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了3000多个互联互通、社会民生等合作项目，丰富了全球发展新图景，展现了一个开放中国的担当和作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和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为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释放积极信号，注入蓬勃动力。
近年来，国际宏观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发展中国家面临能源、粮食、金融、气候等多重危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受挫。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理念相通、路径相同，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在2017和2019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主席宣布了一系列合作举措，涉及经贸合作、科技、粮食安全和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气候变化、减灾、水资源、能力建设、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充分展现了中国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强有力决心和力度，为全球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近年来，中国更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一带一路”意在推动平等互利的新型发展合作，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不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规划和优先事项对接，以互联互通为抓手，寻找利益共同点和合作同心圆，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供新机遇，加快融合联动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秉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一带一路”提出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一是引领合作向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发力。在共建过程中，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尊重各国法律法规。二是推动合作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注重项目建设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性，统筹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三是引导合作践行以民为本的理念。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一带一路”以务实进取的合作理念为区域合作注入更多内涵，进一步丰富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案，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欢迎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企业和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参与合作，拓展合作空间，丰富了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中国通过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方式，打造多元融资模式，共同开展务实合作。中国同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同瑞士、葡萄牙、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围绕农业、卫生等领域实施了三方合作项目。各方在合作中互学互鉴、博采众长，增进理解和互信，打造以效果最大化为导向的合作机制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模式。
2021年9月，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全球发展合作理念和实践的新贡献。“一带一路”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充分结合沿线国家优先发展诉求，围绕“五通”谋篇布局，在基础设施、数字通讯、能源电力、社会民生、减贫惠民、公共治理、气候变化等领域实施了大批发展项目，更加重视发展合作的普惠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同时，中国积极对接联合国、东盟、非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规划，通过举办官员研修项目、人员交流、智库合作等多种形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国理政、产业创新升级、生态环境治理、精准扶贫脱贫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开展联合规划，为沿线国家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和方案，支持各国探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破解治理赤字，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
构建互联互通的设施网络。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巨大。从2016年到2030年，仅亚洲发展中国家就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中国构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开辟了中欧班列、中巴经济走廊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以铁路、港口、管网为依托，促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打造创新数字增长引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互联网成本高昂、带宽不足等阻碍数字化转型的难题，数字经济潜力亟待释放。中国支持建设信息高速互联互通路网，为发展数字经济、建设信息社会创造条件。如中国援肯尼亚国家光纤骨干网项目推动了肯尼亚信息通讯产业发展，大幅提高当地网络速度，降低了通讯成本，促进了当地电子商务的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动力。
畅通国际贸易大通道。为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中国向孟加拉国、蒙古国、肯尼亚、吉布提、圭亚那、瓦努阿图等国援助了海关集装箱检测设备，帮助改善贸易条件。中国还通过举办贸易便利化、国际物流运输与多式联运服务提升、铁路互联互通合作等与贸易发展相关的专题研修班，为加强贸易领域标准和技术对接搭建交流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发挥作用。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将使全球贸易额和全球收入分别提高6.2%和2.9%，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
抗击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全球蔓延起伏之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同近30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为全球团结抗疫贡献中国力量。
响应人道主义灾难。在其他国家遭遇地震、飓风、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时，中国根据受灾国实际情况和救灾需求，第一时间捐赠救灾物资，派出搜救和医护人员，向受灾国提供紧急援助，以实际行动诠释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中国道义和大国担当。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当前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关乎地球未来。“一带一路”以绿色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同各国一道打造“绿色丝绸之路”。中国同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启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
“一带一路”是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实践，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展望未来，中国将以更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以更加包容共生的价值追求，推动更为系统多元的合作内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近日在广东考察调研时指出，“广东要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摆在重中之重，以珠三角为主阵地，举全省之力办好这件大事，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大湾区+自贸区”的推进使广东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成为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大湾区建设，广东是主体，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必须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当前我们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为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六个必须坚持”的题中之义，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并全面达标，离不开系统观念的方法论指导和全过程运用。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运用系统观念谋划好主题教育，首先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意见》指出，开展主题教育，是推动贯彻的二十大战略部署的有力举措，是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自我革命、时刻保持解决大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与人民同心，保持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完成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此，我们要从时代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即从坚决维护“两个确立”、深入贯彻落实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从思想认识层面解决好“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以正确认识确立起正确行动的思想先导。进一步地，要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做好三个方面的统筹协调工作。
一是统筹协调时间安排。此次主题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相应地也在时间安排上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要科学合理地做好主题教育的时间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时间分配和进度表，实现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在时间上的统筹协调，并以时间上的有效协同来保障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的相互促进。二是统筹协调场地安排。在主题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场地既是空间条件，也是环境保障。要根据本单位本部门参加主题教育的人员规模，制定合理有效的场地安排方案，既为学员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又实现场地的灵活高效利用。三是统筹协调教育内容。主题教育的内容既整体统一，又体现各单位各部门的具体特点和工作需要。因此在筹划阶段，要依据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安排好各项学习内容之间的有序衔接，实现前后呼应、层层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囫囵吞枣、求大求全而又不得要领的情况；另一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漫无目标、费时费力而又效能低下的情况。
运用系统观念组织好主题教育，首先要明确工作职责。尤其是各级委（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明确自身在主题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切实履行好主题教育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真正做到全过程靠前指挥、亲自组织、率先垂范。作为第一责任人，各级委（组）主要负责同志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要带头严格要求自己，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不仅产生以上率下的作用，而且带动本单位工作作风、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其次要紧紧围绕主题教育的总目标，运用“十个指头弹钢琴”的方法组织实施好各项具体任务。开展主题教育是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由此决定了，主题教育对于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问题的要求是一个统一整体。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将其内在地融会贯通起来，实现一体化推进。为此，就要在主题教育组织实施的全过程中，运用“十个指头弹钢琴”的方法，实现各项目标任务的分工协作、相互促进，同时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好“重点干”与“重点学”之间的关系、“当下改”和“长久立”之间的关系，将主题教育的开展与本单位本部门的事业发展高度统一起来。
理想信念是共产员的精神之钙。运用系统观念抓落实，首先就要把强化科学理论武装落到实处。一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于新时代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根本上贯通知信行、统一学思用。二是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正确理解并联系实际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其次，要抓好调查研究的落实。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推动全上下大兴调查研究。无论从出发点，还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调查研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容不得丝毫的形式主义花架子。要深入基层、扑下身子，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制约发展的问题症结所在，更重要的是，要把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有的放矢解决问题，特别是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的信任和信心，筑牢长期执政最重要、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最后，要抓好检视整改的落实。对于在主题教育中发现的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找准根源、对症下药，进行有效的整改和整治，既解决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又解决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主题教育的成效如何，最终要由人民群众说了算。只有以人民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作为检视整改的“坐标尺”“试金石”，才能结合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真正把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落到实处。
美好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美好生活”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理想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人的责任与使命。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要弄清楚实现美好生活的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就是人的现实劳动。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双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提出，“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这是我们应对当前错综复杂“双碳”工作形势的钥匙。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式开启，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基本明确。要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一是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当今，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碳排放法律法规、交易机制尚不健全，技术、标准、人才等基础支撑薄弱。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更紧、跨度更大、困难更多，任务相当艰巨。二是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仍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苗头，深度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地区的碳监管问题，并因环境标准的变化而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负担，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
因此，我们必须提前研判“双碳”工作的发展环境，在顶层设计上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统筹“双碳”路线不同推进阶段的国内发展规划和国际义务履行，擘画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宏伟蓝图。应立足“十四五”时期以及2030年前、2060年前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出台国家层面的碳达峰碳中和指导意见，研究跨越“十四五”“十五五”的碳排放达峰行动规划和绿色低碳重点领域、行业发展的规划，聚焦碳中和最终目标。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部署。这就要求“双碳”工作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系统全局的思维谋划发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研究做好“双碳”工作的总体思路，从全局和长远对“双碳”工作进行部署。
系统观念的全局性谋划，强调运用总体性、系统性思维，把握好系统中全局和局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强调：“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关系，增强一盘棋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以全局利益为重。”在有关“双碳”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既强调从全局中思考把握局部，坚持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自觉融入国家“双碳”总体布局；也强调在全局优先的前提下做好局部工作。要充分考虑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能源消费、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定位本地区碳达峰实施路径和目标任务，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切实可行的碳达峰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统筹兼顾好整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汇聚多元主体发展共识，凝聚碳减排合力。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战略环境，必须把加强战略性布局作为做好“双碳”工作的关键环节。
