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材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应试者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试者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材料1
“叮叮叮……”手机的闹钟铃声成了阿琳每天早上最熟悉而又不厌其烦的声音。然而，这个在每天6：50准时响起的闹钟也只是一天10个闹钟里的“第一枪”。自从搬到了广州同和之后，阿琳的生活从此离不开魔鬼3号线。于是，她的闹钟也从7：30调到了6：50。“因为你无法预料晚到10分钟会怎样，我试过好几次，前10分钟畅通无阻，后10分钟就人头涌动了。在3号线，每个时间点都不一样。”而且，自从被同事开玩笑说自己皮肤黑之后，现在她每天怎么都会花上20分钟化妆。所以，前5个闹钟叫自己起床，接下来两个是化妆前后，一个提醒自己带齐东西，一个提醒自己出门，最后一个是出门deadline。“8：00的闹钟是提醒自己无论怎样都必须出门了，因为加上走路15分钟，我又必须坐上8：18的那趟地铁，才能保证不会迟到。”“我上一周的真实写照是前3天为了剪片堆积了很多稿件，接下来开始处理那些时不时突击的稿件，第一天写了5篇软文，第二天又写了2篇活动稿，第三天采访加写稿，最后一天写完了6篇软文。期间还要不断阅读一些资料……有时候赶稿赶到半夜3、4点想哭的时候，想想为了养活自己，一切也都不是事儿了。”“没人会喜欢赶deadline，但总会遇见赶deadline的情况。但年轻人，总得逼自己一把。”
跟阿琳不一样的是，阿昆选择了坐公交上班，不只是为了避开魔鬼3号线，也是为了刚出来实习能租个便宜的房。于是，每天赶公交成了他必不可少的日常。“我觉得，这种生活就像是每天有人拿着一把发令枪，而我就是那个准备起跑的运动员，我都跑过好多次了，500米，2分半。”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赶上那趟车，更是为了有个位置坐下吃早餐，更多的情形是阿昆赶上车的时候，手里提着喝了几口的豆浆，嘴里一边还在嚼着面包。他说：“我相信不会一直是这个状态，而且有时候环顾四周，见到的是像自己一样匆忙赶路的年轻人，忽然间觉得自己也是在努力的。”“如果每天心里没给自己发一枪，这一天也就活得很无所谓了吧。”
材料2
“躺平”“佛系”的主要表现是采取一种什么都行、不走心、风轻云淡、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一些比较自我的现象，不怎么关心其他事情，只关心自我；有一些与世无争的状态，随遇而安，什么都可以；有一些所谓“丧文化”现象，漫无目的、丧失志趣、颓丧绝望；表现得并不那么“自我”，只是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走心，样样都行、都可以、无所谓，他甚至对自己都漠不关心，更不要说关心他人，生活呈现出一种“漫无目的”的样态。
不到40岁的小张也曾是时尚达人，手机一两年就要换一部新的，永远走在潮流前线。可如今，他拿的是一部很多年前的手机，电池已经不行了，充电宝需要随时“备战”，提示内存“超标”的信息不时响起，这时，他就要手动删除。“前几年的一次投资，让我的积蓄顷刻清零，这些年工作的积累都在里面了。”当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似乎所有欲望都“躺平”了，他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会突然觉得之前的奋斗、应酬、积极向上都没有意义，一朝回到解放前。”
这几年，小张基本上是“两点一线”，很少出门，甚至很少开车，不再应酬，不再像以前一样时刻鸡血沸腾，取而代之的是每天记账，每次要买东西之前都会问自己：这是生活必需品吗？久而久之，欲望降低了，日子照常过，对房子、车子也没有什么奢望，一日三餐因陋就简，对名牌、奢侈品没有什么需求，只要自己不背上债务就行。“这样的日子反而让我收获了安全感。”在小张看来，自己目前的状态正接近于时下正火的“躺平青年”，欲望在降低，不再追求别人眼中的成功，开始享受当下，学会了安于现状，这是一种自我疗伤，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妥协。
和小张“受伤”后的躺平有所不同，2月份辞职的90后小桑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生活：看书、瑜伽、健身，然后“流浪”……她并不在意自己被贴上了“躺平”的标签，在她看来，无非就是选择过好当下，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从2月下旬起，“提前退休”的小桑开始了“流浪”之旅。从贵州到云南，如今正在西藏享受纯净的天空。和以往上班休假游玩的“奢侈”截然不同，这一路，她会寻找合适的义工，从而节省吃住费用，她会早起坐绿皮车，只因车票比下午的便宜，即使睡觉的地方只是一张硬板床也无不可……“如果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那就再另辟蹊径去谋生，享受的是自洽的快乐。”小桑说，虽然辞去一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相当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但遵从自己内心的“自由”更重要，而这绝不是逃避，而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即使在旅途中，小桑也保持着自律的生活节奏：每天早起，坚持读书、思考以及分享。“只能说，以前的我一直向外求，现在的我更多地向内看，会更关注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理需求。”
材料3
