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谋划和推进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已经由世界历史的推动力沦为全球化转型升级、国际合作共赢的文化阻滞力,沦为迟滞世界大变局的极端保守因素。
世界大变局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动向,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就其表面来说,世界大变局表现为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迎来“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全球治理由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产业革命深入推进。
就其本质维度来说,世界大变局标志着西方中心论正在走向破产。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主导了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话语权,人类文明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调整的主要牵动因素。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仅仅意味着其经济的成功,在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的治国理政优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五千多年历史积淀的文明优势充分释放,中国的成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正确的,证明“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是错误的。
“东升西降”是21世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随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整个上层建筑和国际体系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这是世界历史演化的基本规律。全球经济秩序、治理体系、安全秩序、文明格局的变革,科技制高点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力量的博弈。
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然而,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不能顺应这种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坚力量。在金砖国家的推动下,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新兴市场国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整个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畏惧时期已经结束,自立反驳时期已经开启。它们在伸张自己文化价值的同时,拒绝西方价值观的霸凌。
“东升西降”表现在“中升美降”,中国是增量,美国是存量,中美相交是左右变局的主要变量。
从表层来看,中美战略博弈表现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国家实力之争,如贸易赤字之争、科技主导地位之争,未来还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
从深层来看,中美战略博弈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早已断言,中美之间“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数十年来,美国的假设是,随着进一步开放,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道路,但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政治雷达”的探测范围,中国没有如韩国、日本那样,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
从终极来看,中美战略博弈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人类世界终将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终将实现民主化,大国唯有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一条路。然而,美国选择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谋求霸权永续和单极世界。基辛格承认,美国“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奥巴马在任时公开宣示,“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作为霸权型国家,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实力不断靠近甚至有望反超的社会主义中国。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普遍,一个更加活跃的全球社会初现端倪。世界大舞台迎来了不同民族、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新成员,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已经不合时宜,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改造、颠覆性重构,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这种人类新文明,美国学者商戈令称之为“全球文明新理念”。他认为,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五大洲的成员共聚一堂,“避免文化冲突和危机的唯一前提,就是确立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文明新理念”。也许今天我们尚且无法确定这种新理念的全部内容,但可以断定,它只能是人类性的,遵循共同性、共识性原则。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交叉地带,这是人类新文明可能出场的地带。尽管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张、不和谐的音符,但超越这种不和谐、建立普遍认可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一直是不可低估的大趋势。
全球化蕴涵着跨越文明隔膜的解构潜力,新兴市场国家积蓄了巨大的建构动能,各国人民携带着本民族的文明基因聚合到世界大舞台,在世界地图上重新绘制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和文明观念,在国际交往中重新建构普遍接受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文明有望摆脱单一的西方性,迎来以全球共识为基础的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重构,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传统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都是由西方大国主持制定、颁布和实施的,人类文明是西方主导建构的,本质上是西方地域性文明的世界化。但正如全球经验事实所呈现出来的,“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民族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丛林法则”拉大了南北的发展距离,它的现代化策略未能开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前景,它的排他性安全哲学给世界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它的齐一化思路导致各国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日益强化的“西方/非西方”的文明边界意识将人类引向深层次的危机与恐惧之中。因此,世界大变局,最根本的是推动规则的变革、文明的重构。新型全球化、世界大变局都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的牵引而独自完成,能达成什么样的文明共识,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时代的生存品质、深刻改变未来世界的整体面貌。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文明方案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新文明,这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
作者:王四海、周筠松(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
9月15日至16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召开,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14国元首出席。会议聚焦安全、交通、贸易、金融、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人文等多项议题。本次会议,上合组织实现从成员到内涵多极新扩容,更具凝聚力、吸引力、融合力、引导力、影响力,其经济合作空间延伸覆盖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地区,惠及世界约44%人口,构筑起公正、平等、安全、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新平台,树立包容、互利共赢、共谋发展、多种文明包容地区经济合作新典范,“上海精神”绽放新光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贡献重要力量。
长期以来,上合国家一直致力于深化多边经贸合作。2003年各成员国制定通过了《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纲要》,2019年制定了新版《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纲要》,将互联互通、贸易金融、数字经济和创新合作等确定为新时期多边经贸合作的重点。在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组织向全领域区域合作组织转型的进程中、在上合组织安全空间框架下,加强经济关系已成为各成员国的一致强烈共识。
目前,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之一,各成员国间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随着上合组织扩员进程加快,特别是众多阿拉伯国家加入,未来,上合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围绕能源、贸易、互联互通、金融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内的多边经贸合作值得期待。