稳妥做好“双碳”工作，加强战略性布局，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在整体中找到最重要的关系、要素，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是切实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双碳”目标的长期性，需要凭借战略定力、长远眼光，以大格局、大思路谋划“双碳”工作，既要制定好远景目标和长期规划，又要设置好短期目标和阶段性任务，以长远规划引领阶段性任务，以短期目标的完成支撑远景目标的实现。当前要重点抓好“十四五”时期这一碳达峰的关键期，以碳达峰的阶段性成就促进碳中和远景目标的实现。二是聚焦布局“双碳”工作重要关键领域。将“双碳”工作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围绕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加强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等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提前谋篇布局、做好战略规划。同时将“双碳”目标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中，切实发挥重大区域战略布局引领带动作用。
整体性是系统的最本质属性，也是系统观念的最重要原则。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协调贯通“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双碳”工作原则，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将“双碳”工作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统筹兼顾、整体施策、整体推进。
整体性推进“双碳”工作，关键在于统筹有序落实。一是统筹推进“双碳”工作和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双碳”工作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面临既要减污，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又要降碳，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打好坚实基础，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问题交织的困境。要打破“减排就是减生产力”的单一固化思维，坚持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改善环境质量与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协同，统筹推动经济发展与保护深度融合。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借助减排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实现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二是稳妥有序推动能源转型，确保安全降碳。绿色能源转型、安全降碳，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与关键。首先，必须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把握节奏。坚持先立后破，稳住存量，拓展增量，稳妥有序推进传统化石能源逐步退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其次，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着力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科学把握降碳节奏。统筹好能源安全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保障群众正常生活，防止采取“一刀切”“一锅端”等冒进措施，确保安全降碳。
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当前，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围绕数字贸易规则的争论日趋激烈。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背景下，世界不同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的策略发生变化，国家和集团利益凸显，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呈现多元变化趋势，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区域“同心圆效应”增强，建立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正当其时。
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建构上，数字技术强势经济体一般都致力于形成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开放自由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体系，并积极寻求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表达权，以求抢占数字贸易的时代先机，实现技术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技术力量较弱的经济体则致力于强化跨境数据流动的约束性规制，以维护数字安全。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的博弈，既反映了不同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可能导致新的数字鸿沟，加大后发经济体和先发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上的发展差距。
由于达成规则共识的复杂性，全球存在着多种数字贸易规制建构路径，WTO、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都推出了各自的数字贸易规则。各经济体在数字技术水平和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存在“差序结构”。从数字贸易发端至今，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逐步形成了以美国和欧盟两大规制体系为主、以其他国家规制体系为辅的格局。美国和欧盟在价值理念、政策目标上的不同，形成了在公民隐私保护、跨境数据管辖、数字税收、数字市场准入等事项上的分歧，且难以弥合。美国强调数据流动的自由性，致力于依托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实现其数字市场的规模扩张；而欧盟坚持以数据保护为主导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美欧规则在全球数字贸易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二者都对其他规则的制定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随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全球贸易生态的重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通过管控跨境数据流动以保护本国利益的“数据重商主义”开始出现，各国纷纷加重了对数字安全、数字利益、数字伦理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关切。各规制制定主体在数字贸易上的政策更加灵活、贸易规则的适用范围更加“区域化”，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争夺越来越向数据管辖权聚焦。“数据重商主义”严重阻碍了数字贸易的协同发展。
为促进国内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护自身的数字利益，推动全球规则建构，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在跨境数据流动上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对数据自由流动的基础性地位给予一定程度认可的同时，也对数据本地化存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表明了自身的立场。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规制体系与其他规制体系的兼容性还不够强，其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顺应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趋势，发挥数字经济大国优势，制定协同多方、公正有效、推动国际国内数据价值双循环的制度框架，是持续激发我国数字经济潜力、释放数字经济动能、提升全球数字贸易地位的重要举措。
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应把握以下着力点：一是立足比较优势，构建话语关键领域。如：在跨境货物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等优势领域，着力推动实现跨境货物贸易便利化的规则制定，构建跨境电子商务标准框架，解决跨境电子商务难题，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二是着力于消除数字鸿沟，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保护后发经济体的利益，共享数字发展红利。三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延伸，推动企业跨境流动。推动我国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在贸易分工中找寻发展机会，促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应在开放融通中促成全球的高效治理。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强全球经济的开放、沟通、融合，在包容普惠中促进公平治理。倡导各经济体发挥自身优势，联合应对全球风险挑战，共享全球经济增长成果，实现互利共赢。针对日益增多的数字贸易摩擦，特别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摩擦的日益增加，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我国应积极表达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诉求，应对在数字主权和数据跨境流动管控上的双重标准，建构协同多方、公正有效的全球多边数字贸易规则。学习并借鉴“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其他规则体系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内容，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中国方案，在全球规则变革中发挥大国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应全面研究各方诉求，分析诉求依据，研判诉求变化的可能性。针对我国与国际规则的分歧，特别是同“美式模板”的分歧，重点对本地化要求、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内容审查、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六大方向作出系统性分析。深入研究全球态势，加大和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对接力度。我国应在统筹战略定位、产业发展、安全维护上，明确我国的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并提出具有说服力的国际规则主张。
强化国家统筹谋划和整体应对。完善国内数字领域监管立法，加强制度供给和法律保障。建立健全数字贸易的政策法规，完善数据储存、产权、保护、流通等基本制度、标准体系、法律规范，促进数据安全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根据数字贸易要求、程序、内容的变化，将隐私保护、数据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网络空间治理等纳入立法监管范畴；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提升数字贸易水平。
建立专门的协调机制，保障国家数字贸易战略的贯彻执行。通过高效的机制，协调工信、商务、公安、外交等相关部门在数字贸易上的步调。调动各方力量在数字贸易态势研判、国际规则变动与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我国发展理念和数字规则主张的解释、国内行业和企业数字贸易的规划指导、国内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针对美欧数字贸易规则对我国的限制，强化对贸易壁垒的识别，研究制定整体性的攻防战略和策略。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二十大报告使用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全新表达，特别强调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用好市场优势培养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中央明确了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期望创新能够更有效率、更加实用，更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更有助于科技自立自强。目前，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瓶颈桎梏仍未完全破除，大企业创新策源不够、大而不强，中小企业竞争力仍待提高、创新能级不足，具体表现为“四难”。
一是创新决策中企业话语权与主体地位不匹配，企业自主决策能力提升难。国有企业囿于经营业绩考核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求规定，面对高风险创新活动缺乏主动性，难以肩负技术创新策源地重任。民营企业公平获取创新资源的政策条件和市场环境还不完善，参与国家技术创新决策渠道不畅，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理解不深，开展重大创新决策主动作为不够。
二是创新活动组织应用导向不足、利益诉求不一致，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协同合作难。由于缺少“谁使用谁评价”机制，创新成果评价仍以“数论文、数专利”为主，导致科研项目选题热衷于追求易出论文和专利的前沿热点，支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不足。
三是创新要素在高校院所和企业间双向流动机制不健全，高端研发人才向企业集聚难。大量高端科研人才集聚在高校院所，依托平台更容易获取资源且享受事业单位福利待遇，向企业流动的积极性不高。国有企业受工资总额限制等约束，既无法通过市场化的薪酬吸引高端人才，又留不住现有科研人员，高端人才流向高校科研院所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是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和保护机制不完善、政策协同不够，企业通过创新获得合意回报难。各类企业依靠创新产品和服务平等进入市场的政策环境还不健全，政府通过采购等手段支持创新有待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待加强，企业创新的风险收益还不匹配。
推动形成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格局，需聚焦四大领域完善体制机制，调整优化科技力量结构，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
激励引导并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决策主体作用。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占比为78%，2021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中有683家中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从2012年的4.9万家增长至2022年的40万家。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有能力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一起，在顶层设计和宏观决策中共同出题、建言献策。让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宏观决策，发挥好出题人作用正当其时。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决策主导者，有助于引导从科学发现到应用孵化的整个过程，有助于实现科学价值、商业价值和战略价值的统一。面向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科技型骨干企业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满足当前市场现有客户的需求，而且还承担着前瞻性预见并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提出人类高质量生活未来需求的历史使命。应通过激励引导并重，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推动资源向企业集聚，让企业能够更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任务。要支持企业参与科技重大顶层设计、重大决策，提升企业在科技项目形成、组织和资金配置等方面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建立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战略决策的机制。健全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强化从企业和产业实践中凝练应用研究任务，在解决企业实践以及重大工程科技应用问题中总结归纳科学原理，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
撬动政策杠杆，强化企业创新要素投入主体作用。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中78%是由企业投入的，但是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占比非常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仍然不平衡。对于企业来说，进行基础研究和新技术研发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为了引导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产业科技的变革方向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的相互适配，特别是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应推动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为支撑、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要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引导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中心等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平台，超前布局产业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等政策扎实落地。建立金融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与金融机构等合作，形成银行信贷、专题债券、股票市场协同支持企业创新的金融手段。健全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探索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原有身份到企业专门从事产业技术创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置专门岗位引进企业科研人才，试点将企业任职经历作为高校科研院所聘用工程类科研人员的必要条件之一。
