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指出：“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包括“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的二十大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既巩固已有开放成果，又扎实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外商投资准入、商品和服务市场开放、自贸区战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从近年发展看，202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2万亿元的历史新高，比2017年增长51.3%，年均增速达8.6%，相当于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以上；同期，服务贸易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5.3%、7.6%，明显好于全球水平。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在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激发市场活力、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断开放的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提供有力支撑。2021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达到13.7%，比2017年提高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额同期年均增长10.5%，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我国扩大进口为其他经济体直接带来出口增长的新机会。2021年我国进口总额达到2.7万亿美元，比2017年净增近900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全球（不含中国）出口增量的26.7%。我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为其他国家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创造了重要机遇。2022年，包括70万家在华外资企业在内的境外投资者，在我国获得的投资收益总额达到4174亿美元，比2017年净增1423亿美元。我国持续扩大开放的举措也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多边与区域经贸规则重构产生积极影响。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认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支持和贡献对世贸组织改革发展至关重要。”
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长久不变，永远不会自己关上开放的大门。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面向未来，虽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但我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未来五年，我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基本形成。这不仅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我国对资本、人才、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继续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发展繁荣。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要不断促进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培育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升服务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与更多伙伴商签自贸和投资协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增强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大通道载体功能，巩固和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成果。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促进东中西部对外开放联动发展，扩大区域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高质量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大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逐步积累并复制推广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成果。
随着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将不断优化，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将不断拓展，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我国对外开放的蓬勃发展必将为世界带来勃勃生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过去一年。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美欧对俄罗斯实施了九轮制裁，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一系列挑战，制裁引发的反噬效应和溢出效应对欧洲经济、全球产业链和世界经济稳定也造成严重冲击。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经济表现超出预期，显现较强韧性，欧洲经济受制裁反噬陷入困境，中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从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看，全球经济秩序面临深度调整。
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极限制裁，其强度、范围和系统性不同以往。制裁由美国发起，欧盟跟进，参与制裁的国家和地区达48个。制裁措施密集，2014年至2022年2月22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2695项制裁。而从2月23日到4月21日，美欧新增对俄罗斯制裁措施9138项，截至2023年1月8日共12695项。制裁内容严厉，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把俄罗斯10余家最重要的银行踢出SWIFT系统，禁止使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交易等金融制裁，还包括对俄罗斯军工和民用实体经济部门实施全面出口管制，对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限价制裁，对俄罗斯企业、组织和个人制裁。
在大规模制裁冲击下，俄罗斯金融市场2022年3月上旬出现严重混乱，卢布汇率贬值50%以上。国际结算和物流受阻，出口管制和禁运导致依赖国际供应链的企业生产停顿，而进口品匮乏和国内企业生产停顿引发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物价快速上涨。在此背景下，4月11日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俄罗斯经济将出现11.2%的负增长。同期，俄罗斯央行预测2022年GDP降幅为8%至10%。
不过，俄罗斯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大大好于预期。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监测，2022年7月后，经济降幅同比收窄，环比趋于稳定。随着经济运行趋于平稳，物价上涨得到控制，物价水平7月后逐渐稳定，9月后甚至持续下降，全年通货膨胀率为11.9%。受局部军事动员和人口外流影响，出现了自1991年以来最低失业率，全年低于3.9%。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受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有所减少，但在物价补贴、提高最低工资等政策支持下，贫困率降至2013年水平。2023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俄罗斯2022年GDP降幅为2.2%。
金融方面，俄罗斯金融安全、财政安全和国际收支安全未受到实质性危害。2022年4月1日俄罗斯实行天然气“卢布结算令”后，卢布汇率大幅升值，下半年稳定在1美元兑61卢布至70卢布的水平，高于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证券市场和银行系统在经历最初混乱后迅速稳定。数据显示，俄罗斯2022年1月至11月贸易顺差2698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达2257亿美元，12月底国际储备超过5800亿美元。虽然财政因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导致税收和发债能力受到影响，但油价上涨抵消影响并带来更多财政收入。2022年1月至10月俄联邦预算盈余1384亿卢布，11月底预算盈余高达5570亿卢布。12月完成大项目支出拨付后，全年预算赤字3.3万亿卢布，约占GDP的2.3%，完成预算规划。
实体经济方面，2022年俄罗斯农业、住房与建筑业、居民有偿服务均实现增长。在投资领域，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三分之一的企业资本支出增加，只有18%的企业支出减少。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增长8%至10%。出口管制背景下的进口替代、提前启动计划的项目、联邦和地区投资支持措施、军工订单大幅增加等因素刺激了投资活动。
在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经济表现超出预期，显现较强韧性。究其根源，主观因素方面，俄罗斯对美欧制裁有着充分准备。2014年后的进口替代战略、金融安全和财政安全建设、去美元化和试图摆脱能源依赖的努力，都为应对极限制裁冲击奠定了较好基础。为应对极限制裁，俄罗斯采取了合理的财政政策和针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包括暂停执行中期预算、为财政安全筹集资金、快速的资本管制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利率政策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客观因素方面，俄罗斯经济的自然特征保证了其生存能力和自给自足能力；经济运行表现出国有战略企业主导和高垄断性，严格的战略产业保护和对外资的管控，出口管制背景下国内企业填补需求缺口等，为稳定和恢复实体经济奠定了基础；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联系松散，金融冲击对实体经济传导率低，也是重要因素。
但大规模制裁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短期来看，金融制裁造成了短暂的市场混乱和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国际结算渠道中断，俄罗斯不得不搭建自己的国际结算和支付系统，并寻找SWIFT和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之外的其他结算渠道和支付货币，大大影响了国际贸易效率，提高了贸易成本。长期来看，是国际供应链断裂，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弱化。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看，俄罗斯主要出口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进口机电设备和电子产品，在全球生产链中主要是前向参与，缺少后向参与，形成了对国外高技术设备和投资品的高度依赖。美欧制裁措施中，一方面对俄罗斯实施技术封锁，另一方面通过脱钩和限价限制其能源市场，导致在商品和技术进口份额较高的行业中，计算机、芯片和智能设备、电子和光学产品、机械工业设备等首先遭遇短缺，俄罗斯同时面临多领域、多部门进口替代，需全面重组国内生产链供应链，且进口替代能力不足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如果把国家经济实力分为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对外影响力和外部强制力四个维度，尽管制裁没有对俄罗斯生存能力构成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其发展能力。由于国际物流和管道基础设施受限，能源和粮食等战略资源外部市场受限，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大规模制裁冲击下，俄罗斯不得不实施结构性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方面，开始更加强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和数据主权，致力于推动经济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和技术独立。不仅对传统优势产业如能源、农业、重化工业、航空航天等实施扶持和巩固，而且重点对运输物流、经济数字化和技术创新部门加大投资和自主能力建设。同时，对经济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政府干预和参与经济运行的体制设置、国民经济地理和区域布局进行调整。俄罗斯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进入国家干预和主导的新时代，动员型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2022年底，政府对投资和产业的主导基本成型，逐渐形成由政府干预和主导，市场机制辅助和引导的资源配置体制模式。这种体制模式具有有限竞争和适度垄断相结合、有限开放和产业安全自主密切配合的特征。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欧之间已形成非常紧密的能源和工业设备与技术互为依赖的分工关系。2021年欧盟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包括1400亿立方米管道天然气和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原油占欧盟原油进口总量的29%，天然气约占41%，同时与欧盟的贸易额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35.9%。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盟友一起对俄罗斯实施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九轮制裁，欧洲能源缺口逐渐扩大。在能源价格飙升、能源缺口不断扩大的冲击下，制裁引发的反噬效应令欧洲经济不堪重负。
首先，通货膨胀飙升。在欧盟加速实施气候转型和减少排放的关键时期，石油、天然气等过渡能源是民众取暖烹饪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金属冶炼和化工等行业重要生产资料。俄乌冲突引发能源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破坏了国际供应链，加上能源价格暴涨，迅速推高了欧盟地区通货膨胀。2022年10月，欧盟和欧元区年通货膨胀率分别攀升至11.5%、10.6%，欧元区通胀率为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是主要推手，从通胀构成看，能源对欧元区年通胀率贡献了4.44个百分点，食品和烟酒贡献了2.74个百分点。
其次，民用燃气和电价大幅上涨，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了私人、家庭消费能力。随着俄欧能源脱钩和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天然气价格和电价快速上涨，加上俄乌冲突造成粮食供应冲击，食品价格也快速上涨，共同推高了民生成本。终端能源消费价格中，2022年7月至9月，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每月电价达到1月份的2.2倍至4.4倍。受物价上涨影响，2022年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家庭人均实际收入环比分别减少1.2%、0.9%。
再次，企业成本暴涨，导致大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引发更严重的“去工业化”风险。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受打击最为严重。作为欧洲的产业链核心，能源成本分别占德国冶金、基础化工、玻璃制造、造纸、建筑材料等能源密集型行业成本的26%、19%、18%、17%和15%。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一方面加快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另一方面又未找到合适的替代能源，致使能源缺口扩大并快速传导至制造业的加工制造、物流仓储等多个环节，大幅提升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许多企业陷入困境。例如，作为德国天然气最大用户之一的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已暂停和放缓的生产计划分别达80个和100个，并在海外寻找和投资建设新生产基地。2022年12月，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终值为47.8，法国、德国分别为49.2、47.1，均处于50荣枯线之下。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预测，2023年一季度德国企业破产案将激增。意大利零售业组织商贸联合会表示，2023年上半年该国将至少有12万家小企业濒临倒闭。基于此，高盛集团发表观点称，当前能源危机令欧洲面临大规模“去工业化”风险。
最后，企业被迫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大量企业外迁。俄欧能源脱钩，欧洲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金属冶炼业等优势行业的企业不堪原材料价格暴涨等成本重负，开始调整供应链，不断向域外扩大投资、开拓业务。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价格优势显现，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投资美国的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吸引欧洲企业赴美国投资。不少欧洲企业也追加了对中国投资，例如，巴斯夫公司大规模注资湛江，大众公司增加对中国投资等。欧洲“去工业化”担忧加剧，欧盟委员会不得不组织专门由能源政策制定者、能源供应商、消费者参加的圆桌会，讨论如何在能源价格高企情况下设立额外基金来保护消费者、家庭和企业，保护欧洲的核心产业。而围绕《通胀削减法案》等，美欧在贸易及产业上也摩擦不断。
