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对D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对接。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要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对接，国内市场是扩大内需的载体，国际市场是对外开放的载体。新发展阶段强调两个市场对接主要是为了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中间品是生产中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为我国制造业服务，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对接。因此，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对接是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准。具体要求是：一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从要素的对外开放扩大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这些创新资源和竞争力的循环中。二是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协调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提高出口贸易质量。三是扩大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接轨，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吸引高新技术和高水平外资流入水平。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使用国际范围的生产要素，现阶段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外资要素，通过对外开放赋能新发展格局构建，因此，吸引高新技术和高水平外资流入水平是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准。具体要求是：一是在进行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持续引进先进技术。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融入全球创新体系，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二是持续提升吸引外资的水平。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吸引外资不是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是通过吸引外资获得随资金流入的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各种竞争要素，通过吸引外资带来更多的竞争资源。发挥现有市场规模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和配套能力优势，进一步提升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三是把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等竞争资源结合起来，在关键仪器设备、关键零部件、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吸引外商投资，围绕关键产业链加大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度。四是参与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合作。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数字技术能够将距离遥远的研发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应以最大努力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之中，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外贸发展空间。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贸易多元化，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质量外贸发展空间。拓展高质量外贸发展空间是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准。具体要求是：一是积极拓展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多元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结合。二是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我国外贸和投资高质量发展。推进更宽领域的初级品行业深加工、制造业贸易方式、制造业行业要素密集度和行业技术水平的贸易多元化，以及服务业嵌入商品贸易多元化，推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①实现更深层次的微观贸易产品多元化，并协同推进与服务贸易多元化的深度融合。三是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增加值的水平产品和垂直产品，推进产品贸易多元化，具体是推进更深层次的异质品贸易种类多元化、要素密集型垂直产品多元化以及技术水平垂直产品贸易多元化，协同推进服务贸易与产品贸易多元化的深度融合。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未来对外开放的重心将由要素开放、市场开放、机构开放等政策性开放转向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贸易和投资协定，为跨境要素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推动包括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在内的各类要素和产品服务跨境自由流动。因此，制度型开放水平是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准。具体要求是：一是在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实现程序、标准和规则的国际接轨，并和国际相关通行规则对标，持续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二是优化涉及各类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整体制度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三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组织和规则方面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修订，加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积极参与和引领现存的国际贸易规则与体系重构，推动国际电子商务、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贸易政策透明度、发展中国家标准与优惠待遇等方面的规则改革。
提升全球资源配置的水平和能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扩大内需可以扩大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增强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因此，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是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准。具体要求是：一是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高优质资源“引进来”的吸引力，增强国内保障能力。不断提高“走出去”的竞争力，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对全球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功能，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二是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坚持高标准导向，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强化境外项目风险防控。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努力打造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②三是对外开放的影响力提升。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数字创新链中，获得全球数字化创新分工的利益。
关于对外开放和扩大内需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带来量，对外开放刺激我们提高质量”③，这有一定道理。扩大内需是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形成循环，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参与国际产业链的供给和需求形成循环，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是一体化的关系。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需要坚持扩大内需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体化，推动形成扩大内需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双轮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一体化关系主要表现在：
扩大内需是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庞大的内需市场是基础，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市场潜力大，具有庞大的内需潜力，具有内部需求主导的特征。在内需主导特征下，内部需求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带动力，另一方面又影响着民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依靠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获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短缺资源，通过“走出去”集成全球资源，拓展扩大内需的发展空间。
扩大内需注重国内经济的协调与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注重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发展。以扩大内需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国内经济的协调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国内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推动内需规模的扩张。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是实现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发展，拓展国内市场的空间，依托国际市场满足和创造国外需求，带动国内生产和需求，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可以倒逼国内企业积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综合竞争力，突破资源束缚，更大程度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更大价值。
扩大内需主要解决规模经济效应问题，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解决效率问题，共同提升国内经济发展质量。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链的优势，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集结国际资源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一方面可以创造有效需求，通过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依靠国外培育国内需求，提高国内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引导国内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同时提高创新发展水平，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升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和能力。
扩大内需形成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动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空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体化的，担负着不同的任务。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消费升级，内需潜力巨大，把潜在的内部需求释放出来会形成国内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能力，因此扩大内需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由于国内产业体系齐全、生产能力巨大，当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后，就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推动数字全球化、产业发展全球化、绿色发展全球化、创新全球化，需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国内经济发展融入到这些新的全球化过程中，拓展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空间。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安全的对外开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打造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在此基础上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一是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和互动，形成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努力向国外中高端产业链延伸，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为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打造新引擎。二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推动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促进贸易与产业互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夯实对外开放的产业基础。三是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带来的新机遇，稳住吸引外资的基本盘，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积极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高标准、绿色低碳等领域，实现外资投资的均衡分布。紧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提升我国利用外资水平。四是推动贸易与双向投资的互动。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对外开放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外资对产业升级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