产业创新牵引，强化企业科研组织主体作用。要以企业为核心构建科技和产业之间互融互通的桥梁纽带，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突出产业创新牵引，围绕产业创新发展和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需要，根据企业提出的问题清单设立科技任务清单，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技术研发，着力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积极完善“揭榜挂帅”机制，采取产业攻关模式，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任务来源上，坚持以应用为导向，市场出题目，瞄准产业发展急需，缺什么、攻什么。在攻关主体上，坚持企业挂帅，产学研用多方协同，签军令状，立责任书，压实主体责任；同时，对企业充分授权。在成果考核上，把是否做出满足市场所需的商业化产品作为检验攻关成败的最终标准，确保攻关产品用得上、解决真问题。同时，支持中小微企业积极加入创新联合体。发挥企业和用户单位主导作用，将测试验证结果、市场应用情况和用户评价意见作为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支持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整合转制科研院所、应用类科研单位组建行业研究院，畅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地方政府也应立足当地产业优势，以领军企业为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承接以产业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任务，建立特色化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企业是科技成果的最终使用方，由企业主导成果转化，有助于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果。将企业科研捐赠、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中企业投入部分纳入研发经费加计扣除范围，发挥税收等普惠性的引导作用，强化企业成果转化主体地位。依托行业领军企业布局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强化实验室技术熟化、工程化放大和可靠性验证功能定位，支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和产业化项目，对运行绩效定期进行评价，择优给予运行经费和后补助支持。鼓励企业加强标准和必要专利的国际化建设，健全知识产权债股转换模式、知识产权融资租赁模式。扶持知识产权的专业化运营服务机构（如支持设立知识产权运营基金、依据促成技术交易金额给予中介会员机构奖励、制定技术经纪人才扶持政策等）。同时，应结合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任务等重大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新技术率先应用示范。要加快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大企业开放创新资源和应用场景，打造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环境。完善支持政策、加强政策协同，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综合采用贷款贴息、风险补助、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引导社会资本直接流向产业“硬科技”，为助推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研发贷、高新技术企业财产保险、关键研发设备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设立企业创新专项贷款，增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作用。持续强化创新政策协同，建立创新政策一致性评估机制，加强优惠扶持政策的衔接，消除政策洼地，形成企业专注创新发展的稳定预期。
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强城市社区建工作，推进以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城市老旧小区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如何提升老旧小区治理服务效能，是关系到在城市这一场域中能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的重大问题。
目前，城市老旧小区呈现出人口老龄化叠加基础设施老化的“双老化”特征，社区基层建、环境营造、协商共治、服务供给等方面面临着建设任务重、治理资源少等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物质与社会变迁的客观挑战和社区治理服务的主观瓶颈两类。
从物质与社会发展的客观性看，城市老旧小区面临的挑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因建成年代比较久远，老旧小区的道路、外墙、绿化、楼道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路面坑洼不平、雨污管道淤塞、路灯缺失破损等问题较为普遍，物质空间日益老化。二是城市老旧小区中的“原住民”年龄逐渐增长，部分社区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甚至超过30%。原有中青年居民搬出小区，外来人口通过购房、租房迁入，社区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社区居民的异质性增强，民情日益复杂。社区人口的老龄化决定了养老服务是城市老旧小区社区服务的重中之重，而受益于周边的基础教育资源，老旧小区居民的托育服务需求也逐渐高涨，提升老旧小区“一老一小”民生服务供给能力已是迫在眉睫。
从社区治理服务的主观性看，城市老旧小区治理服务存在的瓶颈聚焦在以下方面：一是社区治理的顶层规划和治理创新项目的品牌影响力不足；二是碎片化创新较多但制度机制的创新升华有待加强，经验推广普及较难；三是社区民主治理主体结构不健全，民主议事项目建章立制不足，治理机制运行不顺畅；四是老旧小区改造任重道远，养老服务亟待完善，生活服务亟需提升；五是物业管理服务局限于“四保”，公司经营能力偏弱，物业服务模式有待创新。
由于城市老旧小区治理服务内外挑战的现实紧迫性，近些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成为继过渡型社区之后的新的热点问题。国家层面，住建部推出了城市老旧小区更新试点工程，民政部门也始终强调加强城市老旧小区的组织建设、治理提升和服务供给。地方层面，各地将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治理优化列入了民生实事项目之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以笔者深度调研的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为例，街道下辖21个社区，绝大多数小区为建成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老旧小区和里弄老房社区，涉及到的上述治理服务的内外挑战较为突出。为了补足老旧小区日益突出的治理服务短板，沧浪街道在以下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推进“根系工程”，强化社区建引领功能。实施社区“一社一品”建为民服务项目，推动社区系列问题的解决，以社区建大联盟整合社区治理服务的资源，借助主题行动支部打造特色领域服务项目，通过海棠花红阵地建设推进社区服务空间载体标准化建设。二是探索“民主议事”，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社情民意联系日”活动，对小区安全、环境卫生、邻里关系等各类问题，通过现场办公会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方案，并开展跟踪督办。桂花新村等社区探索建立系统性的居民民主协商机制，就社区改造、养老互助等问题集思广益、共建共享。三是推广“五社联动”，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专业化。街道以社区为单位，以社会组织为支撑，社会工作者为专业力量，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慈善资源为补充，形成了爱心济困、贴心助老、丹心护幼、热心助残、知心帮妇的惠民服务品牌项目，服务居民10万余人次。四是建设“红色物业”，推进小区物业服务全面覆盖。街道全面梳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现状，联合姑苏区住建、城管等部门，通过多种路径、多元模式实现了辖区内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全覆盖。金狮河沿5号小区成立小区自管小组，在社区指导下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确立了自管小组决议落实跟踪机制，就规模较小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探索了较好的解决办法。
沧浪街道的实践只是当前各地探索城市老旧小区治理服务新经验的一个缩影，整体具有“样本”价值，部分做法具有“样板”效应。以沧浪街道为研究样本，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笔者认为当前城市老旧小区治理服务应在以下方面探索新的经验。
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指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之一。数字技术能够赋能治理主体高效互动、治理决策过程科学、治理任务完成智能和治理领域管理精细，从而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数字化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国家治理的理念、规则、制度与方式正在被重塑，不断改变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并与科技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深度融合。相应地，数字技术能够改进或提供新的治理技术、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助力打造智能科研范式、保障产业创新活动稳定高效、增强对社会运行的态势感知和处置能力。也正因如此，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均在加速运用数字技术，比如，欧盟通过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盟数字十年战略》《人工智能法》等，不断强化新兴数字技术治理并引领全球规则；G20、G7、OECD、APEC等国际组织均已常设数字议题，涉及发展、监管、治理、贸易投资、金融、知识共识等6大类22个方向，数字议题覆盖面显著扩展；美国通过制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加大与盟友和伙伴的政策协调，塑造联合一致的数字治理规则；德国通过发布《数字化实施战略》以推进社会、经济和科学所有领域的数字化进程等。因此，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和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为此做出系统布局，集中出台《数字安全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数字治理法律法规，加快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步伐，提出了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系统性突破、智能算法的快速发展以及算力产业的日渐成熟，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应用程度不断加深，这些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一些初步应用展现出显著的成效，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是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应用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需要大力发展支撑国家治理的信息技术。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一系列治理问题需要发展新技术来应对。例如，数字化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社交网络结构，也带来“信息茧房”和“观点极化”等隔离和撕裂。需要深入分析技术发展的现状与挑战，准确识别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问题以及治理现代化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应用场景的扩大要求加快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同时将产生颠覆性数字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以满足新的治理需求。因此，需要从需求侧进行场景分析，以及对相应治理场景的技术需求以及技术突破的需求进行分析。与一般性社会需求不同，即便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符合一般性社会需求的信息技术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发展起来，但是对于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多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因此需要对之进行大力支持。
二是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化社会发展的不匹配，带来一系列新的治理问题和挑战。目前，我国用于国家治理的数字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于数字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数据孤岛的治理技术挑战、技术风险的治理能力挑战、发展和安全冲突的挑战。一个典例是数据孤岛问题，治理体系中的诸多部门均倾向于独自构建信息系统，数据难以共享和共治，需要研发可扩展、可迭代、保障民众信息安全的数据治理技术，从根本上打破数据孤岛，真正实现精准决策和精细化治理。另一个典例就是算法公平或算法黑箱问题，不仅需要研制算法公平和算法安全治理技术以保障公平与公正，还需要国家的战略倾斜以促进更多科技力量投入到此类没有商业价值的治理技术中。
三是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新型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与现有治理体系不相适应，为国家治理带来数字秩序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研发、数字产业的产业链、数据的产生与使用，将会引起司法管辖与执法权力的碰撞，造成数字政府的界限模糊与重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能源、通信、交通、医疗以及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和相互联系，将导致数字安全问题具有了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和深度的耦合性。最后，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人机冲突”不断涌现，人机协同和人机信任难度不断加大。当前的数字技术在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求专业化的部门分工，如数据的标准化和归一化等；同时又对人机协同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人机混合决策、人机综合研讨等。这需要我们研制可解释、可信赖的人机协同技术，以更好应对人机信任问题和人机协同带来的诸多挑战。
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影响也是系统性的。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从而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将会面临数字治理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以系统思维巩固发展数字技术底座，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强化重点领域治理体系数字赋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治理，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加强立法统筹协调，提高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坚持系统性谋划和体系化推进，协调安全与发展、统筹效率和公平、平衡活力与秩序、兼顾技术和伦理、把握整体和重点，提升全方位多维度综合治理能力。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加强对数字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聚焦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网络治理、科技治理等不同领域，建设数字技术嵌入的协同治理平台，积极应对数字时代的数据要素治理、算法治理等新型治理范式。
二是巩固发展数字技术底层架构，构建支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体系。打造开源、开放、交叉的协同创新环境，推动数字技术设施、数字要素等公共品建设和制度设计，为面向国家治理的数字技术开发和迭代提供低成本的开发环境。把握技术发展关键痛点和治理场景现实需求，构建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生态。聚焦司法、医疗、科技、应急管理等技术驱动效应强的典型治理领域，从技术供给侧进行技术推演并从需求侧进行场景分析，同时以此为依托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供给与国家治理需求对接。
三是高度重视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系统复杂性和科学技术支撑，促进技术与制度双向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完善制度设计，确保技术发展应用与人类社会发展“多元价值”追求的动态平衡性、协同性与统一性。充分发挥人机融合的新优势，构建更加系统化的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更加智能化的前馈-反馈协同调控策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效能。坚持以人为本、包容、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理念，制定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治理原则，以实现人、技术、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构建面向多维度、多尺度数据的风险感知平台，推进数字技术风险监管体系建设，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4月27日至28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故而其推进过程一定会带来国愈强民愈富。而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力将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服务消费将会在消费构成中的占比逐步提高，这也就对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
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数字平台建设对于促进城市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高品质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大城市来说，打造消费型城市、提升生活品质，吸引更多年轻人工作、生活和定居，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人口增长放缓，以及年轻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城市对移民群体的“吸引力”从“以事业留人”需更加注重转向“以生活留人”。
这也意味着，随着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兴起，各大城市亟待推进数实融合新举措，转变城市建设，以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而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加快了城市居民对于生活服务业的消费行为“数字化”，围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即时消费和即时电商成为消费新趋势，以即时电商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在促进消费者与生产者链接贯通，提升城市居民品质生活、赋能服务业千千万万中小商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生活性服务业通过其消费规模性、多样性、便利性以及适配性等特点，构建起“即时、便利”的现代数字生活服务体系，不断助力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实现高品质生活。
具体来看，以饿了么、美团、京东等为代表的即时电商平台满足了消费者即时性、便利化需求，迅速开启医药、百货、生鲜等消费新赛道；同时政企积极合作，不断做大新旧消费场景。目前，我国即时电商平台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半小时达”、“以企业为中心的半日达”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日达”服务能力，这进一步对供应链的多样化供应、全时段履约、数字化协同、高效率运输、即时化配送、标准化服务，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送货机器人等技术应用，提出了更为精细、高标准的需求。综上不难看出，推动即时电商的发展，是落实地方消费循环的有效臂助，也是建设城市高品质生活、增强城市发展韧性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发展即时电商，符合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内部人口密度带来的集聚效应。服务业需要人口密度和人流，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服务生产和消费结合的成本就低，就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本地生活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都在城市街区内部，而且相距不远，体现出“近场消费”的特征，而线上平台连接了供求。即时电商扩大城市内部人口密度带来的集聚效应，提升了城市运行的经济效率。而且从实践来看，高密度的街区消费恢复速度更快，体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
