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不断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才能加快补齐农业农村这块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深化“千万工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突出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人民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动农业农村和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切实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在新征程上谱写“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篇章。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从村庄环境建设到农村全面发展，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文明建设，浙江坚持新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迈向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康庄大道。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我们必须从文明建设的高度深刻把握“千万工程”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义，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既要注重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要注重实现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在不断厚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在新征程上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千万工程”以整治环境问题为先手棋，从垃圾收集、村内道路硬化、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向面源污染治理、农房改造、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拓展，实施生态修复，不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以点带线、连线成片再到全域规划、全域建设、全域提升、全域美丽的新路径。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必须自觉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深刻把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深刻意蕴，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2021年4月30日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讲话，收录在《著作选读》第二卷。这篇重要讲话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丰富了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在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制定修订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和行政法规，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显著，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保护修复取得开创性进展，构建了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的综合治理体系，初步形成生态修复新格局；城乡环境建设不断加强，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得到倡导践行，美丽人居环境、绿色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形成。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但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仍然薄弱，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还面临较大压力，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持续作出努力。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坚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才能真正把高质量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从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等层面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指导。
首先，在社会层面，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充分发挥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和治理优势，在社会层面大力宣传普及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力。
其次，在国家层面，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形成制度化的规则规范，要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打造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监督体系。
最后，在国际层面，强调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用，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理念的提出，在理论上，为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在实践上，摒弃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短视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找到了通向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也为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共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力量。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马克思指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不存在主客体的问题，二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无论是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强调人类与自然不是对抗性关系，而是合作性关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现代化道路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双赢”，通过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循环发展、永续发展。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关系的新认识。在讲话中指出，“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辨，体现出对生态生产力的肯定。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克服了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传统发展观念，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的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论”者片面、狭隘地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解释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唯一的形式，其传统的现代化道路以资本为中心，缺乏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尊重，旨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资本逻辑”取代“自然的尺度”，在高度繁荣的物质社会背后是不断走向衰败的人类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破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是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和人的价值、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民族价值与国家价值和全球价值结合起来，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承载力、物质富裕与生态美丽综合起来考量和推进的现代化，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现代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蕴含着经济价值。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协调。同时，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决维护我国发展权益，以实际行动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碳权利，倡议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和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身碳权利的同时积极承担碳责任，承诺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从碳达峰量变到碳中和质变的颠覆性改变，并通过绿色“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非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等渠道，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维护和推动全球气候正义作出独特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多个条款中隐含式地讨论了气候正义。《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为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巴黎协定》第一次将气候正义纳入正式文本，但相关条款并没有法律约束力。2022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次将损失与损害议题纳入大会议程，并就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帮助气候脆弱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灾难达成协议。2023年3月，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关于气候正义的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提供咨询意见，为维护气候正义，特别是损失与损害赔偿提供法律支持。
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分歧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冲突，往往会演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如何分配碳权利、承担碳责任和进行碳赔偿等方面展开的外交博弈。发达国家以本国利益为基础考量气候变化问题，尽可能逃避历史碳排放责任，争取更多的碳排放权利，以及提供更少的碳赔偿。发展中国家则要求享有均等的发展权利，保障其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认为发达国家应减少“奢侈性碳排放”，更快实现碳中和，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碳排放”留出空间，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气候投融资和技术援助，满足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需求，并对其遭受的气候损失与损害进行赔偿。