能源合作依然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头戏。2021年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期间,各成员国一致同意设立上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机制,上合组织能源合作迈入制度化阶段。现今,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石油储量和产量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炼油产能占全球的30%;天然气储量约占全球的44%,产量占全球30%;铀产量在全球核电行业占比更是高达近60%;中、印、俄等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中、印、俄、伊及中亚国家间的能源不断深化,多元内容不断呈现。未来如果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陆续加入,欧亚大陆上的能源生产大国与能源消费大国将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实现地理上的联通,未来多方在传统能源以及新能源领域将展开大有可为的务实合作。
上合国家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早在2003年,《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纲要》就把互联互通合作列为优先合作领域。多年来,中—俄油气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石油管道、中—哈—土—伊铁路运输走廊、双西公路、卡姆奇克隧道等双多边合作项目相继建成,上合国家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改善,成就了中欧班列2021年开行超1.5万列等合作典范。在本次峰会上,中吉乌铁路建设协议等多份互联互通合作文件正式签订,这将对上合组织地区交通运输网络一体化、贸易便利化与市场融合提供极大助力。随着有“过境桥梁”作用的伊朗及中东国家的加入,整个欧亚大陆的“南—北”与“东—西”交通走廊将彻底联通,互联互通潜力将得到释放。
加强贸易将成为上合国家经济的重要增长极。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合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人口总数32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4%,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2021年,上合成员国间贸易总额超776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25%;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17年至2021年间年均增幅仍高达31.5%,上合组织贸易潜力巨大。随着上合组织银联体、上合组织经贸部长会议、欧亚经济论坛、上合组织经济论坛、上合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多边贸易与金融机制与服务平台的相继建立运行,上合组织内部多边贸易规则逐渐完善。未来,上合组织内市场空间广阔,多边贸易发展动力十足。
加强金融合作,实现本币结算将是上合国家经济合作的关键方向。国家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国开行已与上合银联体其他成员行和伙伴行开展合作项目63个,累计发放贷款146亿美元。未来,上合组织银联体将持续发挥作用,在银联体框架下加强合作,各国切实构建上合组织区域有效融资机制,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多年来,美西方国家滥用金融工具,利用极不公平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肆意制裁,依仗美元霸权收割发展中国家发展成果,一些国家深受其害。本届峰会期间,多数成员国表达了“去美元化”、“实现本币结算”、创建新的共同“货币篮子”的愿望,期待创建独立支付系统,为金融财务提供安全保证。未来,随着上合组织在区域清算系统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发展,上合组织金融合作将为全球金融体系“去美元化”变革提供有益借鉴。
供应链安全成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关注的新领域。在产业分工体系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安全、畅通关乎每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安全。由于全球疫情的延宕反复,上下游产业链的原材料获取与产品交付受到了持续性的影响,各国均面临供应链失序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由新兴制造业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构成的区域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关注供应链安全问题并提出具体举措,正面回应了各国制造业生产需求,将有效带动上合国家跨境供应链管理效率变革,有力保障上合国家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国家间关系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发生剧烈转变的关键时刻,上合组织实现新扩容,确保安全与稳定、加强经济联系、发展互联互通、注重文化和人道主义合作,必将引导国际秩序朝着一个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良好方向发展。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上合组织的主要创始国,始终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中国与其他上合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将有力推动上合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刻影响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
举世闻名的“丝路明珠”撒马尔罕,再次见证亚欧大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时刻。当地时间9月16日,主席在这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看待和指引上合组织发展,就各成员国加强团结、推动本组织未来发展提出重大倡议主张。中国方案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必将有力推动上合组织在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就,为维护亚欧大陆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新动力。
撒马尔罕峰会是上合组织历史上出席领导人最多、成果文件最为丰富的一次峰会。在主席和与会各国领导人共同努力下,本次峰会通过涵盖经济、金融、科技、人文、机制建设、对外交往等领域共40余项成果文件。特别是在中方推动下,成员国元首发表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4份重磅声明。这些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上合组织的旺盛活力,充分表明上合组织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球媒体聚焦撒马尔罕峰会,纷纷表示上合组织“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互利合作的典范”。
“实践表明,‘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过去我们践行‘上海精神’取得巨大成功,未来我们还要秉持‘上海精神’一路前行。”主席在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合组织成功经验——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指出这“五个坚持”充分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五个坚持”回答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推进什么样的新型区域合作、如何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问题,对上合组织自身建设和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公正发展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个坚持”有助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过去20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五个坚持”有助于将来自不同地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产生强大的集体之力、团结之力、合作之力。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团结和分裂、合作和对抗两大政策取向的博弈较量日益突出。上合组织维护地区和平安全面临诸多考验,各成员国维护自身安全稳定遭遇严峻挑战。面对复杂形势,上合组织必须把准自身发展方向,将过往成功经验进一步发扬光大,以“五个坚持”提升凝聚力、汇聚合作意愿,继续为成员国发展振兴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五个坚持”有助于上合组织面向国际社会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更大作用。“五个坚持”是真正多边主义的实践,是对传统集团政治的超越。当前,国际上一些力量热衷于搞“本国优先”的伪多边主义,试图建立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给国际秩序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上合组织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选择的发展道路,始终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之路,倡导文明对话、求同存异,成为当今世界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典范。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上合组织迎来新一轮最大规模扩员,充分说明上合组织秉持的合作理念日渐显示出超越地域的生命力和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和大自然一样,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雪交加的时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创未来。