其次，发展即时电商，能更好地促进消费供给和需求高效的匹配，满足城市居民对商品和服务可获得性、即时性和供给可靠性的更高期望，促进更多服务业中小商家的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费者不再只追求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看中生活服务业的消费质量和多样性。后疫情时代，即时电商在为居民提供餐饮类服务的同时，也吸引了其他非餐饮类的生活服务业商铺的进入，给予城市居民更多地即时消费选择。这说明在餐饮业数字化之后，即时电商对以快消、生鲜为代表的零售业的主渠道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增加居民的本地消费多样性。此外，即时电商服务一般触及周边3-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线上店铺，既提升了周边居民的消费可达性，也使得社区周边各类中小商家突破了物理空间坪效，拓宽了客源，促进更多中小商家的发展。
第三，发展即时电商，推动弹性供应链、敏捷物流和本地化供给的发展，能够加速和完善城市消费流通供应链建设。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对于商铺配送距离的推荐大约维持在店、仓、餐饮商家周围3-5公里内，这也倒逼了即时电商供应链效率的提升，加快了城市围绕“消费者”社区生活服务为圆心的服务半径和配送时长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电商在远场、中场和近场的立体式、多层次的供应链履约体系建设，为弹性供应链、敏捷物流和本地仓储等消费流通供应链建设打下基础，助力城市更好地发展。
目前，生活服务的社会化和社区化需求快速增长，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在全国广泛铺开，在数据挖掘、服务创新、资源分配等方向都对数字化赋能高品质生活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利用数实融合满足消费升级，打造城市高品质生活，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尝试采取“政府+平台”补贴的方式，围绕消费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利用即时电商促进城市品质消费升级。在当前政府主导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场景中持续鼓励数字经济平台参与合作，推动更多的生活服务业开展数字化，强化线下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例如，在数字街区、多元服务的邻里消费建设中，可利用即时消费的技术与创新，持续探索阳光厨房、阳光菜场、智慧餐厅、智慧超市等数实一体业态创新。同时，结合上述新即时电商消费场景，建议尝试采取“政府+平台”补贴的方式，利用即时电商平台发放普惠数字消费券，基于大数据的供需匹配能力，在满足消费多样性、均衡性和普惠性上，推动“放心消费、品质消费”的城市品质消费升级。
二是要强化实体空间与线上平台的互动，重视线上技术对服务业的互补效应，建议重视即时配送在城市物流、消费供应链的基础设施作用，适时出台行业扶持政策。要加快城市服务数字化转型，推动更多生活服务业开展数字化，强化线下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与利用数字平台自主形成的“线上城市”形成互补，需进一步加强即时配送的基础能力建设。即时配送作为城市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促进消费供需对接和实体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更对稳就业、稳民生、促消费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技术驱动下的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型和新型职业化路径也代表了新业态高质量就业发展的方向。建议针对即时配送高智能化、高数字化、高服务体验的行业发展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行业发展规划，鼓励即时配送的技术与模式创新，拓展即时配送商业化应用场景，促进城市物流资源共享，优化城市流通网络。
三是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尊重经济规律，善待城市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对城市高品质生活的积极作用。重视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或者人口流量，充分发挥人口规模、人口流量的集聚优势，降低服务生产和消费的结合成本，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建设，尤其是新城建设和老城更新的过程中，要避免盲目追求低密度、宽马路的发展模式。在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基于平台经济的生活服务业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改善城市的社会包容度需要持续推进城市常住多元人口的市民化，降低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门槛，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待，以此来形成稳定的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群体。同时，建议政府可与电商平台等各种社会力量一起，协助外来就业人口融入城市和社区。如，可在一些公共空间创造条件，改善外卖、快递等生活服务业人员在工作间歇的休憩环境，等等。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教育是国之大计、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善用“大”资源、汇聚“大”合力，形成覆盖课堂、校园、行业、社会的“点线面”一体的思政大课堂，汇聚全社会育人合力，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形成启智润心的育人整体氛围。
曾指出，很多学校在思政课上积极采用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建设智慧课堂等，取得了积极成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协同育人模式。一方面，思政课老师要精心备好每节课、讲好每节课，让学生喜欢每节课、领会每节课；要与时俱进，不断把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带上讲台、带进课堂，讲透、讲深，让学生真懂、真理解，从而入心入脑。另一方面，其他学科老师应担负自己的责任，针对自己的专业特长，结合实际和现实，按“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要求，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学生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教育。通过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认清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依存，努力让学生在“时代强音”中既实现自身价值又能够报效祖国。
此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还要用好校园主阵地。学校要树立办好思政课的责任意识，既要避免思政内容泛化、路径举措窄化、目标任务虚化，又要避免为办思政课而思政的孤立化、片面化，要将思政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融为一体，使立德树人内化到学校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真正做到“三全“育人。应借各类丰富的红色教育主题活动，理直气壮地讲好我们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故事，让学校成为讲思想、讲政治、讲品德、讲知识的场域，成为办好思政课的主阵地，成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摇篮。在此过程中，大中小学校要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探索从教材、内容、讲授形式上实现贯通，在不同的阶段做好内容有别有针对性的“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逐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将实现个人价值同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大思政课如果不能够与广阔的社会、生动的实践有效对接起来、紧密关联起来，不能够充分灌注社会生气、敏锐反映时代精神、准确把握实践脉动，那么教育效力无疑会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必须打开“课堂”之门、“学校”之门，直面时代、贴近生活、植根实践，充分吸纳、用好社会现实和实践中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提升个人对行业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对行业发展的使命担当，增强个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在行业及社会实践中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面向未来需要，在加强职业发展导向中上好思政课。要让实践基地、实践活动真正成为校外的课堂、“行走的课堂”，成为思政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要充分调动各行业企事业单位的社会教育资源，引导其参与到“大思政课”建设的过程中，并以此促动其努力开展更为自觉、更高水准的自身建设。从个人层面来讲，每个人都要以职业规范、职业操守、职业道德为准线，既学技术、学专业、搞研究，更学品德、学政治、学做人，敦促自身成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从企业单位层面来讲，要注重营造好积极向上的好氛围，把行业好故事、好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精神谱系和涌现出的新科学家、模范、工匠典型的故事、事迹，凝炼成行业好作风、新精神，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行业人争做行业好文化的传播者、行业好品德的践行者，不断提高行业意识和行业素养，为行业的创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用好社会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上好思政课。正如所说，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充分对接起来、贯通起来，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气、社会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同时在全社会弘扬以伟大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大力发挥优秀模范、先进典型的带头示范作用以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取得新成就；另一方面要将陈列在祖国大地上、融含在民族历史里、贯穿在勇毅前行中的各种宝贵教育资源有效汇聚起来、组织起来，使其在更加自觉的层面服务于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品格陶养，增强青年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学思想，就是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是一个整体，犹如列宁所说的“一整块钢”。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前提与基础是要全面系统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共同构成了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金钥匙”。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必须整体把握、全面理解、弄通做实。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引导广大员干部群众不断增进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把这一思想真正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5月5日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做好新一届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全球来看，我国是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接下来的关键是要把人才这种战略性资源优势加速转化成支撑综合国力提升的竞争优势，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从人才大国坚定迈向人才强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释放内需潜力之间是互为支撑和彼此强化的关系。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人才根基，从而更好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创新的根本，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强化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性资源支撑，关键是要强化高素质人才的资源支撑。高素质人才努力成长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尖兵，立于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潮头，进一步增强在新赛道上的冲锋陷阵能力，这对于我国在国际竞争合作中赢得战略主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产业体系的重要根基是实体经济，广大实体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是产业体系的竞争力之源，而企业家精神更是在推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打造产业链链主企业、独角兽企业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此，要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人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除了优秀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之外，还有一类重要人才是高素质技能工人，这类高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通过加强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锤炼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固本强基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能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各类更多层次的人才支撑。通过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在产业融合创新中更好稳定就业，提升人口素质，为各类人才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能够培育更多的融合式人才，同时这类人才也将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智力和能力保障。就农业而言，应更加重视藏粮于技，要更多依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近年来涌现出的“新农人”是一类典型，他们具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懂得经营管理，善于运用现代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和流通各环节，通过返乡创业、改变传统种养方式、促进三产融合，有力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实体经济不只是创新驱动器，更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尤其是纺织、电子、机械、汽车等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餐饮、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更是吸纳和解决大众就业的主力，这些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涉及民生保障和社会有序运转，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近年来，我国在为这类行业企业提供持续性纾困帮扶和稳岗扩岗支持举措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取得了阶段性效果。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资源优势”，支撑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拥有14亿人口和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已超过1.27万美元，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内需潜力巨大。新时代十年，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人口素质明显提高，更多关注富有文化内涵、更加绿色、安全、智能化的商品和服务，由此也在加快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品质升级。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完整的内需体系，既包括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涉及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结构优化升级，关键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此，要用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从而同步畅通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和市场循环。
新时代十年，我国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随着我国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持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和城乡生活品质，有望激发出更多内需潜力，相关测算表明其相当于千亿甚至万亿级的潜在市场规模。
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市场潜力加速释放，当前和未来有更多可以期待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具体来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趋势，从机遇来看，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有助于扩大老年产品与服务消费，带动相应技术进步和市场化应用；鼓励“三孩”等生育政策加速落地见效，“幼齿经济”正在扩容提质，并带动相关家庭消费品质提升；高素质人才更加推崇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风尚，随着绿色认证产品推广力度加大，更多市场流通平台开设绿色低碳产品专区，绿色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着力促进劳动力、人力资源要素市场优化配置，关键是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和人才跨区顺畅流动。随着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工作扎实落地，一方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丰沛人力资源的同时也有利促进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提供更多优质供给，丰富居民品质生活，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以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围机制。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重。一方面，合理做大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拓宽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和帮扶等主要增收渠道，聚焦农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等群体开展促增收帮扶行动。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步调整要素分配结构和宏观分配结构，既要提高劳动报酬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兜底”帮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育幼、入学、居住、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急难愁盼”，保障人能够在全生命周期享受优质、高效、公平、均等的公共服务。首要是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切实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充分打消城乡居民生育的后顾之忧。同时，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和诉求，持续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健康和思想道德素质。要坚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持续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共同富裕既是当前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战略蓝图与远大目标，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事实上，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关键在于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增收能力、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水平。正如指出，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帮扶保障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离不开作为民生兜底“安全网”的社会救助制度，在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推进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非常关键。