推进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经济特区、跨境电子商务、“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积极推进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积极参与国际循环：一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前沿高地的作用，聚焦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改革。重点加强自贸区的建设与管理，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二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积极发展丝路电商，升级贸易畅通平台，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开展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深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合作。三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体系。培育各类外贸集聚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推进贸易促进平台建设，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完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构建高效跨境物流体系，打造智能物流网络，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实现从规模型开放到结构型开放、从产业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从贸易型开放到全局型开放、从内容型开放到服务型开放的转变。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拓展对外开放的空间：一是加快对外贸易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贸易、低碳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推进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二是推进产贸融合发展。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产业为核心、贸易为目标，打造“科技+产学研+贸易”的贸易产业融合新格局。加快推进产贸融合发展，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名优特产品出口。在产贸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产业之间的跨界贸易和数字化融合贸易，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三是实施优进优出战略。从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提高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出口商品档次和附加值，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完善进口促进政策，围绕国内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通过优进优出战略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巩固贸易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大力发展贸易新业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一是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顺应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趋势，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积极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法律、会计等商务服务，促进服务贸易与对外投资紧密结合。完善技术贸易服务和管理体系，扩大技术贸易规模，提升技术出口能力。推动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推动服务贸易模式创新，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扩大生活性服务贸易，推动“互联网+旅游”发展，促进在线旅游平台企业发展壮大，提高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建设服务贸易交流合作平台。二是积极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结合的综合性贸易业态。顺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积极打造大规模、高质量数字贸易发展新格局，提升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评价体系，健全数字贸易服务监管体系，提升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以数字贸易发展畅通对外开放，打造数字贸易新格局，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三是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建设多元化平台，支持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具有竞争力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支持跨境电商品牌建设，推动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与跨境电商融合。实现跨境电商的高水平发展，完善跨境电商全球配套服务体系，优化政策与监管。
在D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并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部署。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之相适应、相配合。新征程上，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充分把握并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内外循环互促、系统协调全面、包容安全共享的基本特征，推动形成更有活力、更有韧性、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制度型开放。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体制机制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是我们推进开放与发展事业的重要遵循。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与国际经贸规则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走出了一条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今天，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都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会冲击部分固化的利益藩篱，甚至可能会“伤筋动骨”。只有牵住制度型开放的“牛鼻子”，进一步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与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无人区”迈进，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在制度层面的高度统一。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必须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商品和要素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跨境流动。要进一步推进关税减让力度，降低工业品和部分能源的进口关税水平，适当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进口关税，适时调整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关税，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口。另一方面，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制度供给。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在重点领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完善与数字贸易等新模式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探索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市场采购等“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加快破解制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深层次问题，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开放、发展与内外循环的重要关系。开放与发展要立足自身基础、把握战略主动，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开放与发展要面向全球、提升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水平和层次，有赖于国际循环的强大支撑。
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将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作为我国新一轮开放的着力点，极大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韧性，推动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国内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50%以上，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40%；国内大循环不断畅通，有效稳住了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基本盘，成为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依靠。从国际看，与2012年相比，202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1.5%，达到约42万亿元，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96.2%，达到5.98万亿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二服务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吸收外资增长61.2%，达到1.2万亿元，双向投资居世界前列。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丝路海运”航线通达全球43个国家的117个港口，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外循环互促，要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内外市场联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一方面，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基础。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稳步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积极构建内外贸融合的分销体系，在强化外贸的同时，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升内外贸协同能力，推进知识产权、质量保障、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国内外市场衔接。完善投融资机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作用，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进一步挖掘中西部的潜能，打破地区间封锁和垄断，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内陆地区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能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关键原材料和核心技术的国内供应能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对开放的自主驾驭能力。另一方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支撑。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基本盘。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汇聚融合国外高新技术、高级人才等高端要素，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畅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需与外需的联动，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沟通、相互促进，形成“以内领外、以外促内”的良性互动格局。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落实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完善产业链，依靠创新培育发展高端产业，强化发展的要素、供应链和国际空间支撑，确保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迈进。
坚持系统观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强对开放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D的十八大以来，深刻把握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在许多重要场合、重要讲话、重要会议上阐述了系统观念，并充分运用到改革、开放、发展的各个方面。深刻理解把握系统观念，就要强化用系统思维观察分析、研究解决开放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树立系统协调全面的大开放思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要素、信息等各方面的全球化，近年来的大国博弈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展到科技领域、金融领域，整体呈现多领域、复杂性、严峻性等特征。回顾世界经济史，自18世纪以来称得上“强国”的英、美、日等国家，无不在产品、技术、要素、航运、金融等方面形成全方位优势，在区域乃至全球经贸格局中拥有话语权。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系统工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能只是某个领域、某个地方、某个方向的单兵突击，各个领域、各级部门都要行动和参与进来，需要统筹谋划、强化协调。尤其是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下，需要统筹考虑的对象更加多维、需要多方配合的因素更加全面，只有调动各方力量、运用各种资源，打出新的“组合拳”、合奏出新的“交响曲”，才能下好开放发展这盘大棋。