俄欧能源脱钩和能源危机引发了此轮“去工业化”，在俄欧关系难以回转情况下，欧洲应对手段和政策选择空间有限。一方面，欧盟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以及当前欧洲天然气价格的相对水平，决定了政府缺乏为企业提供充足能源补贴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濒临破产的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分散生产或重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来规避能源价格风险。若“去工业化”持续，将对欧洲经济社会造成严重打击。
2022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2年统计手册》指出，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从2021年的5.7%降至2022年的3.3%，商品和服务贸易都将放缓。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疫情形势延宕反复和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是主要原因。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价格暴涨，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外流和债务压力，对世界经济造成直接冲击。从宏观角度看，世界经济下行，全球实际需求低迷，导致国际贸易规模趋于萎缩。2022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2年国际货物贸易量增长3.5%，较2021年下降6.2个百分点。德国基尔研究所公布的基尔贸易指数显示，2022年10月经价格和季节调整后的国际贸易增长仅为0.3%，其中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出口增长分别为1.0%、-0.3%、2.4%和0.3%。
在全球贸易陷入停滞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关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其中，中国对俄罗斯进出口1.28万亿元，同比增长29.3%。在中国20多个主要贸易伙伴中，2022年中俄贸易额同比增幅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从2021年675.7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761.23亿美元，同比增长12.8%，进口总额从2021年793.2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1141.49亿美元，同比增长43.4%。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22年中俄1900多亿美元贸易总额中，来自中国的商品占俄罗斯总进口的36%以上，对中国出口占俄罗斯总出口的20%。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迅速采取措施应对，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并调整对外经济合作战略，扩大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是中俄贸易额大幅增长的促进因素。2022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43.4%，包括石油、管道天然气等，并加大了矿物肥料、木材、农产品和海产品采购数量。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大幅增长，主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挖掘机、汽车、微处理器、服装、鞋和日用品，俄罗斯已增加对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汽车的采购。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土耳其超过欧盟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教授丹尼斯·佩列佩利察表示，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大多数商品已被中国和俄罗斯的同类产品取代。进口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积极推进工业化，需要大量机床、设备、零部件等。2022年中俄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2023年增长潜力依旧巨大。
从全球视角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看，美欧大规模制裁给俄罗斯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冲击只是局部事件，对全球经济秩序发展的系统性影响更值得重视和思考。
俄乌冲突升级和美欧对俄大规模极限制裁是3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正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了中美循环和俄欧循环的整体格局，并在开放和多边主义框架下推动着分工、专业化和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以俄欧“能源—制成品资本品”循环为例，俄罗斯向欧洲供应能源，获取资本品和消费品，欧洲则因为稳定和低成本的能源供应确保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利润空间，但俄乌冲突升级和美欧大规模极限制裁打破了上述循环。
美欧在实施制裁过程中，一方面，无限制扩展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外延，在全球推行价值观贸易和小圈子合作，破坏原有国际分工模式，打碎了已有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该框架覆盖14个国家25亿人口，GDP约占全球的40%，主要内容涉及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等领域的规则或标准设立；2022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中美正常科技合作。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遏制与博弈，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产品和领域被无限放大。美欧在对外经济战略、国内经济运行方面推行经济安全化，拜登在2023年2月7日国情咨文中，甚至抛弃美加墨自贸协定精神，要求使用和购买美国制造。此前更是在《通胀削减法案》问题上与欧盟打起贸易战。美国抛弃了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被破坏，世界经济的主题从发展优先转向安全优先。
全球金融格局迈入历史转折点。美欧把SWIFT、美元等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结算公共产品武器化，引发很多国家警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遭到质疑和破坏，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受到伤害，替代性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上升。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背景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元作为外汇储备正被快速抛弃。俄罗斯在外汇储备中放弃了美元和欧元，转而支持黄金和人民币；中国和沙特阿拉伯2022年底首次用人民币支付完成重要交易；2023年印度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结算开始尝试扩大以本币结算；南非外长潘多尔对媒体表示，金砖国家正打造新的支付体系，以摆脱美元控制。而此前，石油结算一直以美元进行，将石油交易转换为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正改变着全球金融格局。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重要国际经济体选择减少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中的应用，替代性货币如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经济声望上升。目前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难以撼动，但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正逐渐下降。
全球贸易格局和流向发生转变。美国推动的价值观贸易和泛化的国家安全贸易，冲击着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特别是近半年来，美国拒不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美国在钢铝贸易中不正当使用反倾销反补贴的裁决，使得国际贸易规则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格局和贸易流向正发生转变。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发生变化，东盟、欧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地位上升。另一方面，2019年以来美国从欧洲主要经济体（欧盟27国+英国）的进口额已连续4年超过从中国的进口额，美国对欧洲出口也持续上升。
全球能源格局进入重组阶段。美欧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中，欧洲与俄罗斯能源关系被“硬脱钩”。美欧推动的俄油限价、天然气限价，正推动全球能源格局重组。俄罗斯战略性重构能源出口的市场和方向，转向亚太和南方国家；美欧则利用制裁和对俄油限价机会，试图从产油国手中夺取能源定价权，石油输出国组织与美国的能源关系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的能源需求市场受到发达国家限制，不仅改变了油气供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也使得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能源转型进程面临调整，全球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能被推迟。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俄乌冲突升级，军事对抗长期化和战场消耗，最终考验的是制造业产业链的潜力，是持续供应战争物资的能力。这使得此前美国推动的重建制造业回流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从模糊向清晰化转变。美国试图在推动制裁的过程中建立友岸产业和技术同盟，构建集团化产业链供应链。欧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伴随着产业脱钩。美国构建的IPEF、美欧打造的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都在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集团化、友岸化和近岸化发展。
熊熊战火已在乌克兰蔓延整整一年，至今仍看不到熄灭的迹象。就在国际社会为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奔走努力时，美国总统拜登却突访基辅，重申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并宣布了价值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和一系列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如此急不可耐前线“督战”，良心何在？居心何在？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地区因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失控而爆发的一次局部“热战”，国际政治影响深刻且深远。一是，打破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一线战略对峙的“冷和平”局面，使战争成为现实的安全威胁；二是，深刻改变了欧洲安全秩序版图，北约迅速实现了“战时团结”，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三是，此前还在寻求战略独立的欧洲被美国深度捆绑，不仅在军事和制裁上亦步亦趋，更在能源上高度依赖。“历史是残酷的教科书”。在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对这一当代政治悲剧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从多个角度总结其中的教训和启示，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
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渔利者，美式霸权贻害无穷。据美国国防部防务安全合作局数据，2022年美国批准向北约盟国出售武器的数量和价值均比2021年增加了近一倍。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最新报告指出，美国从乌克兰危机中获取至少217亿美元直接财政收益。而随着欧俄能源贸易的切断，美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大天然气供应国。军工复合体利用这场在别国领土上的血腥战争大发横财，牟取多重军事政治利益：借战争深度破坏俄欧关系，切断欧盟战略自主之路……可以说，世界局势动荡、战火纷飞背后，都是这所谓“民主武器库”拱的火、埋的雷、种的蛊，这也成为俄乌双方难以和谈停战的重要外因。我们不禁要问，美方曾在阿富汗推行“要战斗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的政策，难道今天还要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吗？
欧洲随美国起舞，不断消耗自身去支撑美国霸权，足见失去战略自主之可悲。一年来，欧洲国家在安全压力与美国威胁双重作用下，逐渐沦为美国援助乌克兰对俄作战的工具。传统的美欧俄三边互动态势，迅速蜕变为美欧一体对俄施加制衡的二元对抗。而由于地缘政治能力和资源不足，欧洲国家被迫以更大的服从妥协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美主欧从”或将成为新常态，欧洲国家抱怨不断但又被迫不断升级援乌装备即是例证。此外，欧洲在能源、经贸等方面更是吃了大亏，嗓子都喊破了，也没能让美国在卖给欧洲高价能源时打半点折扣。长期来看，考虑到欧洲国家对俄巨大的能源需求，以及近代以来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中无法排除的特殊地位，欧洲国家很难一直拒绝与俄罗斯接触。对俄威胁认知共识的模糊，或将连锁引发欧盟内部对俄政策分歧，使欧盟长期陷入自我认知的尴尬。
乌克兰彻底沦为大国博弈耗材，千疮百孔的国家，警示甘当美西方“棋子”代价之惨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乌克兰深受俄罗斯与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挤压，理性选择应是以相对中立的对外政策平衡战略压力。但经历过美西方策划的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后，亲西方派上台执政，乌克兰最终选择了一条极其危险的路线——以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为赌注，全面倒向美西方，以此换取地缘政治利益。最终，战火肆虐，多年发展积累毁于一旦，民众的正常生活被彻底打破。而即使在马里乌波尔等乌东主要城市被摧毁，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成为难民的情况下，乌克兰政府优先追求的仍是向美西方要求更多的军事援助，而不是尝试进行和谈。
善良的人们总是期盼世界和平，但持续升起的硝烟警告世人：控制与反控制、自主与反自主的争斗贯穿了人类的历史，并未因时代的进步与文明的演进而终结。俄乌冲突一周年的最大启示，莫过于在日益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中，身涉其中的国际行为体需要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理性清晰的判断，避免因外力裹挟或战略决策失误，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乌克兰危机爆发已有一年之久，这场21世纪欧洲大陆上最激烈的战争仍在继续，俄乌双方军人及平民伤亡已有数十万之多。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日前直言，“乌克兰在未来100年内不会与俄罗斯和解或合作。”同为斯拉夫国家的兄弟之邦，何以走到如今剑拔弩张、刺刀见红的境地？
拉长时间线，回溯俄乌之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整体。”确实，早在公元862年，东斯拉夫人在诺夫哥罗德建立起第一个罗斯王国留里克王朝，后建立第一个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这便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的发源地。此后的10个世纪里，乌克兰一再经历被占有和瓜分的命运。17世纪，经过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双方沿第聂伯河将乌克兰一分为二，东部土地归俄罗斯帝国控制，称为“左岸”乌克兰；西部土地归波兰控制，称为“右岸”乌克兰，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差异也由此出现，并不断扩大。一战过后，乌克兰并入苏联的版图，直至1991年8月乌克兰宣布独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
虽然乌克兰危机有具体的历史经纬，但在当前集中爆发，并演变为如此剧烈的冲突动荡，显然少不了美国的背后操控和“拱火浇油”。1949年后，随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北约和华约先后成立；但随着铁幕落下，北约却并未解散，而是继续以俄罗斯为敌对目标进行活动。从1999年到2020年间，美国先后五次主导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蚕食其在地缘政治中的既得利益，直到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本土之间最后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方面，美国打着“恢复民主”的旗号煽动颜色革命，推动亲西方政府上台，同时大肆鼓动其加入北约。北约对于乌克兰的请求暧昧不清，既承诺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成员，又不说明时间和路径，无异于在俄罗斯的红线上反复试探，最后将之逼到绝地，导致战争爆发。
回顾这一路上的各方角色，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屡被打压，还被一些舆论塑造成危险的侵略者形象；乌克兰眼看着从“棋子”变成“耗材”，陷入“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绑架之中。而美国却是煽风点火后便隔岸观火，大肆收割贩卖军火、能源等眼前利益，以及攫取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长远利益。作为介入战局最深的第三方，竟也是获利最大甚至是唯一的一方，着实可叹可悲。