2020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要求“用2年左右时间，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综合救助格局”。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由此可见，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是我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重要体现。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困难家庭和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救助帮扶，目的是形成分层次的梯度救助格局。对于低保、特困人员等绝对困难群体，要给予基本生活救助和专项救助等更多的帮扶救助，对于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等相对困难群体，主要给予专项救助，使社会救助形成适当的梯度，这样困难群众的救助就不是只瞄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断崖式”救助，悬崖将变成一个“缓坡”，救助范围也会得到有效拓展，救助也将更为公平。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为了实现社会救助从“悬崖”到“缓坡”的转变，进而实现救助的公平、精准和高效，助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需要围绕“救助谁、如何救、救什么”重点着力，解决好分类管理、需求研判和分层救助这三大关键问题。
我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应该从社会救助体系的四大构成要素，即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内容和救助方式入手，统筹救助资源，努力深化帮扶救助工作措施，着力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打造综合救助格局，筑牢共同富裕的底板。
一是政府主导，加强相关部门联动协作。推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多头管理的问题，不断推进政府内部社会救助职能一体化。应采取民政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的适度集中管理方式，即由民政部门牵头，分类识别、统计社会救助对象，各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分类救助，以协调各项社会救助项目，及时研究问题，使救助资源发挥合力。二是社会参与，引导多元主体互动互补。慈善组织、社工机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是政府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补充，应积极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引入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充分调动基层组织、社区、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社会工作者等主体的积极性。积极发展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促进社会救助向专业化、个性化、发展型转变。
一方面要精准识别，持续提升救助对象认定标准。可建立多维判定标准，涵盖经济收入、日常生活、住房保障、劳动就业、健康医疗、教育负担、社会融入等多维度指标。根据救助对象的困难情况进行赋分，并在分值基础上给予不同的救助措施，从而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梯度合理的标准体系。另一方面要及时跟进，动态更新救助对象需求变化。加强救助对象动态监测管理机制，适时动态更新，确保对象全面、数据精准、更新及时。对于易致困易返困对象，应关注其生活状况，尤其是注意有无受到疾病或者灾害等突然性因素陷入困难的情况，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防止因信息更新不及时而造成的遗漏救助现象的发生。
要拓展创新，实现救助类别化与衔接紧密化。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急难救助这三类救助圈层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甚至相互衔接的，不能用分立的眼光来看待这三个救助圈层，而是应该从系统的、联系的角度对不同圈层的救助对象给予分类救助；要积极主动，推进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变。进一步健全和优化现有社会救助体系，救助理念需要从过去的被动、消极的救助理念向积极的救助理念转变，应从关注人的生存向关注人的发展转型，从物质救助为主拓展到包括服务给付、精神慰藉、能力提升、资产建设、社会融入等综合型救助。
一是“线上+线下”联动，实现主动监测与需求综合评估。要加强大数据监测预警，通过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库，充分了解掌握低收入人口的多样化需求，同时，要对各类群体进行实地巡访关爱，把走访发现的需要救助、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众作为基层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二是“兜底+拓展”结合，建立需求导向的递送模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既要满足救助对象基本生活需要，也要积极拓展社会救助服务，进一步创新整合社会救助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提升救助对象的能力，满足救助对象发展的需要，建立“兜底+拓展”的救助提供模式，为不同类型困难群体提供精准和温暖的“救助套餐”。
近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出了“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判断，从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高度，对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做了全面部署。这也表明，我国人口发展迎来了新阶段。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人口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基数大、增长快是我国人口的基本国情。过去40年间，在生育政策实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意识变化、城镇化推进以及医疗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人口形势中新变化的发生，是在我国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时期出现的。人口发展具有惯性，上述趋势将大概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十分重要。
在数量增长优势不再、劳动力供给增量受限、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和区域人口增减出现分化的趋势下，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要从发挥数量优势转为更多发挥质量优势，依托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加快推动中国尽快从人口大国转为人力资源强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含义丰富，不仅意味着人口自身需要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也意味着人口作为发展要素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保护等提供有力支持，并形成彼此相互正向影响的良好格局。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围绕“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和“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三个重要方面发力。在方法上，需要“以系统观念谋划人口问题”和“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紧密，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的同时，也需要注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人才成为第一资源的新发展阶段，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脚点，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素质的核心是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前两者也是世界各国在传统的人力资本分析中常用的两个重要维度。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以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实现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提升的同时，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同等重要，是人口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已超2.4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9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已具备良好的人才资源基础。但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比，差距依然明显。要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我国14亿人口中，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依然近60%，建立终身学习机制，以全生命周期视角提高现有人口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十分重要。
健康的体魄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口整体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在健康领域的表现不俗，但当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刚刚超过25%，多数老年人还面临着慢病流行和共病多发的多重健康风险，远不能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要形成优良的健康素质，需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向全人群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教育机制，多渠道推进健康知识传播，进一步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改善居民健康行为，切实落实个人是自我健康“第一守门人”的职责。
要实现现代化人力资源的总量充裕，需要从努力扩大增量和更好用好存量两个维度下功夫。一方面，针对当前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水平，要从家庭和社会多角度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设施建设和服务发展多方面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补贴力度，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加快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既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2022年，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76亿人。虽然未来劳动力总量会逐步减少，但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总量优势依然明显。在总量下降趋势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未来工作的重点，是更好提升劳动者素质以及同岗位的适配性，提升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做好已占劳动力总量四分之一的“灵活用工”群体的权益保障至关重要。此外，面对规模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贯彻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观理念，全面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充分尊重老年人及家庭意愿的前提下，多渠道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努力做好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工作。
结构优化涉及到人力资源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构成。2010年后，随着劳动力和就业人数进入减量发展阶段，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已从岗位总量不足转变为岗位总量过剩和局部性就业困难并存的时代，就业市场中的供需不匹配成为主要矛盾，劳动力结构亟待优化。一方面，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就业市场对专业技能人才、高端技术人才等需求大幅增加，高级技能人员、技师、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远高于其他行业（职业），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持续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学扩招中学科结构配置失衡的问题日渐突出。学校教育中工科本科毕业生所占比例一直不到三分之一，人文社科和经管类等学生占绝大部分，这一结构并不适应我国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对人才的需求。在涉及未来核心竞争力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人才培育上，当前发展明显不足。此外，职业教育发展的不足，导致在应用型人才供给上，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综合施策。根据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大学教育改革，按照“四个面向”人才培养方向，建立更加紧密的市场结合机制，增加高校理工科类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更好发展职业教育，以未来需求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相关学科调整。发展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深化产训结合，让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保持持续更新。
分布合理既包括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也包括不同行业间的分布。近些年，西部地区的求人倍率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但西部地区同时面临着人口减少风险。在行业分布上，传统行业劳动者供给过剩和新兴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存。随着城市群发展潜力的进一步释放，未来我国预期还将面临核心城市群人口聚集和边远地区人口减少并存的现象。实现人力资源的分布合理，需要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同时，优化人口结构，推动产业布局和劳动力供给空间集聚和深度融合，维护人口安全。同时，根据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和产业景气周期，引导传统产业人员积极向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快速流动。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仍不容乐观。202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较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至2.8%。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部分国家甚至已呈现衰退迹象。IMF预计，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较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至1.6%，欧元区经济增长率较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至0.8%，英国经济增长率较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至-0.3%。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并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的亚洲动能。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3年度报告》测算，2023年亚洲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5%，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也较上年亚洲经济增长率高出了0.3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经济放缓大背景下的一大亮点。
分地区来看，东亚是相对于2022年增长率上升最明显的地区，预计从2022年的3.2%上升至2023年的4.5%，上升1.3个百分点。除日本经济增速相对较低外，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速，其中菲律宾、柬埔寨和越南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0%、5.8%和5.8%。南亚地区经济增速下降明显，但仍维持较高经济增速。2022年南亚地区经济增速为6.4%，预计2023年为5.4%，比亚洲地区总体经济增速高0.9个百分点。这主要源于南亚大国印度的增速变化。预计2023年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为4.1%，较2022年的3.9%有小幅提升；西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为2.9%，在亚洲各地区中是最低的，其中该地区经济增长表现较好的伊拉克和阿联酋的经济增速分别为3.7%和3.5%。