以系统观念谋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开放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人才、数据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大开放格局，带动实现发展的整体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一方面，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统筹协调，构建开放与发展的合力。要加快实现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和其他经济技术合作之间的融合互动，实现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协调发展。强化贸易政策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统一政策导向、凝聚政策共识，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提升开放的整体性、协调性，提升开放综合实力。要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科技合作，持续加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力度，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与合作，重视发展本土化、一体化、立体化合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坚持并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实现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统筹好协议开放与自主开放，增强对外开放的全面性、系统性。在提升贸易投资质量的同时，逐步在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产业分工等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形成中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决策权。
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D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为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实惠。D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论断，实现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幸福三者的贯通。
近年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渗透，外部风险和挑战整体呈上升趋势，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复杂严峻形势。从国际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经济领域风险积累，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地缘格局趋向复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粮食短缺、能源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依然存在，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安。从国内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化，改革逐步走向深入，诸多领域经济安全风险凸显，在更安全的条件下扩大开放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实现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坚守安全开放底线，建立以安全可控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以先进技术和信息化平台为手段、以法律为保障的现代化风险防控体制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为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积极推动在气候变化、粮食短缺、能源危机、生命健康、环境治理等关乎人类福祉的关键问题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动全体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更广泛的朋友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D的十八大以来，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就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12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了深刻阐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我们支持经济全球化，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无疑也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历史演进看，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经济全球化阶段。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曲折向前。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大国博弈、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带来诸多干扰，全球化动力和阻力胶着，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呈现四个特点，深刻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是经济全球化格局逐步改写。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规模比重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显著。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02—2022年，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从19.8%升至40.4%；中国GDP全球占比从4.2%升至18%，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贸易投资影响扩大，成为国际经贸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2002—2022年，发展中国家出口全球占比从29.7%升至45.1%，进口全球占比从26.9%升至40.4%；吸引外资全球占比从28%升至70.8%；对外投资全球占比也从7.3%升至30.8%。国际话语权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代表新兴力量的机制相继建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还不能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二是经济全球化链条加快重塑。指出，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全球产供链布局既受成本、效率等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当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上升，深刻改变全球产供链。发达国家推动“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对本国产业、就业等影响，推动“制造业回流”。受新冠疫情叠加地缘等影响，部分国家推行“降依赖”“去风险”，搞“脱钩断链”，加快在周边和盟友国家等“近岸”和“友岸”布局产供链。新兴经济体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力度。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制定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加快吸引外资，对全球贸易投资流向产生较大影响。跨国企业寻求“中国+1”“中国+ N”布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推手。一些跨国企业出于规避经贸限制、降低成本、分散风险等考虑，在全球布局时实施“中国+ 1”“中国+N”策略。全球分工继续深化。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在2020年疫情期间有所下降，但2022年已回升至62%左右，反映出贴近市场、追求效率仍为跨国企业所看重，我国也仍是全球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三是经济全球化动能推陈出新。指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不断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恢复全球经济活力、增强世界经济发展韧性注入了强大动力。数字化深刻改变贸易发展模式。数字化大幅提升了商品和服务的可贸易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将消费者快捷链接到全球好物，有力促进销售，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贸易新业态。数字贸易还包括以数字方式跨境交易的服务贸易。据世贸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达4.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绿色化蕴含经济发展巨大潜力。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步伐加快，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各国抢占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赛道，竞争更加激烈。
四是经济全球化治理挑战增多。指出，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两个轮子”。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对“两个轮子”都有不同程度影响，增加了治理赤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近年来各国单边限制措施急剧增加，2022年达2845项，增长14%。个别国家将经贸问题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加剧全球产供链碎片化。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世贸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近年来，世贸组织多边谈判步履维艰，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损，权威性受到削弱，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已成为普遍共识。区域经贸机制面临挑战。截至目前，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共594项，仅2019—2022年就达107项，占18%，为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动力。同时，部分区域协定排他性增强。比如，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毒丸”条款，限制成员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一些类似区域安排，冲击现行区域经贸机制。
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我国贸易规模连上台阶。2013年货物贸易额首次达4万亿美元，2021年、2022年分别超过5万亿、6万亿美元。2023年外贸在2022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达41.8万亿元，表现好于全球整体水平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有望连续7年保持全球第一；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左右，中间品进出口占比达61.1%，展现了较强韧性。服务贸易自2014年到2022年连续9年全球第二。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我国引资规模保持稳定。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1.1万亿元，为历史第三高，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引资占比都有提升；新设外资企业近5.4万家，增长39.7%。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已连续11年全球第三。2023年对外直接投资9169.9亿元，增长16.7%。
开放质量实现新提升。结构更“新”，开放动能增强。2023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表现亮眼，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增长29.9%。跨境电商新业态快速发展，2023年进出口达2.4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等新兴市场贸易额继续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6.8%、7.1%。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达到53.5%，牢牢占据外贸“半壁江山”。门槛更“低”，开放领域扩大。我国关税总水平从入世承诺的9.8%降至7.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深入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自2013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首张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来，自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条目由190条缩减至27条，全国版条目由2017年的91条缩减至31条。布局更“优”，开放更加均衡。2013—2022年，中西部地区外贸占全国比重从13.5%提升至19.2%。中西部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下，依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等，从开放的“后卫”变成“前锋”。