眼下，俄乌局势依然十分胶着。本是同根同源，却兄弟阋墙，同室操戈，民生潦倒，骨肉离散……在这场战火绵延的悲剧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决定权的乌克兰，难逃“炮灰”的命运；被战争及经济制裁拖住的俄罗斯，数年间难以摆脱负面影响。再看整个欧洲，不仅被死死焊在了美国人的战车上，更进一步陷入了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经济衰退深渊，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战略自主之路化为泡影。
“吃一堑，长一智”。从历史看未来，尽快劝和促谈才是当下最好的方案，但终结乱局的曙光仍然难觅。而无论结果如何，横亘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民族仇恨难以磨灭，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团结亲密也将不复存在，对于一国发展、尤其是一国民众的创痛，又岂是时间能抚平的呢？
近日，一艘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事件发生后，中方积极同美方保持沟通，一直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美方却借题发挥，总统、议员、媒体等轮番上阵，将这一偶发事件炒作为两国外交安全事件，蓄意制造两国紧张关系，并试图在全球散播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这种处理方式与美国所谓负责任管理中美关系的承诺背道而驰。
中国反复重申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可为何美国方面充耳不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如今的反应带有以己度人的意味。二战期间，美国在欧洲使用无绳飞艇进行侦察和攻击。二战结束后，在U-2高空侦察机和间谍卫星实用化之前，美国曾专门研制和使用WS-119L和WS-461L两型高空侦察气球，对苏联实施一系列战略侦察行动。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又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使用被称为浮空器（aerostat）的监视气球。恐怕也正是基于本国过往的这些实践，一些美国媒体和民众便习惯性地先给中国民用科研气球贴上了“间谍”标签。
在美国政府不断将中国塑造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导向下，反华情绪成为美国国内的一种“政治正确”，这缩小了美国政府处理涉华意外事件的政治空间。在此次事件中，一些美国政客为了自身政治利益不惜火上浇油，大肆散播“气球是中国刻意挑衅，测试美国反应，以向全球释放美正在衰落的信号”之类的民粹主义观点。实际上，无论从技术还是侦察效果角度，利用高空气球对全球间谍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进行战略侦察，既缺乏必要，又难有好效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高空气球初创公司“都市天空”（UrbanSky）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等都认为“美国反应过度”，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有可能因为实验失败，或者是它的自我终结系统出现故障。
与此同时，美国政治体系衰退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意外事件的负面影响。美国两内斗不止，对华关系成为牺牲品。事件发生后，两互相攻击对方对华软弱，两政府官员也为所属派立场背书。以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为代表的共和人指责拜登政府纵容气球进入美国最敏感地带，试图向国会和民众隐瞒事件。民主人则称赞拜登领导力，通过国防部官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时期中方气球多次飞越美国大陆而没有作出反应”。随后特朗普否认，称相关情况在其任内从未发生。可见，围绕飞艇事件的讨论焦点正逐渐脱离中美关系本身，转向了民主共和两之间的相互揭短。
中国一贯遵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也从不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保持各层级接触沟通是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美国政府也表示将继续同中方保持各层级沟通，负责任管控美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此次偶发事件，考验的是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以及处理危机的方式。对中美两国来说，只有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才能有效避免误解误判。在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的今天，这份危机管理的智慧也值得每一个国家思考。
今年是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十周年。十年前，面对深刻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主席立足中国，胸怀世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非凡理论勇气、强烈使命担当，深刻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世界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国际上凝聚起团结合作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应对挑战的强大合力，开辟了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光明前景，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的二十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的二十大精神，深刻学习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全面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理论与实践成就、重大时代价值、深远历史意义。
十年笃行不辍，十年春华秋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十年，是理论持续创新、认识不断深入的十年，是各方携手努力、实践不断推进的十年，是成果喷涌而出、理念深入人心的十年。
坚持守正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立意高远、内涵深刻的理论体系。十年来，主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开篇破题”，到联大一般性辩论“立柱架梁”，从在达沃斯年会“把脉开方”，到日内瓦万国宫系统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拓展，形成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以“五个世界”为总体布局，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根本路径，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追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促进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和谐共生。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依托，为国际社会擘画共同发展最大同心圆、寻求普遍安全最大公约数、共同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以全球治理观、国际秩序观、安全观、文明观、生态观、人权观等为丰富内涵，为在各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指引、注入动力。
积极付诸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重大实践成果。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阔步前行，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取得了丰硕成果。双边层面，中国同老挝、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表行动计划、联合声明或达成重要共识，共同打造新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区域层面，中国—东盟、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先行一步，成绩斐然。中非、中阿、中拉、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蹄疾步稳，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携手共进的生动写照。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全球层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得到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数十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奏响“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交响乐；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倡议应运而生，我们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沙姆沙伊赫大会取得成功作出重大贡献，带动全球治理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发挥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举旗定向、凝聚共识的深远国际影响。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顺应了世界进步潮流，回应了当代世界的迫切需要，打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窠臼，为完善全球治理指明正确方向，在世界范围产生积极热烈反响，各方予以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诠释了合作、和平与发展的真谛，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求。第七十七届联大主席克勒希表示，在面临重大全球性危机时，人类应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法国团结与进步主席雅克·舍米纳德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来说是共赢的，打破了“零和”游戏规则，引领世界走入和谐发展轨道。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承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丰富内涵，多次写入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决议或宣言，为国际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必将推动时代的进步。过去十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多重危机挑战接踵而至，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呼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充分展现其真理性、科学性、先进性、实践性，就像指引航船的灯塔，散发出超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把握历史大势的真理力量愈发鲜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主席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十年来，现实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价值和历史远见：单极霸权仍在肆虐，但世界多极化仍在加速推进；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但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安全挑战不断上升，但人类安危与共的现实更加清晰；阵营对抗的逆流有所抬头，但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不可阻挡；国际和地区矛盾分歧不时发生，但世界人民并肩携手、共创未来的步伐更加坚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任何无视历史规律，把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小湖泊、小河流的企图，任何要开历史倒车，把相互依存的世界重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收场。只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本国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紧密结合，使自身发展与人类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解答时代之问的引领作用更为彰显。“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乌克兰危机影响持续外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人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彼此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主席深刻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以邻为壑、恃强凌弱，朝令夕改、言而无信，拉帮结伙、阵营对抗，不仅会对本国和本国人民造成伤害，而且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伤害。只有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命运与共、和衷共济，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以绿色发展呵护地球家园，才是人间正道。
倡导文明互鉴的先进理念深受赞誉。“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深厚底蕴，同时也契合着伊斯兰文明“多元共存”的理念，古印度哲学“天下一家”的思想，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非洲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各国不论东西南北，都要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尊重彼此历史、国情和发展道路，实现美美与共、和谐共生。个别国家出于维护自身霸权需要，煽动不同文明、种族、宗教、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对立，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动荡、灾难并反噬自身。面对战与和、乱与治、分与合、危与安的重大抉择，各国唯有从人类命运与共出发，摒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搭建跨越文明隔阂的桥梁，才能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坚持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更加坚定。“中国共产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示中国共产的初心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在外交领域的重要体现。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亚丁湾护航等行动，推动五核国领导人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有力促进世界共同发展，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推出对非合作“八大行动”“九项工程”，打造面向太平洋岛国的六大合作平台。积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成世界最大自贸区，开创性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竭力帮助各国纾难解困，走在全球抗疫合作和对外提供新冠疫苗的第一梯队，向遭受火山、洪涝、地震等灾害的国家第一时间提供援助。最近，在主席支持和推动下，中方成功举办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推动沙伊关系正常化。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如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载入章和宪法，成为中国对世界、对历史的坚定承诺。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国与国难免存在分歧和矛盾，但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同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本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同各方携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同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脱钩断链”、单边制裁，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只要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我们将同各方携手落实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为指引，踔厉奋发、勇毅前行，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鲜明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把着力点放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水平开放上，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对于形成内生发展动能、掌握发展主动权意义重大。国内大循环的动力既来自于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也来自于供给对需求的创造，更来自于供需之间的良性循环。为此需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在更高水平上形成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