指出，“改善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功不可没，中国人民功不可没”。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承担自身减排责任，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自身碳责任的典范，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强大动力。2022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1.2%，相当于累计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63.33亿吨，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连续30多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新增森林蓄积量已提前完成2030年目标。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连续8年领跑全球，光伏、风电等关键零部件占到全球市场的七成，有效支撑了全球其他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探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将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新范式。
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序的“1+N”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一是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控制并逐年收紧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双高”行业准入门槛。二是组织实施工业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内燃机系统节能、电机系统节能改造、余热余压回收利用、热电联产等九大重点节能工程，全方位提高“双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是通过完善绿色采购、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等激励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与企业主导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引导供应链相关企业提升工艺水平、优化用能结构，基本实现了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四是通过税收、补贴和绿色基金等方式引导企业积极采用绿色低碳技术，鼓励银行和担保机构丰富绿色债券与绿色保险产品，为中小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供担保服务和信贷支持。五是积极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重点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改变，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有效促进了能源结构优化和生态保护补偿。
推进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重大战略，努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强化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努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推进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重大战略，编制完成《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开展重点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制定《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等专项文件；推进农业、林业、草原、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强化自然灾害风险监测、调查和评估，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综合风险防范体系。近年来，中国选取28个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完成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5000多项，实现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全国县（区）全覆盖。
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推动能源转型。中国把推动能源发展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实施能源扶贫工程，发挥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服务在扶贫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扶贫减贫融合发展，将产业振兴与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相结合。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0万个村拥有村级电站，全国光伏扶贫量达到1865万千瓦，村庄平均收益20万元左右，为设立公益性就业岗位、实施小型公益项目以及开展小微奖励补助提供重要保障。中国牢固树立能源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能源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强能源民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推动能源转型。
在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凝聚力，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凝聚基于碳权利、碳责任和碳赔偿有机统一的行动共识，将气候正义关切转化为实际的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作为《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开展气候变化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和77国集团共同推动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标志着气候正义的进程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积极协调“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非洲集团”以及“77国集团和中国”立场，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沟通，督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并设定新的筹资目标。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中国积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推进低碳示范区建设，帮助有关国家提高预警监测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降低气候变化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8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5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实施3个低碳示范区建设项目，开展42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培训。
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要部署，提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更好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必须充分认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既要全面准确认识其内涵要求与内在机理，又要积极探索、主动实践，从实际出发扎实推进，加强体制机制建设，确保取得实效。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其实质就是要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形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互促进。
就其内涵要求而言，强调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就是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来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就其内在机理而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降碳、减污、扩绿一体推进，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形成更大合力，倒逼总量减排、源头减排、结构减排，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投入结构加快优化调整，实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注重末端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源头治理有效传导，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就其实践路径而言，降碳，重点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减污，重点是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扩绿，重点是增强碳汇能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增长，主要体现为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基础上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需坚持系统观念，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构建推动实施的有效机制。
推进降碳，关键在于创造条件全面推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形成全社会参与降碳的激励约束体系。这就要求用好碳市场、碳税等手段构建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各级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积极性。要不断完善碳交易机制，深入分析碳价格变化与形成规律，设计更加合理的碳定价机制；探索社会碳减排的收益渠道，研究地方低碳试点、地方碳账户、地方碳交易市场等多种渠道实现机制；设计自愿碳减排鼓励机制，增加企业通过自愿碳减排获得收益的机会。
推进减污，关键在于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可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实施机制，从市场激励约束机制、政府规划引导机制、公众监督机制等方面推动减污降碳。要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企业采取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绿色创新技术研发等一系列环境友好行为。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引导减污降碳有序开展，加强环境税相关政策的推进与落实，完善环保补贴政策。同时，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环境治理的主动参与意识。
推进扩绿，关键在于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不断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根据各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特点与属性，设计差异化定价机制；形成金融支持机制，根据绿色产业体系的构成及各阶段发展重点，制定支持主要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形成消费转型机制，重点从绿色消费理念的传播、绿色产品的推广、绿色技术的普及应用等方面着力促进全社会消费绿色转型。