中国无疑是2023年亚洲经济增长最大的内生动力之源。在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经济社会活力持续增强，显现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韧劲。2023年以来，中国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和协同效应持续释放，经济景气水平持续回升，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市场信心不断增强，很多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并因此上调了对亚洲经济增长的预期。2023年一季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8499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这表明，中国经济已行进在向好复苏轨道，未来发展有充足空间。IMF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2%，较该机构于2022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8个百分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在中国经济重新开放的带动下，亚洲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尽管经济全球化遭受严峻挑战，全球经济合作动力不足，但世界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保持稳定，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仍保持较高水平。博鳌亚洲论坛报告显示，2021年世界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为39%，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为57.4%。东盟国家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相对最高，维持在70%附近；其次是韩国和日本，两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61%和60%；中国对亚洲整体的贸易依存度则保持在50%左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58%和51%。
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和东盟的中心地位保持稳定。博鳌亚洲论坛报告显示，2021年日本、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在20%以上，东盟国家和CPTPP成员对中国的依存度也接近20%；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对最高，达到21%；中国、日本、韩国和RCEP成员对东盟的依存度则维持在15%；印度对东盟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大约为12%。亚洲主要经济体中，东盟对印度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但绝对量仅为2.3%。
近年来，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亚洲区域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为42.07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其中，东盟仍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货物贸易额达6.5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5%；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经济体也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当前，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将亚洲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不断推动亚洲区域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等领域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将在亚洲地区务实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高质量实施RCEP，推进加入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进程，为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创造更大的制度型开放红利。
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之时，少数大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持续加大。为应对不断增加的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压力和日益凸显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亚洲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领域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
回顾2022年，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先后主办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标志，亚洲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引领作用，全球经济治理由此进入“亚洲时刻”。2022年11月，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尽管少数成员将峰会政治化和工具化，G20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凸显，但在东道国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协调和包括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积极推动下，G20峰会在敦促发达成员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履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义务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共识，并发表《巴厘岛峰会宣言》，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增添了积极因素。同月，以“开放、联通、平衡”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与会各方围绕全面开放、全面联通、全面平衡三大优先领域开展交流，并通过《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为进一步实现全面、具有雄心的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贸易投资治理方面，亚洲国家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积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在货币金融治理方面，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完善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体系的全球议程，推动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推动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亚洲国家积极响应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2023年，印度将主办G20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全球治理的“亚洲声音”。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印度将这次峰会的主题设定为“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并将借G20平台呼吁世界各国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问题。同时，中国也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凝聚新的共识和推出新的行动规划，并为共建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和促进全球合作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总之，亚洲的发展繁荣靠的是亚洲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团结协作，续写“亚洲奇迹”必须持续挖掘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始终将亚洲作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并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为亚洲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当前，全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此为契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能促进我们深化主题教育，从思想滋养、性修养、实践素养等维度激发和提振员干部精气神，引领他们以满腔热忱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人在百余年波澜壮阔实践中构筑起的精神高地，是我们一往无前、经久不衰的精神瑰宝，是推动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弘扬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将其融入员干部思想建设中，能丰富员干部思想滋养。
首先，筑牢思想根本。政治上的坚定来自于思想上的清醒。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深刻的变化，产生“四风”问题的思想源头远未根除，一些员干部“身子进入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为此，应引导员干部从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中汲取奋发向上的智慧和力量，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坚决抵制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争做人民公仆、民族脊梁、时代先锋。
其次，坚定理想信念。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披荆斩棘。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体现着中国共产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正是因为有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一代代共产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员干部应从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中吸收思想养料，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锻造共产人的“金刚不坏之身”，确保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面前，都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最后，增进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生发于的百年奋斗，内蕴着中华民族舍生忘死、不畏艰险、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等宝贵品质，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无尽的文化宝藏。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引导和推动员干部树立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增进文化自信自强，提升历史自觉和把握历史主动，进而汇聚起踔厉奋发的强大精神力量。
加强性修养是共产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重要基石，是体现的先进性、保持的纯洁性，坚守中国共产人政治本色的重要保障。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以伟大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是和人民血肉联系、团结奋斗的伟大创造的性写照、精神结晶；是员干部塑造性修养的力量所在、发展所托。
一方面，永葆政治本色。从伟大建精神到长征精神，从抗战精神到西柏坡精神……一系列伟大精神锤炼出共产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凸显了共产人的政治本色。员干部应自觉把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内化为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和政治认同，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不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固守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恪守中国共产人的政治本色。
另一方面，永葆为民底色。中国共产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的鲜明底色，也是我们百年来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取向。不论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还是“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亦或是“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人民”二字都深深地镌刻在中国共产人的基因里。新的“赶考”路上，员干部应坚持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对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起来，以“实”字为要、“干”字为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
“我们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都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拼出来、干出来的，要把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仍然要靠拼、要靠干。”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不仅是我们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还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密码，在厚植员干部实践素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夯实调查研究。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深植于我们百年来的调查研究传统。从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再到十八大以来，“顶风雪、踏泥泞、听真话、察真情”，一次次深入基层，一路调研、一路思考、一路指引，调查研究一直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传家宝”“金钥匙”。今年正值才溪乡调查90周年、“四下基层”35周年，员干部应深入把握蕴含在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中的调查研究道与术，坚持问题导向、把脉问诊、解剖麻雀，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切实提升调研成果转化运用的实效。
二是增强斗争本领。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的“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斗争精神始终是贯穿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的主线。“惟久久为功者进，惟持续发力者强，惟奋勇搏击者胜”。在和国家事业“滚石上山、闯关夺隘”的紧要关头，员干部要发扬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中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涵养斗争定力、魄力和能力，领略斗争智慧、驾驭斗争艺术，保持攻城拔寨的斗志锐气，坚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挑不动的“千斤担”、攻不下的“娄山关”；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知重负重、破浪前行，以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三是锻造实干能力。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大庆石油工人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激励下，产生了冲天豪情，在原油生产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员干部应深学深悟，读懂中国共产人精神谱系、把握精神内核、悟透精神之源，从中汲取力量，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赓续共产人的精神血脉；练就“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挺起共产人精神脊梁；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等本领，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创造无愧于、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5月18日-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西安成功举行。主席同中亚五国领导人齐聚古丝绸之路起点，共叙友谊、共谋发展、共话未来，共同开启合作新篇章。中国国家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签署了《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通过了《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在高层交往、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带一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元首外交注入的强大正能量。2013年9月，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亚由此成为“一带一路”的首创地和互联互通的标杆地。十年来，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交往，先后7次到访中亚各国，亲自擘画“一带一路”宏伟蓝图，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十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通过联合国、世贸、上合、亚信以及相互出访、会晤、致电致函、云视频等多种渠道和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在相互尊重、高度互信的基础上达成许多战略共识，签署了多份联合声明、联合宣言和双边、多边条约，为深化中国-中亚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中亚地区在成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的同时，也迅速辐射至全球。目前，我国已经同世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二百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惠及全球60%的人口，占全球GDP的30%和全球能源储备的75%。“一带一路”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获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誉。
主席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其视为外交优先方向”，又在此次峰会的主旨讲话中强调，“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中亚峰会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31年来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共同为“一带一路”对接中亚五国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划出新路线、描绘新路径。未来，双方将通过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持续加强战略互信、凝聚战略共识，不断打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推进交通、经贸、投资与产业、农业、能源、海关、人文等领域深层次合作走深走实，为中国-中亚共建“一带一路”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强支撑。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文化和社会基础。作为全球性长期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领航者”，“一带一路”必须具有良好的人文交流作支撑，才能永葆活力。正如主席指出，“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文化、卫生、旅游、地方交往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历史传承，一直保持着历久弥坚的深厚情谊和良好务实的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通过互派留学生、联合考古、互译图书、合拍电影等方式，不断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巩固发展彼此之间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关系。目前，中亚国家已建有13所孔子学院，中国和中亚国家已结成62对友好省州市，塔吉克斯坦的鲁班工坊、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古城修复、哈萨克斯坦的冼星海大街、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文化热”、土库曼斯坦的“中国留学热”等，无不昭示着双方在人文交流方面取得的新发展。