只要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沿着成功探索出的新型国际组织成长壮大之路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推动上合组织发展行稳致远,共同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美丽的美好家园。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前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战略目标,其抓手则是展现大国担当、推进国际合作的多项中国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中国方案。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倡议成绩斐然、反响巨大、影响深远,充分展现了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智慧。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着眼点与发力点。其中,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内容。全球安全倡议则在当下动荡的国际不安局势下,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际合作的关键抓手。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倡议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供清晰的导向。“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海上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实体和单一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形成可依托的国际制度平台。
全球发展倡议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补充和拓展,是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2021年9月,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以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的主要内容即“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倡议将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提出合作设想和方案,旨在动员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截至目前,倡议已得到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近百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2022年初“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纽约正式成立,来自联合国机构、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包括80多国常驻代表参会。可以预见,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平台凝聚倡议共识,大家共同参与形成强大合力,各展优势、各施所长,共同成长、共享收获,必将为落实2030年议程和全球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局势、解决安全治理问题而贡献的中国良方。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针对全球和平、安全、信任、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越来越多的现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为构建全球安全框架开出了中国“药方”。即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秉持相互尊重的立场,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全球安全倡议”顺应国际社会人心,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共鸣。
中国倡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在体现,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支撑,以对新时代形势的判断为依据,并从我国成功的外交工作经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和养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倡议是外交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丰富与发展。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在对外工作领域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体现了中国智慧,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中国倡议包含对国际环境与形势的最新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意愿和解决能力在提高,对国际环境的应对和塑造能力在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在提高。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不时发生,国际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
中国倡议坚守多边主义,致力于合作共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力图汇聚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力量,不搞结盟对抗、不搞“筑墙”“脱钩”,对任何具有合作意愿、认可倡议精神的国家,中国都积极对接,根据实际需求和情况灵活展开合作。倡议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采取“一国一议”“一事一议”的办法,不搞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框架,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
中国倡议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长期以来,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将“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下为公”等中华传统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中国倡议以此为基础,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认同。
中国倡议是开放性的合作倡议,坚持务实合作的大方向,而非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单一外交框架或方案。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例,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提出的重大政策主张,是对接重点领域、不同合作机制、全球伙伴,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这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面向全球开放,既提纲挈领地指明方向,又提供具体务实的行动指南。这样的倡议所能涵盖的体量非单一条约、框架协议或外交方案所能比拟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倡议为方向,可以包容相关各方、对接不同平台,因地制宜地制订灵活的方案。
中国倡议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机制实现全覆盖,各方向合作实现全覆盖。在中非关系、中阿关系、中拉关系方面都取得全面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迈上新高度。中美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挑战中取得新进展。全球安全倡议则在俄乌冲突爆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战争的迫切需要。
中国倡议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彰显大国担当。面对时代之问,给出了鲜明的中国方案。中国逐渐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转变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分别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为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继续扩大《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影响,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迈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主意识和能力逐步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获得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支持和信任。(陈艺元)
中哈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历久弥新,合作成果不断涌现,友好关系惠及两国人民。两国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能源合作走深走实,“一带一路”对接树立典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双方将继续本着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原则,深化务实合作,赓续传统友谊,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主席将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同哈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通过此次访问,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今年是中哈建交30周年。30年来,两国关系历久弥新,合作成果不断涌现,友好关系惠及两国人民。今年1月份,国家主席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托卡耶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主席指出,建交30年来,中哈关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成为邻国间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哈互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层级交流日益密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双方将继续本着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原则,深化务实合作,赓续传统友谊,打造中哈关系下一个黄金三十年。(李春辉)