推进增长，关键在于实现绿色增长、高质量增长，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技术潜力和市场活力。要根据绿色技术创新对降碳、减污、扩绿的影响，积极研发和推广节能降碳、清洁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技术，增强绿色经济竞争力；要大力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积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更好提供保障。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关键在于坚持系统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整体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确保全面系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集中反映了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生态环境部系统要把学好用好《著作选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学习贯彻的二十大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自觉投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选读》收入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多篇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集中体现了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不断从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著作中汲取营养、深化认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第一，深刻把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大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修复和利用自然，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二，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还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好生态环境，生态也会回馈我们，生态本身就是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第三，深刻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为了民生，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第四，深刻把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是各自然要素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就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规律，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更加注重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切实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筑牢美丽中国的生态根基。
第五，深刻把握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必须把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以及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第六，深刻把握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全球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维护公平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一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突出位置，谋篇布局更加成熟。我们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逐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二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步履坚实。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立“1+N”政策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2022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05年的72.4%下降至56.2%，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新时代十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超过6%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2%，相当于少用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29.4亿吨二氧化碳，绿色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三是协同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2022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下降至29微克/立方米，首次降低到30微克/立方米以内，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6.5%，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上升至87.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顺利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云南野象“自由旅行”、长江江豚“频频微笑”、青藏高原“万羊齐奔”，生动体现了我国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
四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重塑和重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环境保护“政同责”“一岗双责”等制度。建立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现对两轮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督察全覆盖，并对6家中央企业和2个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督察，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推动地方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制修订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和行政法规，形成由1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N部涉及生态环境要素的专门法律、4部特殊区域法律组成的“1+N+4”法律制度体系。
五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环境治理影响力大幅跃升。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达成历史性的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篇章。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启动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深入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回顾新时代以来的奋斗历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全国人民普遍认可、国际社会广泛肯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根本在于有作为中央的核心、全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充分彰显了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不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和美丽中国先行区。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聚焦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加强新污染物治理，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确保核与辐射安全。
三是坚持系统观念，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依法加大生态破坏问题监督和查处力度，持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积极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示范样板。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四是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不断增强制度性权利。继续履行好COP15主席国职责，推动“昆蒙框架”目标落地。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五是加快改革创新，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加大技术、政策、管理创新力度，不断提升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水平和环境治理能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执法监管体系，全力提升生态环境执法、监测、信息、科研、人才队伍等各方面能力。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全面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已落下帷幕，海南博鳌东屿岛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永久举办地，正在被建成一个“零碳示范区”。会议期间，岛内所有场馆实现了“100%绿电”供应。预估减排二氧化碳约1312吨，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约600吨，而这一切背后都离不开“科技赋能”。
当前，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甚至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无论是能源领域的持续发展，还是高效的环境检测，技术创新都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能源结构的转型也因此被按下了“快速键”。
科技创新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我国白鹤滩水电站的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建设时开创性地设计出“长短叶片结构转轮”，该结构综合了多叶片和少叶片的优点，从根本上解决了空化性能与转轮强度兼顾的难题，推动了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我国当前使用的新能源还是以太阳能、风能为主，利用科技可以较好地应对其波动性大、出力不稳等挑战。
虽然我们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许多“卡脖子”难题。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钢铁、石油、化工等传统行业比重较高，能源依然以煤炭为主，并且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另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力量基础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原创能力不足、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难题仍亟待破解。因此，加快构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迫在眉睫。
首先，要加强政策引领，大力支持新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当前我国重大能源科技创新产学研“散而不强”，重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首台（套）依托工程机制、容错以及标准、检测、认证等公共服务机制尚需完善，推动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有待加强。
其次，加大对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的资金保障。在重点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上，提供支持和资金上的倾斜，强化财税、金融等政策的供给，用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综合实力。
再次，重点培养科技创新领域人才。当今世界，人才是第一资源，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当前全球能源短缺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能源问题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只有掌握人才方可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能源结构的转型和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坚持生态领域的科技创新，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最大限度地减轻对自然界的影响，从而科学、高效地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才是重中之重。要唤起公众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意识，加强相应监管智慧平台建设，建立各部门协同高效监管的工作机制，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绩效评价机制。