开放平台取得新突破。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果丰富。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2023年，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彰显。对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等建设贸易强国的三大支柱，分别有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和数贸会等四大展会平台。进博会成功举办六届，累计成交额达4242亿美元，持续放大综合效应和外溢效应，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2023年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2013—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规模累计达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3万亿美元。建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实施一批“小而美”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经贸利益纽带进一步拉紧。中美经贸关系依然十分紧密，两国贸易在建交以来增长了200多倍，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4.7万亿元，超过7万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中欧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23年中欧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双边贸易额达5.5万亿元。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方贸易额6.4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开放治理彰显新作为。自贸区网络进一步扩大。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由10个增至22个，自贸伙伴由18个增至29个。目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占贸易总额的1/3。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目前，我们正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果丰硕。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提出中国方案，积极推动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就渔业补贴、豁免新冠疫苗专利等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2023年12月，约120个世贸组织成员宣布《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最终文本完成法律校审，这是中方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的，协定达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同时，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达成更多经贸成果。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D的中心任务。指出，改革开放“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我们将全面贯彻D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坚定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对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是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动力。推动外贸回稳向好。升级货物贸易，拓展中间品贸易，扩大跨境电商出口，扩大优质消费品和能源资源产品等进口。创新服务贸易，加快出台实施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展数字贸易，建设好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完善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外资稳量增质。落实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要求，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深入落实优化外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的意见，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发挥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作用，加强沟通服务。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重点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持续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先行先试力度，加快创新经验复制推广，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推动高标准经贸协定谈判。积极推进加入CPTPP和DEPA，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谈判，与海合会、新西兰等进行自贸谈判或升级谈判，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标准经贸规则纳入谈判，进一步促进制度型开放。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重点是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共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落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的“八项行动”，推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加快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深化双边经贸关系。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发挥好两国商务部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作用。深化与欧盟务实经贸合作，提升中俄经贸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更好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落实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成果。深化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提出更多中国方案。
统筹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在开放条件下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善产业安全应对机制。健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和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增强重要产品供应链韧性。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促进国际产业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是对人民好、对中国好、对世界好的大事业。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周围，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D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特征与标识，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支撑和保障。2023年11月27日，在主持中共中央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这一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强烈的大局意识、广阔的全球视野、精准的战略思维。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和深入贯彻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对我们深入贯彻落实D中央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布局的总体要求，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定法治自信，以高质量的涉外法治建设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等，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D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明确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提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在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同时推进法治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以完善的涉外法治建设坚实维护我国利益，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举措。“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治建设应随着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不断发展完善，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价值。我国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对外开放的建设过程中要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当前，我国在涉外立法、人才、社会认知等各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弱项，企业海外经营、投资等规则体系和条约保障体系还有待健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建设事关全面依法治国，对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具有关键作用。构建好涉外法治工作这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以法治思想为指引，协调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等体系化建设，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涉外法治能力现代化。
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为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法治保障的客观需要。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高质量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大国竞争此起彼伏，我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对的平台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同时，我国企业、公民海外投资、发展的规模持续扩大，拓展海外业务遇到的阻力和风险也不断增多，跨国纠纷和法律问题更为复杂。以高质量涉外法治建设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增强我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综合能力的必然要求。
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途径。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当前，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国家顽固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持续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制造矛盾、分歧和对抗，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秩序正处于变革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责任也越来越大。面对全球性挑战，必须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形成包容有效的多边治理机制。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法治和营商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最首要的就是建章立制，通过构建公开透明的制度体系、良好有序的法治体系，为中外经营主体提供更加公平、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D的十八大以来，D中央高度重视国际营商环境建设，努力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导向、以多元共治为支撑、以数字化赋能为手段，全面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何有效地进行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提升和标准制定，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问题。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政策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作为制度型开放高地，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开放政策先行先试，能够营造出公平开放、统一高效、可预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的市场环境。当前，我国正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应进一步挖掘有条件的自贸区、自贸港规则对接的潜力，同时鼓励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和产业禀赋，探索差别化、特色型的开放举措，提升政策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匹配度，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际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等体系化建设。涉外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和对外关系建设大局。强调，“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为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立法上，应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加强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针对国际营商环境等领域难点、堵点问题，尽快将行之有效并可长期坚持的实践做法逐步上升为制度规范。特别应加快健全营商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完成《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相关法规政策文件的立改废释等配套工作，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断破除阻滞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热情。在执法司法上，继续优化涉外案件办案程序和工作机制，继续完善和深化双边、多边执法司法合作机制、增加联合执法、司法协助的范围广度和内容深度。通过推动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严格执行产权保护司法政策，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增强外商对中国市场投资的信心。在法律服务上，应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不断激发涉外律师服务、仲裁服务、调解服务、公证服务、法律援助服务等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力求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涉外法律服务。