202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首届中国养老产业论坛上的讲话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表示，养老金缺口压力正层层传导至年轻人，“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人觉得即使劳动再多，也很难买房、结婚、养孩子，干脆直接躺平”。部分年轻人的顾虑之一是，他们缴纳的养老金都用来养现在的老年人，等自己领取养老金时，会不会面临无养老金可领的情况。如何平衡眼前的经济压力和未来的养老压力也让一些年轻人担忧。如果考虑到这些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不断上调，个人缴费压力增大，这样的担忧有其现实的基础。说到底，年轻人对缴纳社保的顾虑出自对当下和未来的权衡。如果当下收入或收入预期下滑，一些人会更倾向于将有限的收入用于稳定或者改善当下的生活，而非压缩当期花费以保障未来。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基数大、速度快。我国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2023年底，已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9亿，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2033年将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我国老年人口增长迅速，相关研究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国66年，英国45年，而中国大约25年。二是底子薄、负担重。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而我国老龄化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出现的。与此同时，我国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已连续7年下降。
2022年全国妇联“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课题对29个省区市1043个企业的调查显示，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有25.39%的被访企业承认存在只招男性或同等条件下男性优先的情况；在有女职工生育的930个被访企业中，有63.40%没有执行延长产假政策。同时调查也发现，被访企业中，有43.81%反映企业生育成本占工资总额的0.5%以上，即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与失业保险费率大体相当；82.36%希望对其承担的产假期间（含延长产假）社会保险费予以补贴，74.40%希望延长产假津贴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支付，48.71%希望为当年有女职工生育的企业适当减税，有41.99%的被访企业希望政府优先采购女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竞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调查显示，在职女性工作日从事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0至17岁孩子的日常照料由母亲承担的占76.1%。研究显示，“生育/照料孩子”是女性职业中断的主要原因。
材料4
“内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指农业经济中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是一种“很辛苦又很不经济”的模式。简单来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或绕圈圈”，更宽泛一点来讲，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称之为“内卷”。“内卷”已经被演变成了描述社会某些领域内过度竞争的代名词，特别是在职场、教育以及企业竞争层面：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名校，不惜花费重金将孩子送入各种补习班；职场人为升职加薪，不惜透支时间，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企业为了赢得市场不惜放弃质量追求，大打低水平的价格战……凡此无序且过度的竞争，就是格尔茨所说的“边际效益递减”的真实写照。
但不能将发展都等同于内卷。例如，智能手机的诞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需求，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Motorola的研究员马丁·库珀用DynaTAC8000X首次进行了移动电话通话。DynaTAC8000X重约2.4磅，通话时间有限且价格昂贵。1987年，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的引入标志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重大飞跃。GSM引入了数字传输、标准化的无线电频率和增强的安全措施，为今天我们使用全球标准奠定了基础。而在同一年，Motorola推出了MicroTAC，第一款翻盖手机，它的时尚、紧凑的设计引领了更小、更便携的手机时代。2007年，iPhone的推出标志着移动技术的范式转变，它的基于触摸的界面和去除物理按键，为智能手机设定了新的标准。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了大量新需求，例如移动应用程序、在线支付、社交媒体等相关行业蓬勃发展。智能手机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产品差异化，更通过功能拓展、生态系统建设等手段，让手机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智能手机的成功在于识别出消费者对多功能设备的潜在需求，并将这种需求转化为巨大的市场机会。这种“无中生有”的创新能力，是突破内卷的重要途径。