特别是，疫情肆虐全球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坚决反对少数西方国家将疫情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坚决反对借口疫情搞脱钩、断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冷战”。在携手抗击疫情中，中国与中亚国家本着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精神，始终做谋和平、谋发展、谋合作的引领者，双方相互扶持、互帮互助，树立了休戚与共、团结抗疫的国际合作新典范，增进了中国与中亚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在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中实现了中国-中亚关系的新飞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得到中亚和越来越多国家的广泛认同。“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中国-中亚峰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续写千年友谊搭建了新平台，开启了双方相知相亲、命运与共的新篇章，必将对增进彼此文化交融、民心相通发挥更大作用。面向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应继续加强教育、科学、体育、旅游、考古、卫生等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媒体、科学机构和友好协会的交流，不断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全方位多层面合作，筑牢双方合作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推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十年间，中国具有的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长、最发达的物流链，源源不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活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在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沿线贸易增长超过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
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企业承建的吉尔吉斯斯坦新北南公路成为该国交通大动脉；“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结束了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民众需要翻山越岭或绕行他国的历史；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的建成，打开了中亚国家通向太平洋的大门；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建设的首条跨国输气管道、中哈合作建设中亚最大风电场札纳塔斯风电项目等一系列合作项目成功落地……共建“一带一路”真正地造福了当地，广泛惠及了各国人民。
在贸易畅通方面，途经中亚的中欧班列联通中国境内108个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8个城市，累计开行6.5万列、604万标箱。其中，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通西安至中亚国家的17条干线通道，为中亚地区打开了共谋机遇、共谋发展的重要窗口。2022年，中国同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达到70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建交初期增长上百倍，极大地推动了中亚国家的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
在资金融通方面，为帮助中亚国家获取资金，中国不但在中国-中亚峰会上宣布再次提供26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还积极通过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提供融资支持。近些年来，在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的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还积极打造金融、农业、减贫、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低碳“一带一路”、公共卫生“一带一路”、5G“一带一路”发展迅猛，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绿色丝路、健康丝路、数字丝路。
主席指出，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强动力、增活力，打开发展新天地。随着中国-中亚在各领域合作的深度、广度和规模大幅提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不断提升贸易合作的质量水平。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注重加强机制建设，为各国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坚持构建制度型开放，在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下功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法治轨道上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坚持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通过培育共同发展新动能提升各国发展能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和谐的、联通的中亚。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在中国同中亚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不但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国家在新业态、新领域合作的新篇章，也加快了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的步伐，必将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遇，确保“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惠及全球。
2023年5月17日，在西安主持中国-中亚峰会前夕，听取了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并强调“陕西要实现追赶超越，必须在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近年来，我国坚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不断推动我国产业规模壮大、产业结构升级和巩固产业分工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植了坚实的产业根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产业集群为载体、以产业链条为纽带的各产业协调融合发展的产业形态及网络体系，其特征是产业网络化、集群化、链条化、融合化和高级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显性标志是高附加值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力。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20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强调要“把发展经济和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2022年10月，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产业总体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分工优势巩固。
一是产业总体规模持续壮大。从全国来看，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规模已分别为1018.46亿元、1755.11亿元和905.12亿元；2022年，我国一、二、三产增加值达到了88345亿元、483164亿元和638698亿元，三次产业规模分别增长了86倍、274倍和704倍。伴随着产业规模的持续壮大，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121万亿元，自2010年以来，始终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从陕西来看，1978年，陕西经济总量81.07亿元，2022年，陕西经济规模为32772亿元，是1978年的404倍。2012年，陕西的三次产业规模分别为1370.16亿、8075.42亿和5005.6亿元；2022年，陕西三次产业增加值为2575.24亿元、15933.11亿元和14264.23亿元，三次产业规模分别增长了88%、97%和185%。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明显。依据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当一个国家经过工业化的进程，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时，则意味着进入了工业化后期。1978年，我国一、二、三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68%、47.71%和24.6%；2015年，我国一、二、三产占比分别为8.4%、40.8%和50.8%；2022年，我国一、二、三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3%、39.9%和52.8%。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50%，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已处于服务业为主导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陕西来看，2012年，陕西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9.5%、55.9%和34.6%，2022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9%、48.6%和43.5%。尽管目前陕西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关键期，但新时代以来产业结构明显持续优化。
三是产业分工优势不断巩固。现代产业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的，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联合国将全世界的工业门类分为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联合国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是由一国制造业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大国科技和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冲突下全球大宗商品与能源价格波动巨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我国产业体系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现有的产业体系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形成产业发展新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即工业“四基”。2025年，工业“四基”的自给率要由2020年的40%大幅提高到70%以上，同时，要推动传统制造业基础向高级化方向迈进，大力发展先进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和先进基础材料。要大力支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的企业发展，将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发展。对陕西而言，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同时，勇于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竞争新优势。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做优现代能源产业集群；要加快有色、钢铁、食品等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前瞻布局生命健康、储能等未来产业；要巩固能化产业优势地位，优煤稳油扩气增电，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大力培育一批领航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主体，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力量。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促进经济行稳致远。对陕西来说，要以西安的医药、专用设备、汽车、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器材、仪器仪表六大支柱产业为重点，坚持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万亿级关中先进制造业集群。
加强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建设。要完善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坚持四个面向，发挥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陕西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竞争前沿，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国之重器。积极建设西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标准建设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分子医学转化中心等。建好用好秦创原，强化科研、中试、产业化全周期支持，催生更多科创项目、科创产业、科创企业。未来五年全省孵化科创企业不少于1000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2万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500家，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5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在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增强粤港澳城市韧性，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城市韧性是国际社会在防灾、减灾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当灾害发生时，城市面对压力、危机和各种突发事件能够承受冲击、快速应对、及时恢复，保持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并通过适应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灾害风险的能力。韧性城市强调鲁棒性（反映城市系统的承载能力）、可恢复性（城市在受灾后快速恢复的能力）、冗余性（城市关键功能设施的备份模块）、智慧性（优化决策达到最大程度地使用资源的效益）、适应性（能够从过往灾害经验中学习并在新灾害发生时加以应对的能力）五个特性。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速，城市韧性已经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速度问题，还有伴随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质量问题。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粤港澳的城市功能不断丰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韧性的优势体现在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广东省强大的制造业和香港的金融业是这一地区的两大支柱产业。此外，澳门的旅游业也是大湾区的一大亮点。这些产业在面对风险时，可以相互支持、优势互补，从而提升整个地区的协同发展。
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也面临着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例如交通拥堵、产业集聚过度、空气污染等都对城市发起了挑战，这些对于城市的影响是破坏性的、长期的、不可逆的。如何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韧性，有效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减少城市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更好地发挥其经济潜力，是新时代的新要求。
产业升级是建设韧性城市的调节变量，是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新兴产业的培育至关重要。以高新技术的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共创更加包容、更加智慧、更加宜居的韧性城市。
产业升级是建设韧性城市的有力保障，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战略。随着时代的变迁、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充分发挥城市潜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新要求。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能长期繁荣，得益于其产业的蓬勃发展。而高质量发展，不仅仅关乎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深度和广度。
产业升级需要从多个方面实施，例如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因为只有先进科学技术才能助推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技术创新需要在政府引导下，通过产学研结合、科技创新基金的支持等方式进行。利用技术创新，开辟新的产业领域，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产业的绿色升级，因为绿色升级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效度，还涉及资源的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的减少等方面。推动产业向着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方向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需要。
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韧性，是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城市建设，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
一是增进城市间的产业协同发展。香港和深圳同属世界级一线城市，“深港双城一体”融合发展将带来产业经济的重大改变。与香港不同的是，澳门的产业种类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娱乐业和旅游业。随着“横琴方案”的出台，珠海和澳门一体化发展正式拉开序幕。港澳两地要重新把握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克服区域行政壁垒与跨境分隔、探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新道路，加速港澳地区“再工业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带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合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大湾区在促进“双循环”中的作用，加快香港与澳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粤港澳三地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互联互通，但在决策与协调机制方面还需要深度融合，保障粤港澳三地人员、资金、技术、信息的高效流通。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贸易便利化、搭建新型合作平台等方式实现，尤其是要与信息化、数字化、电子商务相结合，探索新型产业协同模式。