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坚持以数字化赋能。数字技术是世界各国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技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彼此赋能。D的十八大以来，D和国家高度重视强国建设中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立法工作，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助推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颁布，更明确了数字思维、数字技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结果，往往取决于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数字化时代，平稳有序的对外开放环境离不开数字化手段、平台式监管。应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营商环境建设的融合程度，探索构建符合新时期新业态新场景等新经济特点的法治环境，降低守法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为安全提供保障。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有效应对外来风险，必须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坚决反对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反对霸权行径，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普遍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国际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框架下，各国不论强弱、贫富都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近年来，部分西方大国恶意歪曲解释国际法，侵蚀“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规则是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多边和双边场合均能制定所谓的规则，尤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相摒弃了国际法体系，严重干扰了国际秩序，损害了他国的合法权益。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继续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呼吁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
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处理涉外事务。科学运用国际法，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针对部分国家运用治外法权、长臂管辖、单边制裁等手段侵犯我国利益的行为，应在《对外关系法》的统领下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加强反制裁、反干涉、阻断“长臂管辖”相关立法，充实完善应对涉外风险的“法律工具箱”。引导企业、公民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自觉地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要把拓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议题，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占领法治和道义制高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深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应始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利用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上升的机遇，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针对当前国际性谈判平台成效较低的现实困境，应聚焦国际社会中广泛关注的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热点议题，以“双边—区域—世界”为路径凝聚共识，共筑国际社会治理的同心圆。通过主动参与并努力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通过全球安全促进全球发展、运用全球发展成果塑造安全有序的国际秩序，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事关国家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D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建设的时代强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统领性、全局性。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树立法治自信、保持法治定力、维护宪法权威，决不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不搞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那一套。坚持D对涉外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充分领会法治思想、外交思想在建立涉外法治自信进程中的思想指导作用，深度挖掘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引领涉外法治方面的比较优势。
注重理论武装、理论创新和理论队伍建设。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法治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科学洞察国际国内形势而形成的一套原创性法治理论，是指导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涉外法治建设必须用法治思想武装头脑，夯实定力和法治自信的思想基础。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加强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建好用好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应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涉外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涉外法治理论，建构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相适应的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融通中外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法治自信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培养一批卓越的涉外法治人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支持。通过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治话语体系和法学知识体系，向世界阐释法治规律、解读中国法治。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法治文明是我国法治发展中最具历史厚度、内容深度、时间长度的支撑力量，也是我们坚定法治自信的历史文化基础。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法治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必须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同中国涉外法治建设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应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拓展国际法治交流平台和渠道，让中国的涉外法治理念在对外宣传阐释中得到全面、客观、准确的展现，有效利用我们自身的法治故事展示法治进程，形象生动地回应不同观念和质疑，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彰显我国法治大国、文明大国形象，促进世界法治文明的繁荣。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扩大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开放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市场准入，更是一场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不断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以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为构建开放型金融体系注入强大动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金融基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开放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更加强调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安排，进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金融系统的韧性和适应性。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推动金融体系升级、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等均具有深远意义。一是推动金融体系升级。制度型开放能够激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推动金融业务从传统领域向更为多元、创新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制度型开放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如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法治体系等，这都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环境。二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加强制度型开放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加大对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并激发市场活力，进而推动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金融服务更加普惠化、专业化。三是提升金融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制度型开放，我国的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国际化的金融机构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全球金融体系，这有利于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际投资者更便捷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从而拓宽中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保障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也有助于促进全球金融安全和稳定。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兼收并蓄，引入国际先进的监管标准和实践经验，使国内金融体系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提高风险管控的效能。通过制度型开放，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更迅速、更精准地应对各类金融风险，提升整体风险管理水平。通过制度型开放，可以引入更多国际市场参与者，加大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能够使金融市场更具有弹性，还可以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的系统性风险。制度型开放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监管合作的深入发展，形成更为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通过制度型开放，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规则制定，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开放、透明、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全球金融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当前，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金融的安全性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制度型开放，不仅能够引入更多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和产品，也能够通过国际合作提升数字金融的安全性，确保金融体系的数字化发展更为安全可控。国内金融领域可以通过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实现更为安全、稳定的发展。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管等多个层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政策层面，制定明确的国民待遇政策，包括市场准入、劳动力招聘等方面。同时，明确定义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需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保障国家战略和核心利益。在实施层面，加强准入前的监管和服务，健全外商投资项目准入前咨询制度，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外商了解相关政策和法规，提高准入前的透明度和便利性。另外，营商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简化外商投资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在监管层面，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应建立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确保外商投资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建立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减少不当干预。同时，建立健全监测和评估机制，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及时调整。在国际合作层面，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更好的环境。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首先，制定明确、透明的政策，明确金融领域的开放方向、目标和时间表，建立政策沟通机制，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相关政策调整内容，积极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合作，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规则与国际有效接轨。