持续扩大国内需求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和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使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够惠及更多人群，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要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获得感，增强消费意愿。完善扩大投资机制，要不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持续突破供给约束，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们不断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创新发展，特别是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畅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要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完善硬件和软件、渠道和平台，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持续推进金融改革，发挥资金融通和流转在畅通供需循环中的联通作用。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要增强危机意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此，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基础性支撑。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从事研究开发、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良好环境和服务保障，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国效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国民经济各产业有机链接、高效畅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和安全性、增强国内大循环发展活力和对国际大循环带动能力的基础。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提升产业竞争力。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有利于不断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此，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并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并推广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稳固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经贸合作关系。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使中国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推动全球化不断前进，推动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
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六组重大关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深刻理解这六组重大关系，我们特邀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组织专家团队，撰写系列解读文章，这是第六篇。
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又不是封闭孤立、闭关锁国的现代化，而是在自立自强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广泛联系和深度交往的现代化。坚持自立自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才能始终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对外开放，才能既利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化的系统而言，其演进过程本身就是自强与开放的辩证统一过程。一方面，开放才有活力，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通过不断汲取外部能量实现进化。正如太阳源源不断地为地球输入能量，才使地球的生命诞生、进化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系统必须既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又能同化所吸收的物质，使外部能量转化为自身系统演进的动力，实现自身成长。如同薛定谔所说，新陈代谢本质就在于从环境中汲取“负熵”，生命以“负熵”为生。
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老子说：“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自古及今，未有无天下之广义格局者而成就一国、一家狭义事业的。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只有开放，才有繁荣；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失败。同时应该看到，在一个不均衡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开放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开放，另一种是非自主开放。只有自主开放才能带来繁荣，万邦精华皆为我所用；非自主开放会使得国家沦为跟班、附庸，甚至解体。
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陷入了落后与受剥削的境遇。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某些国家能够自主实现发展，而另外一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只能作为自主国家发展的反映来实现发展，这时就会形成单方面依附关系。例如，在巴西殖民经济时期，葡萄牙殖民者对巴西的资源进行掠夺与开发，经济增长明显是服务于欧洲市场对于殖民地的需求，形成了巴西木周期、蔗糖周期、采金周期、咖啡周期。
当今世界，各国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独立自主，即便许多发达国家也很难独立自主。日本现代化的一个教训就是依附型发展。二战后，日本依附型发展一方面使得它获得了巨大战略利益，也创造了战后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经济繁荣的机会。但是这种附庸式发展会有巨大的代价——始终要看美国脸色过日子，根据美国的意图来行事。日本不但主权上不能独立自主，同时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碰到美国打压只能俯首帖耳。1995年日本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而到2021年只有美国的56%，教训非常深刻。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高度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没有对外开放。事实上，当时对外开放政策的选择是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新中国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获得了第一波开放红利。“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的156项援助帮助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基础。上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调整了和西方国家关系，与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并从西方国家引入成套技术设备，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融入世界步伐，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理念，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开放是产品、技术、人才、观念等全面向世界开放。世界上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得到实践。中国的对外开放，固然是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同时也是让中国产品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让其在开放条件下，得到提升与历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许多人担心中国的产业体系会被冲垮，但事实证明，不是世界冲垮了中国，而是中国产品冲向了世界。
中国推行的是自主性开放，能够在利用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又避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单向依附关系，实现了自主增长与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也具备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有能力在开放条件下，消化、吸收外来资金和技术，实现自主性增长与工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是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依附性与被剥削的对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迅速赶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样注重引进吸收再创新，同时，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使得中国能够扮演创新集成者的角色。通过自立自强，我们可以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从而在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中具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和话语权。通过推进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中国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和国内艰巨改革发展任务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关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动荡的全球环境，特别是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要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立自强能够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演变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动能。正是因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上迈出坚实步伐，才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成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各种外部冲击。
同时，中国正一步步从“全球化积极接受方”转变为“全球化主动塑造方”，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开放，从利用全球资源走向配置全球资源，这是中国从巨大走向伟大、实现新的能量级跃迁必须跨越的门槛。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正是通过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实现了在全球分工位置中的不断升级。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球大循环1.0版本中，中国作为资源品出口国，加入全球化，到1980年，中国出口商品中仍然有一半是初级产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全球大循环2.0版本，成长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产业向中高端迈进，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比重达到四分之一，已经超过欧盟，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循环正走向3.0模式。
正如指出的，“我们开放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同时一定要定下心来，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而且要建立这样的一种自信，就是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事业办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我们才能既为民族谋复兴，又为世界谋大同，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推动全球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
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面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问题单越来越长，主席深刻把握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近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了更系统的思路、更可行的举措，为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擘画了路径，为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指明了方向。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安全的内涵超越冷战时期对峙平衡的安全，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一国一域的安全，呈现出以下特点。
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更加突出。安全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紧密相关，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个看似单纯的安全问题，往往并不能简单对待，否则就可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恐怖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滋生蔓延受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单纯靠一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安全问题的跨国性更加突出。过去三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成为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一次重大挑战。事实再次说明，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各国可谓安危与共、唇齿相依，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来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
安全问题的多样性更加突出。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拓展。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人工智能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挑战明显上升，难民危机愈演愈烈，网络攻击、网络窃密问题突出，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解决起来难度更大。
与此同时，随着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一些新的因素助推安全风险不断积聚，安全挑战不断上升，世界各国正面临史所罕见的多种风险挑战，人类社会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多重安全困境。
一方面，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霸凌行径对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给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冲突不断加剧，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利己主义行径正与实现普遍安全的共同目标发生激烈碰撞，大国战略互信与合作严重不足，大大增加了误判风险。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大国的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个别国家大搞颠覆渗透、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把世界推向分裂冲突的边缘，严重危害世界安全。
另一方面，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及跨国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越来越难以形成合力。一些国家尊崇唯我独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等狭隘思维，借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借规则之名行“双标”之实，借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大肆出台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执意打造“小院高墙”“平行体系”，泛化国家安全理念，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使全球多边安全体系遭受猛烈冲击，使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困境。