二是提高城市的生活服务质量。除了发展经济外，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核心目标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随着粤港澳三地城际交通网络完善，一体化程度加深，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逐步形成。除了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之外，通过对大湾区各城市在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改善，能够加强城市安全治理能力，提升城市舒适性。
三是增强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要围绕区域产业链需求构建从源头创新到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创新链，通过协作机制做到创新链与产业链相协调，引领产业升级。同时需要积极进行营商环境优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全球竞争，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
中亚地区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地，也是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杆地。“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持续深化，中亚已经成为我国通过陆路链接欧洲市场的重要枢纽、西向开放的黄金通道。5月18日至19日，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主席高度肯定了中国同中亚国家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取得的历史成就，指出了促进中亚繁荣稳定、和谐联通的世界意义，指明了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中国-中亚峰会的顺利举办，标志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深化合作迈入新时代，在双边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2013年主席在中亚地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机制不断深化，相互友好合作日益加深，经贸合作取得突出成效。中亚国家实现了从“一带一路”首倡地、先行者到标杆地、示范区的华丽蜕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动中亚国家经济繁荣、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战略支撑。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下，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的第一大或主要出口市场，是部分中亚国家的最大投融资来源地。2022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达到702亿美元，对中亚国家投资接近400亿美元，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产能优势也成为中国扩大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推动汽车、能源、冶金等产业“走出去”，众多产能合作项目在中亚落地，成为推动中亚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中国同中亚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和质变。中亚国家在中国链接世界市场中的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有望成为中亚经济开启下一个“黄金30年”、实现崛起的关键支撑。目前，中国同中亚国家已经在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构筑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80%以上过境中亚的中欧班列成为贯通东西方物流的“大动脉”和生命线。中国-中亚跨境交通、能源网络的构建和互联互通水平的飞速提升，对提高陆路运输便利度及经济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是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重要基础。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亚地区的卓著发展具有突出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随着中国和中亚五国元首的历史性会晤，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示范性、开创性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巩固，必将在国际层面得到充分彰显，“一带一路”作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将更加深入人心。中亚国家有望凭借“一带一路”的标杆地、示范区的先行优势，通过分享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扩大国际贸易、深化利用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通道经济，实现中亚经济快速崛起，探索出符合中亚国家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一带一路”是延续千年的友谊之路，更是繁荣之路、昌盛之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凝聚区域合作共识，携手应对世界之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中国和中亚乃至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政治博弈加剧、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济加速调整、利益格局持续重塑、规则规制深刻变革等多重挑战。大国博弈、大国霸凌和由此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失衡失序持续演化，是世界之变的最不稳定因素。部分守成大国凭借军事、金融、科技、贸易、规则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试图通过贸易制裁、工业回流、脱钩断链、长臂管辖等方式，攫取最大化利益，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碎片化，损害了世界共识，不利于促进世界各国采取统一行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区域合力，凝聚区域共识，共同维护区域和谐繁荣，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朝气的区域市场，捍卫和开创区域繁荣发展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前景。
当前，世界和平稳定面临冷战后最严峻考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兴起，不仅损害国际政治经济协调机制，更危及国际多边机制的稳定有效运行。在持续的大国博弈中，单边主义对多边机制和国际经贸规则秩序形成严峻挑战。由此引发的区域对抗、局部战争、政治制裁和经济霸权在世界范围内加剧分裂，制造对立，引发危机，形成阻碍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藩篱和裂痕，损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成效，不利于国际分工深化。中国-中亚的深度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通过构建紧密命运共同体，充实世界和平发展力量，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引领区域共同发展的重要支撑。新发展阶段下，要以中国-中亚峰会带来的合作契机，深化互联互通、分工合作，加强能源合作，实现资源要素跨境整合，发挥规模效应，促进红利溢出，共同推动区域繁荣稳定，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迈入新时代构筑坚强基石。
高水平互联互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前提，是促进中国同中亚国家一体化发展，挖掘区域投资贸易潜力的重要基础。
一要提升跨境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系统提升区域内公路、铁路联通对接、畅通便利水平，完善区域公路、铁路、航空网络连接水平。
二要提升国际口岸通关效能。以口岸通关水平、通关效率为核心，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快现有口岸现代化改造，推动智慧口岸体系建设，提升口岸数据联动、共享水平。
三要提升跨境物流设施建设水平。健全区域物流网络，推进航空运输市场开放，提升多式联运衔接运转效率，加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跨境综合数字服务平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
一要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通过深化市场整合、资源共享、产业合作，发挥我国与中亚国家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价值链供应链等方面的互补性比较优势，形成互利共赢、良性互促的区域国际分工关系。
二要深化开放融合。要通过深化区域市场开放、区域政策协调和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融合对接，增强开放制度耦合水平，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曲折、需求疲软的外部挑战，为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健复苏和可持续增长提供可靠基石。
深化能源合作是中国-中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依托和关键领域。
一要加快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挖掘中国-中亚油气合作的资源与市场互补优势，增进能源合作共识，深化能源价格机制、能源贸易结算合作，共同应对国际能源市场不稳定性和价格波动冲击。
二要优化跨境能源设施建设。以双边跨境油气管道建设为核心，完善原油、天然气管道布局，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为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保持能源供给稳定和长期战略合作奠定物质基础。
三是加强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立足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能源产业基础和转型升级诉求，推动能源产业在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促进能源绿色化技术开发，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区域能源贸易的多样化和稳健性，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明确了新形势下人口发展的方向、定位和目标。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与我国目前的生育率低位运行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应对低生育率的挑战，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助于形成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实践育人聚焦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在改进中加强，在实践中创新。当前，中国教育进入了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高校实践育人要通过“四个注重”进一步提升质量，为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内涵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确定了正确的观念，才能对实践产生正向引导，为提升实践育人质量提供思想保障。
形成科学的实践育人观。传统的实践育人观将实践育人视为课堂教学在实践环节的延伸和补充，是一种辅助形式。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观则将实践育人定位为一种有效的育人方式，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有机组成，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效途径，其在人才培养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实践育人也是一种系统化的育人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指导，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育人理念。实践育人过程是需要育人主体全员全程全方位参与，需要协同各方力量才能实现育人目的的系统工程。
形成科学的实践育人质量评估体系。要以系统论的观点评估高校实践育人质量。实践育人质量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实践育人过程的各要素、环节以及内容、方法、环境等都会对实践育人质量产生影响。要以学生为中心衡量实践育人质量。高校实践育人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大学生具备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基本素质。实践育人质量也应当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评估，以满足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学生的成长需要为基础，提高育人效率，实现育人效果。
实践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高校同向同行，协同育人。高校用以开展实践育人的内容，既包括蕴含丰富红色基因的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也包括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生动实践。提升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质量，要围绕这些教育内容全方位整合育人资源。
整合实践育人主体资源。相关部门要为实践育人提供政策、资金、舆论、场地等支持。各高校要将实践育人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尤其要整合实践育人师资队伍，将具有丰富理论知识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新兴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结合起来，组成“大师资”队伍参与实践育人，为高校实践育人质量提升提供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教育主体资源。
整合实践育人基地资源。实践育人基地是开展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全面统筹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科技园、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工矿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等，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创业实习基地，如抗击疫情、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史学习教育等实践教学基地，使高校实践育人更加鲜活。
要提升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质量，就要基于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创新育人形式，提升育人实效。
创新课程实践教学形式。课程是育人的主渠道，课程实践教学是高校实践育人的主要形式。新时代高校课程实践教学要利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方式开展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课内实践教学。同时，要利用学术文化活动、专业技能竞赛、劳动教育类实践、学生社团活动、文体实践活动、军事训练实践、创新创业实践等开展第二课堂实践教学，使课程实践教学形式在不断探索和改进中更加生动、有效。
创新课外实践育人形式。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要利用好节庆日、重大事件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各种主题实践教育。要以不同主题的实践教育为内核，以军事训练、冬令营夏令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学雷锋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公益活动、情景剧展演等形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以多样化的、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形式开展高校实践育人，一方面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创新实践育人技术手段。新时代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够让高校实践育人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贴近学生，达到提升实践育人质量的目的。要综合运用AR、VR等技术，创设虚拟仿真育人环境，为学生提供全身心、多感官的实践体验，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实现交互体验与互动；要利用融媒体技术，整合学生喜闻乐见的媒体平台，开展线上“云”实践活动，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实践过程进行客观记录和科学评价。
实践育人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涉及多个育人主体、多重育人环节、多样育人环境，每个要素的衔接及功能发挥程度都会影响育人质量。要从全局上建立健全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机制，确保育人工作的系统性和实效性。
形成合作机制。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将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纳入工作规划，形成“委统筹部署、政府扎实推动、社会广泛参与、高校着力实施”的实践育人协同体系。高校作为实施实践育人的关键主体，要统筹好校内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使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而又相互配合，形成育人合力。
建立保障机制。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保障高校实践育人实施过程中的人、财、物等力量支持。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推动高校教师社会实践研修活动制度化，组织高校教师到改革开放示范区、重点建设工程区、革命纪念地、街道社区、企业工厂等开展项目合作、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现场研学、挂职锻炼等，使高校实践育人师资队伍进一步了解情、国情、社情、民情。开展青年教师和辅导员社会实践活动。设立高校实践育人专项经费，多渠道增加实践育人经费投入。建立功能多元、类别细分的实践育人基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类型实践活动，全力保障高校实践育人扎实推进。
建立评价激励机制。评价激励是提升实践育人质量的关键环节。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体系，对高校实践育人质量进行评估。通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将教师在实践育人工作中的表现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聘、教学评价等过程中，增强教师参与实践育人和提高实践能力的主动性、积极性。将实践育人工作作为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教育教学和的建设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使评估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引导各高校重视实践育人的规范化建设、系统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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