其次，在特定区域设立金融创新试验区，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宽松的准入和经营环境，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入驻，加速国际化金融中心建设，提高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提高监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确保监管政策的稳定性。定期对金融领域法律法规进行优化，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确保修订过程的开放性，提高适应性。在精简限制方面，重点关注外资在准入条件、金融产品和服务范围、业务区域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合资或全资经营的股权比例限制，通过制度创新为更多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更广泛、更灵活的发展空间。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应规范境外投融资行为，优化完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一方面，多措并举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制定明确的境外投资政策，为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明确政策指引，设立有效的境外投资审批程序，对涉及敏感行业或规模较大的境外投资进行审批，确保投资行为符合国家战略和监管要求。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制定完善的境外投资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境外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要求，提高透明度，促使金融机构更加谨慎和负责任地进行境外投资，防范潜在风险。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打造监管合作平台，提升对跨境金融活动的监管效能。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国际市场的认知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另一方面，产融并重不断完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为共建国家提供更多支付和结算选择，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此基础上，加强共建国家的跨境融资服务，包括提供融资咨询、风险管理、融资结构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推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前沿金融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促进合作创新，既应加强与共建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支持可持续发展项目，引导资金流向环保和清洁能源领域，也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网络。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应通过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建设更为开放、透明、稳健的金融市场。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运作效率，强化监管，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透明度，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通过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框架，提高监管的前瞻性和全面性，降低系统性风险。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既鼓励金融创新，又确保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三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更加灵活地满足市场需求。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增加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使用。四是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五是加强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通过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时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确保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日前，在中共中央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我国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赢得发展主动权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与明确的行动指南。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整体表现低迷、外需疲弱的背景下，2023年我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仍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2023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量稳定，在服装、家具和家电“老三样”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以锂电池、光伏产品和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领域。我们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首先，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供条件，有利于积极扩大进口，引进先进的生产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进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发展贸易新模式新业态。当前，服务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生产性服务业镶嵌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对全球产业链具有重大的控制性影响。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在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路径。要通过高质量的“引进来”和高水平的“走出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积极鼓励并创造条件支持科技、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和创新成果，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其次，通过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在继续推动要素与商品流动性开放的同时，更需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经贸领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对外开放的重点由边境向边境内延伸，开放与改革进行更加深度的融合。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更好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强化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规则探索，勇于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进行先行先试，探索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的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与执法体制。对外开放由释放要素流动性转向支持研发和创新的开放制度构建，产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为形成强大的新质生产力提供先进制度保障。
最后，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发展基础。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各共建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加快建设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贸易和物流大通道，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并推动WTO进行必要改革；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进一步完善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交流互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实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同步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环境基础。
开放是创新的最佳土壤，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要敞开大门用好全球创新要素资源，加强各领域国际合作交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新力量。
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40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突出贡献；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是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秘诀，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未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有利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可以更充分地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生产效率，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创造更多物质财富。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可以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通过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需要更加充分利用全球优质资源，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纵观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加剧，气候变化引发自然灾害频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可以更好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和韧性。
有利于塑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既是大国责任所在，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对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造成不利影响。我国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可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主动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既造福中国，也将惠及世界。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要总结好运用好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
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与时俱进调整开放策略。我国不断根据内外部形势和自身能力条件变化与时俱进调整开放策略，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促进改革、以深化改革支持扩大开放的科学路径。D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D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以建设经济特区为突破口，积极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1992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实行沿江和沿边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施一系列鼓励扩大开放的举措。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我们充分抓住机遇，认真履行入世承诺，以开放促改革，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完善外资产业政策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D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实行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战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举，将中国所长、外商所重结合起来，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随着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主动承接高端研发制造和服务外包等更高层次产业转移，更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路径上，我们选择逐步放开的渐进模式，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用好开放试验田，逐步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避免了大规模调整带来的剧烈冲击。内容上，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再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机制上，我们采取内外统筹、相互促进的方式，以加入WTO、签署自贸协定、落实开放承诺来自我施压、倒逼改革，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推进体制改革、监管创新，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引入外资和积极扩大进口，使我国人民享受到优质商品和服务，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开放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当前，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诸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把握战略机遇、赢得发展主动，必须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加强对开放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在更高起点上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拓展对外开放范围领域，不断构筑对外开放新优势，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增强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市场体系，加强设施联通，提高政策稳定性、监管一致性、市场联通性，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增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吸引力。进一步挖掘中西部地区开放潜力，提升内陆及沿边地区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能力。严格落实外商投资法，推动稳外资24条政策措施加快落地见效，打造内外资一致、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和汇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