新的安全形势，呼唤树立新的安全观念。全球安全倡议是继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之后，中国提供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破解人类面临的安全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和思想引领。一经提出，即引发国际社会积极反响，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对倡议表示赞赏支持。《概念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合作平台和机制，既展现顶层设计的宏观思维，又包含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观视角，既立足于解决人类安全的现实问题，也旨在谋求世界和平的长久之道。
第一，坚持新安全观，指引和平方向。《概念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主席2014年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响应和广泛认同。这一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就是主张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重视综合施策，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这一新安全观超越了西方传统安全理念，超越了西方强权政治安全逻辑，超越了西方长期以来抱守的零和博弈安全思维，为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二，坚持合作共赢，形成和平合力。要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合作是唯一选择。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概念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以及5个合作平台和机制，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概念文件》特别强调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承担特殊重要责任，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求同存异、管控分歧。
第三，坚持公平正义，筑牢和平根基。《概念文件》强调要坚定支持联合国安全治理核心作用，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为预防战争冲突、建设和平架构、推动战后重建所作的努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宪章，不断完善相关国际规则，确保国际秩序公正合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对同一性质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反恐、难民、疫情等问题，不能根据本国眼前利益对别国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不断扩大合作领域。
第四，坚持改革创新，丰富和平手段。现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加以改革完善，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概念文件》强调，要不断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形成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协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安全治理格局。面对国际安全形势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不断丰富维护和平的工具箱，尤其要将预防性外交作为优先方向，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安全风险能力，增加安全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和平如阳光，安全似雨露，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概念文件》的发布对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安全倡议一定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指引各国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经历了三轮冲击。微观层面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稳定，宏观上各国政府强调产业链的韧性，不仅从效率也从安全的角度看待产业的竞争力。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现在也遇到新挑战，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过去40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在政策层面体现为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商品和服务贸易，跨境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大幅扩张。伴随技术进步，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降低，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全球产业链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市场经济会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学习和文化共同体，政治不再重要，市场决定一切。
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逆全球化的驱动力从经济层面扩张到非经济因素。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对供应链的冲击很大，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更深远的因素，国家安全要求降低产业链成为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风险。在逆全球化时代，历史并没有终结。
消费者多样性（要求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生产端的规模经济结合，促进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规模经济的作用及其对产业链的影响？规模经济是指规模收益递增，直观来讲就是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增加超过一倍。生产规模的增加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一方面是劳动者专业化分工，设备专业化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一定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足够大的需求，有助于固定成本的分担，吸引投资者和企业家参与。
过去30年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于全球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但实际上小型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和合作获得的收益可能更大。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可以比其本土市场规模大得多，由此小型经济体通过聚焦并做大某个产业而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不少小型经济体享有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了高速增长，迈入富裕经济体行列。
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小，这能解释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不重视传统政治概念上的国家规模的大小。在逆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等经济因素的作用下降，政治、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上升。各国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享受规模经济的空间下降，这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是不利的，但小型经济体的损失更大。逆全球化强化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一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跟过去相比变得更重要。
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规模大的国家能够支持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拥有更多的创新人才，技术进步因此更快，而技术进步具有强溢出效应，一旦产生即可被所有行业共用，大国借助更大市场规模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潜力更大。大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更多的人分担公共品的成本，人均成本较低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等。大国也更有能力保护自己，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大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可以相互帮助（财政转移支付等），更有能力应对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冲击。
逆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也增加了各国利用国际市场的摩擦，各国更需依托自身市场形成的初始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借助本土的大规模需求市场，大国可以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有优势，并通过服务全球市场扩大原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国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更强，能够在更多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三个人口大国的总和，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潜力，这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并非大国就一定能实现规模经济，要避免有规模但没有规模经济，最根本的是市场经济竞争和消费引领。
对中国而言，逆全球化下促进市场竞争需要减少内部市场“碎片化”、应对转向不可贸易部门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内部市场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升消费需求，打造国内消费大市场。不可贸易部门方面，土地本身具有规模不经济的属性，对其他部门发展收益的攫取能力强，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收入分化扩大的重要因素。过去20年，出口和房地产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两者的共同点是拉动短期需求，差异在于出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效率，而房地产天然和垄断、寻租行为联系在一起，损害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平衡规模经济和反垄断、隐私保护以及跨国数字治理合作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科技创新范式正在从1.0时代向3.0时代演进。如果说创新1.0强调企业内部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创新2.0强调产学研协同且注重创新体系构建，那么强调遵循生物学规律，注重开放创新生态建设则是创新3.0的显著特征。新一轮国际创新实践证实着建设开放创新生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开放创新生态既包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各类创新主体相互联系的创新组合，以及这些创新主体或创新组合与政策、制度和服务平台等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互惠互利合作的体制机制，更包含完善的全球创新治理体系。从当前国际经验看，通过深化“共生型”合作、完善科技服务体系、营造一流创新环境、推进政策和机构调整等举措构建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进而加快塑造发展世界级创新的新动能新优势，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或地区的普遍做法和重要竞争战略。深化“共生型”合作，打造可持续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
面对新冠疫情、数字经济、国际竞争等带来的新挑战，各国或地区通过政策设计及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等手段增强创新生态的韧性和灵活性。一方面，政府通过更新和修订科技创新相关战略规划以加强顶层设计。英国发布了《英国创新战略：创造未来以引领未来》，旨在巩固英国在全球创新竞赛中的领先地位。法国通过了《2021—2030研究计划法案》，以期提振科学研究事业，推动本国科研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组和调整创新管理机构，以增强统筹和协调作用。如美国提出在国务院内设立一个技术伙伴关系办公室，更有组织地专门推进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为进一步优化科技管理机制，英国计划新成立一个由首相直接牵头的“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为本国在科技领域发展上提供政策层面的战略方向。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调整创新管理机构，以增强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如肯尼亚发布了一项法案，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国家创新机构，以促进初创企业、孵化器和投资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2013年，访问非洲时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义”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概念，从原有威仪、美善、适宜之意，后来逐渐成为道德准则与规范的总称。而“利”见于甲骨文及钟鼎文中，从词源上讲，“利”字从禾从刀，以刀割禾表示收获谷物，又有锋利、锐利之意。因而“利”本意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采集自然果实或收割成熟的庄稼，引申为满足人们基本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功利、好处。“利”包括公利和私利，公利如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乃至地球村中所有“村民”的利益；私利则是指公民的个人利益，在世界的范围内，也指某一个国家的利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先义后利，义利两得”等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传统义利观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即是说，当人们面临着义与利的矛盾时，首先要思考这种利的获得是否符合义的要求。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因此，既不能片面求利害义，又不应过分重义轻利，而是要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需要看到的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盛行，不仅损害了国际贸易秩序，也使得贸易双方的利益无法得到实现。《中共中央关于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我们在外交工作上，“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使国际贸易沿着公平正义的轨道运行。
韩国政府日前公布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方案一经发布，立即引发韩国国内强烈的质疑声浪，“屈辱外交”“给战犯企业免罪符”等批评声不绝于耳。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残暴的侵略战争，给中、韩等国造成了沉痛的物质与精神伤害。历史罪行，铁证如山，然而日本政府始终拒绝正视。尤其自2012年以来，日本政治逐渐右倾化，在历史问题上的保守趋向日益显现。对于强征韩国劳工的历史罪责，即便韩国大法院早在2018年就已作出由日本企业对劳工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判决，但日本政府始终坚称该问题早在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时已经得到解决，将日韩关系恶化的原因与改善的责任推到韩国方面。加害者态度如此强硬，倒是受害者作出重大让步，着实吊诡。
尹锡悦政府如此行事，背后显然有着特殊的利益考量。一是为维持自身政权稳定性。尹锡悦虽然进入保守阵营并当选总统，但支持率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缺乏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加之在保守阵营中根基不足，使其内外政策皆受较大制约。寻求改善日韩关系、加强美日韩合作，意在提高韩国国内亲美日保守势力的支持。二是美国的“调和”作用。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始终将遏制中国作为外交战略重心，热衷在中国周边打造制华体系。而日韩因历史问题陷入僵局，使得美国在提高对华行动协调性、一致性上面临瓶颈。于是，美国从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向韩国政府极力施压，迫其让步。其三，对朝核威胁的认知。尹锡悦上台后，改变了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接触政策，积极向朝鲜施压，逐渐提高美韩联合军演的频率与规模。这也是其向美日靠拢的现实推力。