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日前先后宣布，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经完成并公开发布，这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后，如何守住这条生命线，守护自然生态安全，不仅考验相关部门的智慧与担当，更要形成全社会的责任与共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首创的一套国土空间管理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划定的是国家和区域极其重要的生态空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态保护制度模式，如何守护好、运用好并落实好生态保护红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还存在很多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的制约性因素。
一是生态保护红线观念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有的重利益轻环保，有的重生产轻治理，有的重眼前轻长远，对生态保护红线缺乏理性认同。
二是数字化监管机制尚不完备。由于生态保护红线占地面积大、涉及范围广、生态类型多，再加之历史遗留因素、核查人员队伍等条件的制约，很多地方的监管数据尚未与国家平台实现互联互通，监管数据没有实现闭环共享，数字化监管机制亟需进一步完善。
三是协同监管效能还需进一步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涉及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以及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等众多责任主体，部门之间联动协同的任务艰巨，进一步提升动态监测预警能力、提高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水平依然任重道远。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才是重中之重。如何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需要从多个角度稳妥施策。
首先，唤起公众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意识。要加强对公众生态保护红线意识的培养，树立文明健康的消费观和生活观，形成节约资源的行动自觉，减少对自然的索取。发挥社会组织在舆论宣传、提供专业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造条件让公众知晓红线、参与红线、敬畏红线、保障红线；推动企业形成集约环保的发展理念，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依靠科技创新赋能生态环境保护；通过政策优惠、购买服务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红线行动，将公众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集体共识转化为深化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守护生态安全边界的全民行动。
其次，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智慧平台建设。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数据库和信息系统，以监管的智慧化、信息化助力高效监督。依托生态环境监管平台和大数据，综合利用“五基”协同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立体遥感监测体系，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采用无人机辅助航拍、卫星地图、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手段，对生态保护红线落实情况进行全方位监控，进一步加固生态安全屏障，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再次，建立各部门协同高效监管的工作机制。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互联互通模式，明确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在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建立健全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责任机制，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督察执法以及责任考核要求，及时发现生态破坏问题并监督整改落实，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
最后，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评价机制。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在优化产业布局中的纠偏作用，持续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社会生产实践的各个领域，将绿色GDP、环境承载力和改善生态环境等要素作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的绩效评价标准，让取得“生态政绩”的干部得到重用。
的二十大报告就“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出具体部署，指明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路径。宁夏是一个生态极为脆弱的省区，经过全域封山禁牧，持续实施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还草等综合措施，山川生态得到根本性逆转，实现了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如何在维护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生态产品转化为富民资源？宁夏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服务业等经济形式，在生态产品价值变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正朝向生态好、产业旺、农民富的多赢局面奋进。
2003年5月1日起，面对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宁夏在国内率先以省区为单位实施全域禁牧封育，通过圈舍饲养发展养殖业。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畜牧业总产值比禁牧前增长了7.67倍，奶牛、肉牛、滩羊等产业高歌猛进，品牌影响力和规模得到持续提升。在生态禁牧过程中，宁夏坚持“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念，通过科技攻关，有效解决了畜牧业由放牧改舍饲之后成本高、肉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实施封山禁牧、发展圈舍饲养，宁夏高度重视种业“芯片”在畜牧业发展中的核心与引领作用。一方面，通过“保种”行动，保护当地传统的优质种质资源，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下，聚焦“盐池滩羊”提纯复壮、品质提升，致力于双羔品系选育、营养需要等关键技术攻关，使规模养殖场的“母羊两年三产”比例达到80%，繁殖成活率达到120%，优质滩羊肉生产“6月龄出栏”比例达到70%以上；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全球最优质的安格斯、西门塔尔等肉牛品种，淘汰或改进当地长期以来养殖的畜力型黄牛，高水平建设中国(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持续培育和改良肉牛品种，提高养殖效益。同时，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良种奶牛快速繁育技术研发，在国内首次采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超高产长寿奶牛高效繁育。通过上述举措，宁夏的奶牛、肉牛和滩羊良种化率分别达到100%、89%和90%。
区别于一、二、三产业，生态产业有“第四产业”之称，而它所蕴含的经济价值，需要在产业融合中得以实现。认识到这一点后，宁夏探索将一产中的酿酒葡萄、枸杞种植等传统农业，二产中的新能源、数字信息等现代工业，三产中的文化旅游、体育康养等优势服务行业，与以提供绿色生态产品为目标的第四产业充分融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市场化、产业化、多元化、专业化，让附着在“绿水青山”上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转化。
光伏治沙是生态与三产融合的成功尝试。在光伏板下安装节水滴灌设施种植绿色经济作物，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沙漠戈壁的光热资源，还大大恢复了沙区植被，改善了沙地生态。例如，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实施的宝丰农光一体化项目，通过在光伏板下种植枸杞，使3万亩沙地成为可利用的林地资源，实现了光伏发电、沙滩治理、枸杞种植与生态旅游等多元主体共赢。
光伏产业的生态经济效益还极大地促进了能源结构转型。相关资料显示，中卫市某光伏电站日均发电量202500千瓦时，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8900吨，减排二氧化硫约689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3500吨。沙漠光伏电站在生态治理与光伏发电过程中，可谓既种出了“风景”，也收获了“丰景”。
要让资源变资产、权益变收益，从而激发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构建资源有价、使用有偿、交易有市、节约有效的制度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宁夏聚焦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用能权、碳排放权“六权”改革，推动实现水、土、污、林、能、碳六要素市场化配置。
在山林权改革中，宁夏大力推进“以林养林”“以地换林”等新路径，引入社会资本5600万元，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3040家，经营利用林地面积139.3万亩，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19.11万亩，新增林权抵押贷款4.08亿元。例如，位于南部山区的固原市彭阳县，依托梯田生态向好、旅游风光独特等生态“家底”，将山林确权到户，积极引导、鼓励农户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制合作、林地托管、半托管联种等方式，与企业（合作社）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推广种植红梅杏、山核桃、中药材等，同时发展鸡、蜂养殖等林下经济，在着力推进生态要素与生产、发展要素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化。
通过有偿使用和市场交易，既鼓励企业减排，又严控能耗总量，用排污权改革撬动绿色发展，是宁夏加大技改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水平的有力举措。目前，宁夏已建成覆盖区、市、县三级，集信息、服务、交易、监管等功能于一体的排污权交易平台，以“谁排污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的运行机制，对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指标开展交易，有效推动了“降污增益”。截至2022年年底，全区排污权累计交易180余笔，交易量590余吨，成交金额近700万元，溢价530余万元。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绿色生态产品的价值变现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而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宁夏乃至全国各地需要在更多实践中去创新、探索的重要课题。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效探索了人类文明发展路径，具有深邃的价值意蕴。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西方现代化模式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资源粗放利用、自然过度开发、污染治理不力等带来的后果，虽然创造了丰裕物质财富，但是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环境破坏、生态危机，进而危及自身生存和发展。上世纪发生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以极其惨烈的代价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秉持正确的生态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绿水青山中实现永续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
相比而言，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在发展中追求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必然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在享有发展成果和承担生态代价上的不对等，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生态危机等问题，使得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鲜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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