二是积极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持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抓手，加快探索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医疗、增值电信、教育等领域开放。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并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外资企业引进新技术、发展新业态，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将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实绩。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三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积极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推进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拓展外贸新空间、增强外贸新动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面深入参与WTO改革，参与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汇聚更多发展伙伴、构建更广泛的朋友圈，加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四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推进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合作。顺应世界经济、技术、产业、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时代大势，加强绿色、数字等领域国际合作，落实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为重点，大力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尽快推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五是建立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维护外部环境安全稳定。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充分利用新技术创新监管模式，加快完善与数字贸易等新模式、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实现由“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抢抓历史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国家安全发展保障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对外开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水平，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对外开放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推动改革系统集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牵引力。
对外开放始终是推动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经济特区、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开放，到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了国内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对外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争端持续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贸易格局和产业链布局不断重构，给我国外贸出口和国际投资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全球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牵引改革系统集成，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外贸领域的改革，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优化通关流程等一系列措施，我国的外贸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入世23年来，我国关税总水平从15.3%降至7.4%。一些关键商品的进口关税更是大幅下调，比如汽车进口关税从25%降至15%，电脑及其零配件的关税从10%降至零。我国积极减少非关税壁垒，如简化进出口许可证的申请过程、取消一些商品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要求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提高了我国市场的吸引力，也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有竞争力的贸易条件。与此同时，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放宽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措施，我国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达1.1万亿元，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前列。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持续提升，半导体和生物科技等高技术行业的外资年增长率超过25%。这不仅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是对外开放领域和层次不断拓宽和深化。D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近年来，除了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我国还在金融、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金融领域，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取消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独资经营或设立分支机构。这不仅为我国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高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在科技领域，我国积极鼓励外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参与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不仅促进了技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也加速了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角色转变。在教育和文化领域，2023年，超过50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我国的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资源，也为国际学生和学者提供了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开放领域的不断拓宽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三是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2023年，在二十届中共中央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我国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方面，我国展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通过深入研究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我国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内相关政策法规，以适应与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变化、新趋势。例如，通过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谈判，我国不仅加强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联系，还推动了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规则的标准化。此外，为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开启了制度型开放实践的新阶段。我国不断优化市场监管体系以保障公平竞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加大了对市场垄断行为的惩处力度，特别是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据统计，2023年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的案件比2022年增加了40%，显示出我国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方面的决心。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与深层次改革，我国不仅营造了更加健康和可预测的商业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合作。
四是积极拓展贸易伙伴，区域开放合作进一步加强。我国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伙伴数量由1978年的40多个发展到如今的230多个，贸易伙伴遍布世界各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了积极贡献。2023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已扩大至22个，合计进出口7.67万亿元，同比增长2.7%；海南自由贸易港年度进出口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显著增长。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23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19.47万亿元，同比增长2.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6%，规模和占比均为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我国还通过建设多种跨境经济合作区域，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扩展升级为区域带来了更加开放和便利的贸易环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9117亿美元，双方连续4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此外，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国不仅是G20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重要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关键成员，还通过多边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这不仅体现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还通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互联互通，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总之，我国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更全面、更深入的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致力于扩大市场准入和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更是为国内的改革系统集成带来了新的动力，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牵引力。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D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这一科学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概括了“六个坚持”。其中之一是“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坚持系统观念是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加强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的关键路径。系统集成是指将各个独立的部分或组件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以实现更高效、更协调的运行。在改革过程中，系统集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一方面，系统集成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提高整体效率。另一方面，系统集成有助于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利益藩篱，促进各项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新时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聚焦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与以往改革相比，更侧重顶层设计，更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使得改革不再是简单的单项举措，而是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系统，提高了改革的整体效果和可持续性。