作者:王四海、魏锦(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
中吉乌铁路不是单一的铁路交通线路,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极大的地缘经济与政治价值,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覆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目。不仅有利于完善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更将为疫情后重启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新机遇。
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8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代理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表示,中吉乌铁路修建协议计划在撒马尔罕峰会期间签署。该协议的签署,无疑将成为本届峰会一大重要成果。
中吉乌铁路,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其辐射国家发展影响广泛,其不是单一的铁路交通线路,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极大的地缘经济与政治价值,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及区域地缘政治生变的背景下,对于上合组织覆盖区域的交通网络与体系构建及其外延式发展意义深远。
开通中吉乌铁路,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覆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将构建起新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路、拓宽运输范围,还将改变我国西部地区的交通格局。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然而当前,新疆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的多元资源潜能尚未完全释放与发挥出来。中吉乌铁路修通后,新疆将多出一条陆路国际通道,由原来的1条增为2条,这必将成为未来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新增长极,将扩大新疆乃至整个西部经济版图并加快其各种有效资源潜力对外释放的速度。
中吉乌铁路建设,将有利于吉乌两国扩大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能为两国吸引国际投资创造良好条件,更利于两国撬动多种资源出口创汇。铁路建成投运后,可优化两国境内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铁路运力与增加货物吞吐量、推动两国成为铁路运输中转国、快速带动两国运输业发展,可使两国产品更快速地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同时,两国也可通过中吉乌铁路运营与维护获取过境收益红利、增加就业岗位。
对于双重内陆国乌兹别克斯坦而言,通过中吉乌铁路可以使其货物绕过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扩展其交通运输网,降低对哈萨克斯坦的过境运输依赖。同时,中吉乌铁路走廊将与外高加索走廊连接,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至欧洲的最短线路。再者,乌国可借力中吉乌铁路构建“生产—物流—货运网点”新型一体化经济走廊。
对于铁路极不发达、货物运输完全靠公路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中吉乌铁路的开通必将为其大大节省运输时间与成本。据吉国经济专家测算,中吉乌铁路项目落成后,其年货运量预计可达1300万吨,其中20%为吉国境内货运量,80%为过境吉国货运量,吉国仅靠过境运输一年就可以获利2亿美元。
中吉乌铁路建设不仅惠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对周边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土库曼斯坦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人间七条路的十字路口”。自独立以来,土库曼斯坦在中亚国家中率先提出恢复古丝绸之路倡议,30年来一直努力践行海陆空交通运输一体化战略,修建了多条国内与国际铁路。此外,还耗巨资修建了6座机场、2座跨阿姆河大桥、1条高速公路及土库曼巴希国际海港等。目前,土库曼斯坦在推进“青金石”(“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交通走廊、“中亚—近东”(“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曼—卡塔尔”)交通走廊、“里海—黑海”(“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交通走廊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国家中修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最多、最好的国家,但土国受限周边交通环境,其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的效能还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当前只有“哈—土—伊”南北国际铁路、土库曼巴希港发挥了一定潜能。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能使土库曼斯坦联通中国的铁路由1条增为2条,能使土通过中国连接亚太地区,将让土真正纳入欧亚大陆的“一路一区”(“丝绸之路”与“环里海地区”)交通网络,土库曼斯坦的交通运输潜能将得到全面释放。
当下,土耳其推进的国家交通战略主要以里海“中间走廊”为依托,意在连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再经里海区域哈萨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两国海港,进入中亚、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最终向东抵达中国,以进一步完善亚欧大陆交通网构建,同时谋求最大化地缘政治利益。“中间走廊”与“一带一路”交通线路存在一定的重合,中亚区域是二者战略对接的重点。“中间走廊”在中亚地区分为北、中、南3条线路,其中正在运营的北、中两条线路只经过哈萨克斯坦,而经过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南线尚未被激活。同时,俄乌冲突与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的外溢影响,已开始波及到了“中间走廊”北、中两条线路战略安全。中吉乌铁路的开通,可加速“中间走廊”南线在乌土两国境内的贯通,更加深化“一带一路”交通线路与土耳其“中间走廊”的紧密对接。
“南—北”走廊构想于1993年被提出。2000年9月,俄罗斯、伊朗和印度就其签署构建协议,随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14国先后加入。“南—北”走廊从提出到构建,横跨两个世纪,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动力不足,进展不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俄通往欧洲的交通运输线路严重受阻,俄加快了“南—北”交通走廊建设推进速度。2022年7月份,俄总统普京访问伊朗,明确表态俄方将协助伊方修建“南—北”走廊上的“拉什特(伊朗)—阿斯塔拉(阿塞拜疆)”铁路,其能将俄、阿、伊、印四国铁路接成网络,“南—北”走廊再次成为国际交通运输领域的焦点议题。“南—北”走廊作为经向运输通道,单凭俄、伊、印等国建设与运作,其辐射作用等难以完全发挥。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能在纬向上为“南—北”走廊增加多个出入口、拓展其腹地范围,势必加速驱动“南—北”走廊建设进程。
总之,中吉乌铁路建设协议的签署,再次彰显了上合组织“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有利于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完善,为疫情后重启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新机遇,更有利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关联国家共同“反抗不公正国际规则挤压”,共建共享安全格局。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等多个重要场合,直面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集中深刻阐释如何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要论断及其实践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在全球治理层面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新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突出亮点和重要典范。
发展和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两件大事,是一体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两件大事都很重要。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取得新的更大胜利,但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的复杂环境。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仍然突出。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思想认识上,明确指出,“要把握住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是发展”,同时“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我们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认识达到崭新的理论高度。