在如此严肃的历史议题上让步，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将造成韩国国内的严重分裂。韩国革新与保守两股势力在历史问题、对朝政策等方面本就分歧严重，尹政府的重大让步，再度收紧了双方的回旋余地，必将激起更加尖锐的对立。其次，也将加剧日本的右倾化。近年来，日本在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安保问题等方面的历史修正主义愈发显现，淡化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的情况日益增多。韩国政府无视原则给出的“甜头”，必将助长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知，加快其突破历史框架的进程。最后，日韩双边与美日韩三边安保合作提高，也将增加朝鲜等相关国家的危机感，引发地区安全格局的进一步恶化，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造成严重挑战。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无视历史正义，无视国内人民情感，在底线问题上一退再退，为取悦美日谋求现实利益，尹锡悦政府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不惜踏破底线，与美日为伍，无异于与狼共舞，即便能够短期受益，能得善终否？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是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化、机制化、务实化，在联合国框架内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合作平台。该小组成立于2022年1月20日，是全球发展倡议机制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9月21日，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在此后多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对其进行深入阐述。全球发展倡议以发展优先为第一要义，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宗旨，以普惠包容、创新驱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以行动导向为实践引领。其核心要旨是，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和健康的全球发展进程，进而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是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之治提出的引导全球走出发展迷思的中国方案，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加速器，是对全球发展事业的再动员。全球发展倡议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待，赢得了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中国不仅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发展合作的行动派。“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创立便是中国以切实行动推进倡议落实的关键举措。2022年1月20日，中国在联合国召开“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以下简称“之友小组”）启动会议，标志着“之友小组”正式成立。“之友小组”得到了国际社会100多个国家和20多家联合国机构的支持和响应，成立之初便有53个国家加入其中。中国与各国沟通协作，共同将“之友小组”打造为交流经验、增进合作、共谋发展的有效平台。2022年5月9日，“之友小组”举行高级别视频会议。王毅出席开幕式并就“之友小组”的后续工作提出四点建议，即重振落实2030年议程的全球合作、营造加快全球发展的有利环境、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挥联合国系统的核心和引导作用。同时，中国承诺将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协商、增加发展资源投入、推动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适时发布《全球发展报告》等，以务实举措推动“之友小组”的工作，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新贡献。2022年9月20日，“之友小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部长级会议，60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近十个机构主要负责人、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等出席会议。会议回顾了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深化倡议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之友小组”机制化安排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中国在会上提出了推进“之友小组”加强务实合作的七大举措。当前，“之友小组”成员已近70个，与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等发展合作平台共同构成了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
“之友小组”成立的初衷是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作为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友小组”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凝聚世界发展共识，分享各国发展经验，协调对接发展战略，构建发展伙伴关系，增强国际发展合力。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在2022年1月20日“之友小组”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发起成立倡议之友小组，旨在加强经验交流，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推动倡议同2030年议程紧密对接，支持联合国发展领域工作，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贡献。”
作为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友小组”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
一是聚焦发展。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主题。作为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的合作平台，“之友小组”各成员国共同将发展问题置于国际合作议程的核心位置，同心共建更加平等与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协力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二是行动导向。“之友小组”强调务实合作，其成立本身就是全球发展倡议行动导向的产物，是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走实的“行动队”。自其成立以来，中国与其他小组成员抓紧落实推进工作，短短一年时间便推出了大量切实举措和成果清单。
三是中国引领。中国不仅要自己发展好，也要让世界发展好；中国不仅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也是切实推进倡议落实的行动者。面向未来，中国将以“之友小组”为依托，在发展中国家协商沟通、国际组织协调对接、全球发展共识凝聚、平台搭建、倡议项目库建设以及知识交流共享等层面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
四是协调聚力。“之友小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凝聚集体智慧，致力于汇聚协同发展的国际合力，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同心打造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一方面，强调凝聚国际共识。在全球发展倡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当前各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发展难题等方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确定重点突破领域和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强调加强战略对接。以务实合作项目为引领，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整合升级后以全新面貌出现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发展合作平台，汇聚各方资源。同时与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既有合作机制对接合作战略，实现协同增效，形成发展合力。
“之友小组”的创立和运行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整体的发展与进步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一是有助于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它体现了中国凝聚国际发展共识的真心和落实发展合作项目的诚心。“之友小组”的成立及其后续的积极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聚焦发展，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中国通过“之友小组”建立了全球发展项目库，这些发展合作项目的展开与落实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担当精神。
二是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自主和健康发展。“之友小组”遵循务实合作的行动指南，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汇聚发展资源、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尊重不同国家的现实国情、发展意愿以及发展路径选择的权利，必将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自主和健康发展。
三是有助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加快落实，推动全球层面发展格局的重构。“之友小组”聚焦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其积极行动必将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早日实现，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发展，进而推动全球层面发展格局的再平衡。
面向未来，“之友小组”将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机制性定位，加强自身的机制化建设。与此同时，“之友小组”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和挖掘其包容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为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顺利推进提供更为坚实的组织和机制支撑。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汇率是调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指挥棒，因此有必要减少汇率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外贸进一步增量提质，让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更足，确保“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目标顺利实现。
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俄乌冲突、大宗食品涨价、美联储加息等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加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坚持高水平开放，抓住RCEP生效机会，推出一系列稳外贸稳投资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迈上新台阶，达到42万亿元，货物贸易顺差58630亿元，创历史新高。商务部统计，2022年1月至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7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高规模净流入。外贸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作出显著贡献，而贸易、资本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增加，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新年伊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我国，推动股价上升和人民币升值。2022年11月30日，人民币汇率为7.1769，2023年2月8日下调至6.7752，短短两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就达到5.6%。同期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也从97升至99.86，表明人民币对一篮子外币综合升值近3%。导致人民币快速上涨的原因有三：
一是我国优化防疫政策，经济活力增强。去年12月我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和投资活力迸发，市场信心倍增。国际组织和著名投行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近期将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速度上调至5.2%，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增长优势显著。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转向，新兴市场受到追捧。美联储的加息令美国经济软着陆，打击了股市和债市，加息步伐可能放缓，致使美元下跌。而欧盟受到高天然气、原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打击，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追求更高收益、规避风险是资本跨境流动的动因，证券投资对货币政策、信息、心理预期高度敏感，国际资本纷纷流出美国，以证券方式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流向中国。巨额资本流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2023年我国经济有更高的增长预期，贸易额首次超过40亿元，顺差有所扩大，从基本面看人民币的确有升值的经济基础，而短期的资本大规模流入无疑强化了市场对人民币上涨的预期，容易形成人民币升值自我实现机制。
目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处于国际公认的国际收支均衡范围内，这就意味着此时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合理的均衡汇率。人民币上涨幅度较大，会扰乱正常的贸易投资秩序，不利于“稳贸易稳就业稳物价”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这将大幅推高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品价格，打击原本疲软的外部需求，不利于出口。另一方面，还使得人民币资产变得更贵，增加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增加就业。此外，人民币过快升值容易引发外汇市场投机，导致金融资源错配，损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应高度警惕人民币汇率的异常波动，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为贸易稳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确保跨境资本流动的合法合规，协调央行、外汇局、证监会、发改委等部门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打击非法资本流入。尤其是，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创新和灵活运用政策工具，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提高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话语权，重点拓展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范围，提高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贸易的不利影响。