材料5
2023年11月，上海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保护办、华东政法大学组成课题组，通过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座谈等方式，开展上海青年宜居安居需求调查与政策改善研究。研究调研对象为生活在上海的年龄在20-35周岁的青年群体（非在校生），回收有效问卷2536份。调查显示，租住房屋支出占收入比重较大、租赁关系不稳定、租购体验度不佳、租房供给商业模式不完善4个问题成为阻拦申城年轻人实现宜居安居梦的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青年在租住房屋方面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46.6%的青年表示“有一些经济压力，但仍可以承受”，34.4%的青年表示“经济压力较大，仍能勉力维持生计”，有7.1%的青年则认为“经济压力非常大”。上海青年租房平均换房周期为16.25个月，房东频繁调整房租以及工作变动，成为年轻人四处迁居的主要原因。
青年租房者普遍反映，中介规范度有待提高，房源信息不够透明。有的中介用低价虚假房源吸引租客看房，等租客到了现场却被告知房源已经下架，只有高价位房源可以选择；有的中介在房屋合同上耍花招，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苦于招架。一些租房区域生活服务不足，餐饮、文娱设施缺失，使租房者面临便利性和体验上的挑战。此外，租房建设地点与青年需求间存在偏差。受制于土地空余等各方面因素，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集中在市郊，中心城区内部土地饱和，大面积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客观无地可建，供给有限。在市郊，能够近地铁站的房源也同样存在供需紧张的问题，形成了青年需求与住房供给两者间的结构性差距。被访者反映，“希望有便捷的出行条件，比如有的社区有到地铁站的班车，但是车次很少，早高峰的时候共享单车也很紧张。”
材料6
最近，一场特殊的辩论会在黄浦区直通车训练营中举行。参加这场辩论会的正反双方，是来自黄浦的长期失业青年。和其他辩论会不同，参与者可以在辩论过程中自由转换立场。通过同龄人之间的观点碰撞，“先择业”和“先就业”的利弊被一一阐述。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得到了增强。
黄浦就业促进中心首席职业指导师表示，如今的待业青年呈现出学历高、眼界高、主见强的特点，深受网络上“慢就业”“GapYear”“陪伴父母”等思潮影响。和他们沟通，传统的劝导往往会陷入各执己见的僵局。“用年轻人的方式和年轻人沟通，引导他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让他们自己通过思考得出结论，结果要更好。”她说。黄浦区是上海的商业中心，辖区内有外滩、豫园、南京路等知名旅游目的地。二十年前，当地大量消费服务类、旅游类岗位还能够吸引年轻人，而现在，大学生普遍对这类岗位不再感兴趣。而在经历几次求职失败后，一些年轻人的自信心也受到打击。去年，上海新增就业岗位60.6万个，2023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3.5%，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就业创业1.23万人。重点服务人群从以往的“4050”人群转变为青年人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难点和以往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些公司把35岁以上管理人员列为重点裁员对象，对这些曾经收入较高的企业中层而言，很难接受从事一份落差太大的新工作，如何帮助他们重新开启职业生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学历高，对求职的薪资待遇和专业对口的要求也高，对长期找不到对口工作的高学历人群如何帮扶？调研显示，本地年轻人希望上班通勤时间不要太长。“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是一种调侃，但是能不能挖掘更多“离家近”的工作岗位？
为了更好做到精准施策，黄浦区人社部门为每位有就业需求的长期失业青年建立服务档案，实行“一人一档”，针对中年企业高管、高学历学术人才等不同特点的失业人群提供精细化就业帮扶，落实“一人一策”服务方案，满足青年的个性化需求。过去三年，来到黄浦区人社部门寻求帮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一直在增加。为了提前一步做好工作，黄浦区还开展了“职业指导进校园”系列活动，引导青年人走好求职第一步。同时，黄浦区进一步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将资源下沉到社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去年，黄浦区“家门口就业服务小站”累计开展就业服务135场，惠及17.86万人次。
在黄浦区人社部门的帮助下，不少30岁左右的青年人在经历短暂职业空窗期后重新出发。外滩街道2023届残疾大学生小吴有着视力残疾，工作意愿强烈。但毕业后，小吴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当，投出20余份简历均石沉大海。在区残联的鼓励下，小吴通过参与“普华永道”举办的“残健职场融合项目”和多场招聘会活动积累求职经验。黄浦区人社部门还为小吴提供了一对一全周期就业服务。最终，在多部门协同下，小吴顺利通过面试，在浦江社会组织促进中心主任助理岗位上开始了职业生涯。
材料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