在具体实践上,强调要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国家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人才体系和运行机制,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十四五”规划建议列专章“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对“十四五”期间乃至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过程中相关工作作出战略部署。在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明确提出十点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实践框架。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总结了新时代取得的成就。实践证明,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我国国情复杂,发展和安全面临的问题多样、场景多变。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中,我们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进入新时代,这两大奇迹不断得到延展和巩固,标志着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为这一重要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借鉴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各国共同努力统筹解决全球领域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加速演变的宏阔背景下,我国的发展和安全同世界的发展和安全愈加深度联动。从世界发展看,世纪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全球多年发展成果遭受吞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南北鸿沟继续拉大,粮食、能源安全出现危机,一些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人为干扰,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有的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搞“小院高墙”和极限制裁,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断走弱。从国际安全看,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霾不散,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家安全概念泛化特点突出,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特别是,一些国家力图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漠视别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如果任由这种危险势头发展下去,世界会更加动荡不安。在全球化时代,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波及世界各国,需要各国协同采取行动。
基于此,深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强烈愿望,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国家治理层面运用到全球治理层面,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强调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关于全球发展,呼吁认清大势,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主张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时代,造福各国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促进创新要素全球流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携手实现跨越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抗疫药物,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关于全球安全,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主张国际社会要摒弃零和博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强调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客观地看,当今世界很多安全问题都源于发展问题,很多发展问题要得到更好的解决需要有更加有利的安全条件作为保障,很多安全问题要得到可持续的治理也需要通过发展来提供良好的土壤。也就是说,只有各国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共同统筹把握好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才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主体力量、协作机制、重点领域是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抓手。
从主体力量看,发达国家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成果的最大获益者,理应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内部多种矛盾加剧、民粹主义上升、政局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下降等原因,制约了它们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但它们也应履行义务,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避免政策负面效应外溢,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代表了国际秩序演变的潮流所向。这些国家追求更高水平发展和改善全球发展环境的愿望更加强烈,是推动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可以依托的重要力量。它们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更好解决面临的各种发展难题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团结自强,深化合作,推动发展领域的全球治理取得进展。南北双方应相向而行,推动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两大倡议落地见效,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从协作机制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鼓励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工商界、社会团体、媒体智库参与全球发展合作。在小多边框架下,金砖国家应该通过领导人会晤、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金砖+”等机制,本着开放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吸纳新成员,扩大金砖合作机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推动更多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公道、反对霸道,维护公平、反对霸凌,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在亚太地区,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取得更多成果,支持多元化多层次的安全架构运行,鼓励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等在地区发展和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机制在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方面的带动作用,增进共识,促进共同行动。
从重点领域看,要通过创新来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这需要坚持开放包容,拆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藩篱,引导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资金和技术自由流动,让创新和智慧充分涌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推动现代产业发展,弥合数字鸿沟,加快低碳转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利用各国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提升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水平,拓展跨境电商、物流、本币、信用评级等领域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金砖国家要积极参与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理,加强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清洁能源、低碳技术合作,助力各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入推动能源、粮食、基础设施、技能培训合作,履行社会责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中,我国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发起者和积极践行者,已经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将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投入,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我国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先行者,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伊朗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有关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反恐、禁毒、警务执法、边防安全等合作,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共同营造和维护安全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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