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的十八大以来，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近日，中方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释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明确重点合作方向和平台机制，为解决当下和未来全球安全难题提供了系统思路和可行举措。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对话交流、互学互鉴、合作共赢是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应当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然而，必须看到，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一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霸凌行径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冲击。某些国家鼓噪分裂对抗，大搞“脱钩断链”，给全球安全带来巨大威胁。二是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乌克兰危机影响外溢，全球粮食安全及能源安全等问题突出。三是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受阻。四是全球治理赤字加剧，单边主义严重干扰多边主义，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及跨国性挑战方面越来越难以形成合力。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应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解决当今安全困境提出可行举措，对于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从六个方面阐述中方的核心理念与原则，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安全问题表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主张。这些核心理念和原则包括：一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二是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三是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四是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五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六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任何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时都应兼顾其他国家合理安全关切。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现代国际关系最根本准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内政不容干涉，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各国应当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
上述“六个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呼应，同时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
面对诸多全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把握合作重点，明确合作方向，找准合作平台，保障合作效果。中方将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中方倡导各方在20个方面积极开展单项或多项合作，与中方的努力互补互促，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这些重点合作方向涵盖全球、区域及专门领域等多个层面。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等建议的工作。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决维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共识。全面落实第76届联大通过的“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秉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东盟方式”，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落实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支持非洲国家、非洲联盟、次区域组织为解决地区冲突、反对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践行《宣布拉美和加勒比为和平区的公告》承诺，支持包括拉共体在内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妥善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发挥积极作用。重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特殊处境和合理关切，支持太平洋岛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所作努力，支持太平洋岛国落实其《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
在不同领域层面，加强海上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海上分歧，携手打击海盗、武装抢劫等海上跨国犯罪，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航道安全。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中心协调作用，支持国际社会全面落实联大和安理会反恐决议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共同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和人员。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加强生物安全风险管理。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加强外空领域国际合作，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秩序。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有效统筹、调动全球资源，共同应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内的全球性重大传染病。维护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支持各国在气候变化、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公平、公正、合理的解决机制是妥善处理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要求。中方主张利用联合国大会和各相关委员会、安理会、相关机构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平台，根据各自职责，围绕和平与安全问题广泛讨论沟通，提出共同倡议主张，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等作用日益上升，可以围绕彼此一致或相近目标逐步开展安全合作。应当适时举办全球安全倡议高级别活动，加强安全领域政策沟通，促进政府间对话合作，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合力。有关各方应当支持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以及其他国际性交流对话平台为深化安全领域交流合作继续作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围绕应对反恐、网络、生物、新兴科技等领域安全挑战，应当搭建更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机制，共同提升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
中国主张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重视综合施策，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主义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违背，应当受到抵制和反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应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
中国是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践行者。中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密不可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全球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安全了，世界才安全。世界安全了，中国也更安全。中方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展现了中方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对守护全球安全的坚定决心。世界各国所有爱好和平、谋求共同安全的国家和人民应当携手同行，并肩守护地球家园的和平安宁，致力于实现人类安全共同体。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历史上相继更迭的霸权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不仅拥有强大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还通过“长臂管辖”等手段构建起前所未有的法律帝国。“长臂管辖”原本是民事诉讼中的概念，但现在美国已经将其扩展到公法领域。美国的“长臂管辖”近年来愈演愈烈，将其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触角伸向全世界，本质上是美国以不符合国际法上一般管辖原则的方式，将其国内法强行适用于域外个人和实体的法律霸凌行为，用法律制裁来胁迫美国之外的人甚至国家服从美国的意志。
美国法律中的“长臂管辖”最初由民事诉讼中的属人管辖发展而来，是指美国法院基于外州或外国被告与法院地的“特定联系”而对其行使管辖权。在19世纪，这种“特定联系”有较严格的限定，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法院开始对“特定联系”进行扩张性解释，特别是在1945年“国际鞋业公司案”中，“特定联系”被解释为“最低限度的联系”，其后，美国各州纷纷通过“长臂法规”明确了法院的长臂管辖权。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和成文立法，美国极大扩展了自己的管辖权范围，覆盖了合同、侵权、公司、证券、婚姻家庭等各个领域。
除了在民商事领域推行“长臂管辖”之外，美国还将法律的“长臂”伸展到公法领域，在反垄断、反海外贿赂、刑事案件、人权保护、制裁和出口管制等领域都推出或加强了对域外人和行为的管辖。众所周知，公法保护的是主权国家的本国公共利益，他国没有义务适用外国公法；一个主权国家要将自己的公法适用于域外，对相关人或行为行使管辖权，必须符合国际法上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即管辖国与被管辖对象之间要存在真实、充分的联系。然而，美国的“长臂管辖”建立在最低联系标准之上，有时这种联系极其微弱，使用美元结算、使用美国服务商的邮件系统都被视为符合要求。而在某些特殊领域，美国甚至可以无视最低联系，直接以“人权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长臂管辖”。
目前，美国从州到联邦存在大量含有“长臂管辖”条款的立法，其中较重要的包括《反海外贿赂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赫尔姆斯-伯顿法》《通过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达马托法》《爱国者法》等。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是塑造“长臂管辖”的重要力量，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取证和证据开示，使美国法的域外管辖范围总体上呈逐渐扩张趋势。美国行政部门则是公法领域“长臂管辖”的急先锋，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商务部等政府机构直接通过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刑事调查等方式对域外人员实施“长臂管辖”，推行其对外政策，维护其全球霸权。
运用“长臂管辖”抹黑他国，强推自身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美国动辄以人权、民主、自由问题为由对他国实施制裁，无视他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政治社会体制的权利，否认人权和民主内涵的丰富性、包容性和发展性。表面上宣称维护被制裁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实则是制造他国内部分裂、人民对立，在制度和价值体系上同化、控制他国，归根结底是要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
运用“长臂管辖”直接谋求自身经济技术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打压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实现跨国财富收割。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及其高管人员被美国司法部以海外贿赂为名进行刑事调查，最终不得不接受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收购。在美国“长臂管辖”威胁下，各国企业、实体为满足美国合规要求支付了巨额成本，这些成本大多数被美国律师行业以及政治游说集团收割。例如，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因违反美国对苏丹、伊朗等国的制裁法而被迫支付了近90亿美元的罚款，其后在美国增设了200多个旨在满足美国合规要求的岗位。
通过“长臂管辖”用国内法取代国际法，胁迫他国屈从美国意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联合国体系之外滥施单边经济制裁，并不断扩大次级制裁范围。由于美国拥有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霸权，使得他国国民不得不遵守美国的次级制裁措施，即使美国的盟友亦深受其苦。欧盟等先后出台阻断立法，试图抵抗美国的“长臂管辖”，但最终囿于实力，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霸权。
美国“长臂管辖”严重冲击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被授予安理会，但美国经常绕过安理会，在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通过“长臂管辖”对他国及其国民实施制裁。仅美国财政部一个部门实施的制裁就涉及27个国家或地区以及超过6300个个人和实体。美国的“长臂管辖”严重违反国际法一般管辖原则，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推行“强权即公理”的霸权做法，破坏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治的期待和信念。
美国“长臂管辖”严重侵害了他国主权、安全和利益。根据国际法，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自行决定与他国的交往关系，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但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对古巴、伊朗等国实施长期封锁和禁运，不仅禁止美国企业，还禁止第三国企业与被制裁国家进行交易，不仅严重侵害了被制裁被封锁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也粗暴干涉了与这些国家开展正常国际合作的第三国权利和利益。据古巴官方统计，美国封锁60年来已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超过1542亿美元，而伊朗则每年承受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石油出口损失。其他第三国国民因为与被美国制裁封锁的国家开展商业合作而受到美国罚款、禁止交易乃至刑事起诉的不计其数。
美国“长臂管辖”还严重侵害了他国民众的基本人权，甚至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被美国封锁和制裁的国家除了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外，社会发展水平也大幅倒退，医疗、保健、教育等深受影响。就在刚刚发生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背景下，美国最初仍不肯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使救援物资无法找到敢于飞往叙利亚的飞机，救援工作受到极大阻碍。从根本上看，美国虽然天天把保护人权挂在嘴边，但当其霸权利益与人权相冲突时，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自身霸权利益。
总之，“长臂管辖”本质上是美国推行霸权的法律工具，虽然它借助了法律的形式和程序，但却与法律追求的公平和正义背道而驰，已经成为国际法治的严重威胁。因此毫不意外地，“长臂管辖”遭到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即使美国的盟友们也抵触乃至反抗“长臂管辖”。美国应摒弃“长臂管辖”霸权工具，切实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近日，美国举办的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粉墨登场。美又将在世人面前进行一番“民主”表演，向各国盘点和分派“民主兑现承诺”。但无论美国如何操弄，其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的虚伪本质无可辩驳，而由此带来的对世界和平稳定的破坏更无法否认。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主权”。民主应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在国际关系上，民主的要义就是：世界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世界事务为全世界人民和国家共同管理，维护和促进共同利益。一言以蔽之，民主就是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核心要义有二：一是“平等”，即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任何国家都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二是“共同”，即各国共同参与世界的管理和治理并维护共同利益，不能只为少数国家所霸占、只符合少数国家的利益。而美国召集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是由美国指定何国为“民主”国家，何国为“不民主”国家，其标准只有美国的偏好和利益。因此，美国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之举本身就是典型的不民主。
美国以民主“教师爷”自誉，而自身已深陷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经济空心化中，美国民主制度正面临系统性危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报告均承认，美国民主制度正加速衰落。美国民众对美式民主日益失望。《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联合调查显示，美国人对民主的自豪感急剧下降，从2002年的90%下降到2022年的54%。皮尤中心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需要重大改革，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再是民主典范。
不仅内部如此，美国对外大行霸权、霸道、霸凌，动辄入侵他国、干预他国内政、欺压弱小国家，追求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和控制权力，这是典型的反民主。
美国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实质是以政治操弄实现其维护霸权目的，这不仅是在给世界制造分裂和对抗，更带来动荡和危机。美国将国际社会分成所谓“民主和不民主阵营”，拉诱其他国家选边站，人为分化了世界、分裂了世界，给世界需团结合作共同解决诸如能源危机、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攸关全球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制造了障碍。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旗在亚太推行“印太战略”，拼凑“美英澳”（AUKUS）三方体制、“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等小圈子，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极大威胁。美国假借“民主”之名构建“技术联盟”“半导体联盟”“供应链联盟”和推行“友岸外包”等，制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技术的“脱钩”“断链”，破坏了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美国以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在全世界制造冷战气氛、推动集团对抗，给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以及人类前途命运都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世界上没有什么标准的民主制度模式，各国都应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国情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以及其民主制度如何，关键是要看这个制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这个制度不仅要实现民主制度的工具性，更应实现民主制度的目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国家的强盛。中国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取得了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华民族复兴之势不可阻挡。
世界各国唯有重视文明多样性，倡导文明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才能共促世界的和平发展，实现民主的真正价值。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力推“买美国货”政策。不久前，美国发布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新规定，要求所有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补贴生产的电动车充电桩，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此前，美方还表示，受政府补贴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所需的“油漆、砖头、木材”等一般建筑材料，也要使用“美国货”。美方此举违逆国际产业分工客观规律，是现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又一升级。从现实看，它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挑战巨大。
一段时间以来，出于所谓保障产业链韧性和安全、重塑实体经济等考虑，美国试图以大投入推进在岸、回岸产业政策，大力推销“买美国货”。美国已先后推出《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多部法案，欲通过政府支出、信贷融资、税收抵免等产业补贴政策，加大对芯片、新能源等关键和新兴领域投入，以达到所谓重振美国制造的目的。
如此违反市场规律的产业政策，既破坏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也将对美国经济本身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加剧美国“双赤字”。仅《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的资金规模就分别高达737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其中，美国用大量政府资金对芯片等实力雄厚的本土企业进行补贴，很可能没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而只是助推美国股市“繁荣”。以《通胀削减法案》为例，虽对相关公司回购股票加征1%消费税，但仅在2022年8月公布法律生效首周，美国上市公司便公布了逾2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在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借钱度日的情况下，“奢侈”的产业补贴政策必然会加剧联邦赤字，影响美国应对下一轮危机的空间。
监测美国供应链的“材料处理与物流公司”等多家机构建议，美国企业在找到可替代的本土供应商前，要和原有供应商保持密切关系，以度过危险阶段并确保供应稳定。这意味着，短期内回迁本土的美国企业难以找到稳定国内供应商，仍需要依赖原有的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以进口产品的方式满足自身在美国本土生产需要。所以，在美国企业本土产业链全部建立起来以前，回迁企业的对外贸易必将增长，这又进一步加剧美国整体的贸易赤字。
二是，加大美国经济复苏和应对通胀的难度。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通胀风险仍然存在。美国一家物流服务机构评估称，美国企业回迁有两大挑战：一方面，要一切“从零开始”，雇佣新的员工、建立新的工厂、付出高昂搬家费等，成本将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将打破供应链生态。虽然企业可以搬家，但产业生态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强行转移无异于揠苗助长。由于美国回迁企业是反生产力和低效率的，成本上涨是必然趋势。这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对美国经济和普通民众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三是，毁损美国经济信誉和影响力。发展中国家为减少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采取一些产业补贴政策是被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为的是维护生存发展权。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却赤裸裸地对本国企业进行大规模补贴，违背市场规律，强行重塑产业链，这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践踏。美国还试图拉拢经济盟友和伙伴构筑排他性集团，树立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典型。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能源与粮食安全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风险交织的背景下，美国不负责任的产业政策未必能让其产业“宏伟”目标如愿，却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巨大绊脚石。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呼吁美方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
鉴于美国联邦政府未偿债务触及上限，美财政部日前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在1月19日至6月5日启动“暂停发行债券期”，期间将暂停为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注入新资金。此举将使美国在债务上限危机面前稍作喘息，但其具体实施效果及下一步带来的市场风险依然颇受各方关注。
债务法定上限是指美国国会批准的一定时期内美国国债最大发行额。在不超过上限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可自行决定发债节奏，一旦触及上限，将无法发行新债，并面临债务违约风险。因此，债务上限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自我设限，防止因支出无度而随意发行国债。但是，从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的现实来看，债务上限并未真正起到约束作用。
当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从纵向来看，截至2022财年末，美国未偿国债总额达30.9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21.5%。与2007年相比，这一数据增加了21.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上升了59.2个百分点。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了2.4倍，而实际GDP仅增加了28%。从横向来看，截至2022年年中，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113.4%，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4.5个百分点，较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出7.8个百分点。
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是推高美国政府债务的主因。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国政府推出多轮超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2020年以来，美国财政赤字累计高达7.3万亿美元。同时，美国政府大量增发国债，未偿国债总额增加了8.2万亿美元。尽管在此期间，美国3次上调联邦债务法定上限，但依然赶不上政府债务规模增加速度。
每当逼近债务上限时，美国政府通常会采取一些手段来避免债务违约。其一，提高债务上限。1997年至2022年，美国共提高债务上限22次，过去20年联邦债务法定上限从6.4万亿美元提高至31.381万亿美元。其二，暂停债务上限，为债务上限上调或偿还债务争取时间。其三，采取“非常措施”，如暂停财政部对联邦雇员退休储蓄计划、暂停非流通债务发行、宣布“债务发行”暂停期等，延迟或避免提高债务上限。
理论上讲，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只要美国财政收入能覆盖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美财政部就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事实上，自1979年出现债务技术性违约后，美国的确再未发生债务违约。短期来看，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较小。
不过，随着美国争日趋激烈，债务上限逐渐变成两政治博弈的筹码，并成为扰乱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2011年，美国两在债务上限和削减预算赤字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美股被大量抛售。2013年，美国两因削减社会福利和医改问题再次陷入债务上限谈判僵局，并导致政府关门半个月。目前，美国国会又陷入分裂状态，两就债务上限问题再次交锋。下一步，当美财政部的“非常措施”用尽以及债务再次逼近上限时，美国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或将快速上升，美股和美债可能被抛售，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停摆或债务技术性违约。
长期来看，美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至2052年，公众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85%，政府债务的净利息支出占GDP比重将高达7.2%。届时，市场可能会严重质疑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美元的真实购买力。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元信用塌陷，在危及美国经济的同时，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构成剧烈冲击。
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向成员银行提供贷款的隔夜拆借利率，是美国的政策利率。正常情况下，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可相应地引起中长期利率等其他利率提高，从而通过提高车贷、房贷及其他类型的借贷成本，减轻经济过热压力并抑制经济过热。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通常采用多次加息且连续加息的办法，1980年至2021年，美联储共经历六轮加息周期，2022年3月17日开始，进入第七轮加息周期。
1980年以来的第一轮加息周期从1983年3月31日至1984年8月9日，联邦基金利率上限目标值从8.50%提高到11.5%，历时17个月10次加息，分为两个连续加息阶段和一个小幅降息阶段，累计净加息300个基点。第二轮加息周期从1987年1月5日至1989年5月17日，历时28个月22次加息，分为三个加息阶段和两个小幅降息阶段，累计净加息393个基点。第三轮加息周期从1994年2月4日至1995年2月1日，联邦基金利率上限目标值从3.00%提高到6.00%，连续提高7次，历时12个月，累计净加息300个基点。第四轮加息周期从1999年6月30日至2000年5月16日，联邦基金利率上限目标值从4.75%提高到6.50%，连续提高6次，历时11个月，累计净加息175个基点。第五轮加息周期从2004年6月30日至2006年6月29日，联邦基金利率上限目标值从1.00%提高到5.25%，连续提高17次，历时24个月，累计净加息425个基点。第六轮加息周期从2015年12月17日至2018年12月20日，联邦基金利率上限目标值从0.25%提高到2.50%，连续提高9次，历时36个月，累计净加息225个基点。第七轮加息周期从2022年3月17日开始，截至2023年2月1日，联邦基金利率上限目标值从0.25%提高到4.75%，加息幅度创1980年以来之最。
美联储通常依据通货膨胀目标缺口、总产出目标缺口等，来确定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方向和调整幅度。按照启动原因，美联储加息周期可分为预期经济过热型、预期高通货膨胀型等类型。按照2%的通货膨胀目标，美联储历次加息周期都属于预期高通货膨胀型。1980年以来前六轮加息周期开启前，美国通胀率分别为3.5%、1.1%、2.5%、2.1%、3.1%、0.5%，加息周期结束后分别为4.3%、5.2%、2.9%、3.7%、4.1%、1.6%。从加息结束后的通货膨胀率来看，除第六轮低于2%，其余都显著高于通货膨胀目标。按照5%的潜在实际GDP增长率水平，除第六轮加息外，前五轮加息周期均属于预期经济过热型，按照3%的潜在实际GDP增长率指标，更是如此。前六轮加息周期开启前一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0.2%、2.2%、5.5%、3.8%、2.3%、1.3%，期间实际GDP增长率最高分别为9.4%、7.0%、5.5%、7.5%、5.5%、4.1%，而加息后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3%、3.0%、1.2%、0.4%、0.6%、2.2%，显著低于5%的水平，第三、四、五、六轮加息后，甚至出现了明显经济衰退。
与前几轮加息不同，第七轮加息周期属于预期经济过热型和预期高通货膨胀型兼有。从通胀率来看，加息周期开始前为7.9%，2022年6月达9.1%，2023年1月降至6.4%；从实际GDP增长率来看，2021年四季度为7.0%，2022年四季度为2.9%。同时，本轮加息具有先快后慢、加息与缩表同步推进特点。2022年6月1日，美联储启动缩表且缩表力度逐步加大，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加息周期开始前9万亿美元降至2023年2月8日的8.49万亿美元。
美联储历次加息周期前后美国劳动就业、美元汇率指数均会发生显著变化，本轮加息也不例外。不过加息周期开启以来，美国通胀下降幅度远不及市场预期。究其原因：一是多轮次疫情使美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受到双向冲击；二是俄乌冲突升级，引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涨；三是美联储加息引发美元走强预期，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对加息的通货膨胀管理产生抵消效应。但是，此轮持续大幅加息，显著增加了美国经济衰退风险。2022年7月，美国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显示经营主体对长期资金需求相对不足，企业投资和借贷动力疲软。2023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率预期调整为1.4%。
美国是全球经济中心，美联储加息会影响全球利率水平和国际资本流动方向，政策溢出效应会引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例如，1983年加息周期期间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2004年加息周期后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本轮加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货币贬值导致各国主权债务问题更加严峻，二是美元预期升值带来资本流出和输入型通胀问题。2022年3月至7月，海外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投资累计流出超380亿美元。此外，发达国家货币汇率表现不及发展中国家，2022年前7个月，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23种货币对美元贬值。
同时，美联储提高政策利率，也迫使大多数国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或加强资金流出管理，引发世界经济进入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并加剧了世界经济脱钩风险。截至2023年2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央行分别累计加息390个、425个、325个、450个基点。欧洲央行改变一贯实施的负利率政策，加息300个基点。部分国家则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处于降息周期，日本保持负利率货币政策不变。与此同时，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家正加速与美元脱钩。
美国筹备许久的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于3月29日至30日举行。为了营造代表五大洲的观感，拜登政府还邀请了赞比亚、哥斯达黎加、韩国和荷兰作为共同主办国。会议煞有介事地就俄乌冲突、妇女权益、反腐败等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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