在改革过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内改革系统集成提供了强大的牵引作用。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我国可以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机制。与此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更深层次的竞争，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升级。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有助于引进国际标准和规范，推动国内改革走向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这一牵引作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成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生动样板。
首先，在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机制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吸引了大量国际企业和优质资源的涌入，为国内改革系统集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数据统计显示，作为我国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自2013年设立至2023年底累计吸引了超过6.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其定位于建设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为国内企业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机会，促使其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其次，在提供更广阔市场和更深层次竞争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为国内企业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内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触到国际市场，与国际企业进行合作交流，加速了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例如，2023年的数据显示，海南自由贸易港自成立以来，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入驻，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业。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推动了海南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和投资者，为海南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动力。此外，上海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值从2013年设立之初的0.7万亿元稳步增长到2022年的2.1万亿元，规模扩容3倍，显示出对国内外企业的巨大吸引力和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不仅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国际市场机遇，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最后，在引进国际标准和规范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自贸试验区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先行示范区，成功引进并实施了一系列国际标准的经济管理制度。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行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列出的行业和领域设限，未列出的则默认开放。这种制度的引入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也促使国内企业面对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倒逼其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海南自由贸易港则是基于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设立，强调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创新，打造更为宽松的税收政策和投资环境，以吸引全球投资者和企业。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标准，促使国内改革走向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综上所述，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的牵引作用，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通过引入国际规范和法律标准，推动了国内法治环境的改善。此外，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成为国内改革的试验田，探索了许多可供全国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模式。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模式为我国改革系统集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D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面临不少挑战。第一，改革系统集成面临结构调整转型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的经济模式需要解决产能过剩、企业债务过高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第二，改革系统集成面临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挑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和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较大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医疗资源的需求增加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第三，改革系统集成面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第四，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改革系统集成构成了严峻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应对外部的贸易压力和摩擦，在保护国内经济利益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我国需要谨慎应对的问题。
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动力仍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第一，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指通过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实现制度创新的一种对外开放策略。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19年4月，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我国应对愈发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参与构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机遇。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沟通，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掌握主动权。
第二，全面拓展开放领域，促进全国范围的系统性改革。持续扩大开放有助于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投资，应继续扩大服务业、高技术行业和绿色经济等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从而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技术升级。同时，借鉴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探索更加灵活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这些区域将成为改革的“试验田”，其中成功的政策和实践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进一步促进全国范围的系统性改革。这不仅能够加强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向更加开放、创新的方向发展。为此，可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国际认可的标准，加强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规则的对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推动内部制度创新与国际标准接轨，通过制度创新促进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金融服务的国际化。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不仅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利用多边和双边平台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合作是提升国际关系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加速技术和知识的交流，还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等。此外，我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进一步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和支持旨在解决跨国问题的方案，如全球公共卫生、贸易争端和经济复苏政策等。可以将生态保护和环境友好型政策纳入国际合作与交流，以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推广。例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和跨国环保合作项目不仅有助于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还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此外，我国在参与对外合作项目时，应强调遵守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蓝图。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以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先行先试改革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投资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径。特别是中国积极参与高质量的经贸协定谈判，以高标准倒逼经济改革开辟高质量发展路径，也有效防范了西方国家所谓的“去风险化”目的。
近年来，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迅猛发展，部分传统贸易规则已无法满足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要。中国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趋势，在参与构建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一些制度型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从现有多边贸易体制看，全球缺乏成体系、完整性的数字贸易规则。美国注重数字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欧盟主张大型企业反垄断规制与隐私权保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更注重安全性等，致使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呈现碎片化。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比较优势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主张，大范围的数字贸易规则共识难以达成。作为数字贸易大国，中国理应成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者，逐步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加强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话语权，推动全球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全球投资治理是一个包含全球、地区、国家的多层次体系，因而其规则变革将涉及相互支持的各个层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是全球投资治理的微观基础，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国际经贸新规则方面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近些年推行设立的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目的是在国内先行先试一批新的做法，不断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等。
2023年7月6日，包括中国在内的近120个WTO成员宣布《投资便利化协定》法律文本谈判胜利完成；2023年12月，《投资便利化协定》最终文本已经完成法律校审。投资便利化议题是中国在世贸组织与相关发展中成员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的首个重大议题，协定达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该协定旨在增强各国投资政策透明度、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加强投资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投资流动更加顺畅。协定侧重于提升成员国之间投资便利化水平，未来协定一旦生效实施将极大提高成员国之间的投资便利化程度，进而为国际直接投资治理提供新动力。
近年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治理变革深度融入区域经贸合作。例如，中国正积极进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与成员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
中国通过深化贸易投资治理变革提升区域经贸合作成效，为RCEP充分释放制度红利、提供市场空间并不断提高开放水平。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以提升规则利用率为重点释放RCEP红利——2022-2023RCEP实施初步评估》指出，2022年中国企业在RCEP项下享惠货值总额达3006亿元，2023年上升至3605.9亿元，同比提高20%。RCEP的高质量实施对中国参与区域经贸合作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要求，以适应不断升级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RCEP的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以RCEP为基础，用更加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开放，特别是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以“负面清单”监管模式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手段。
中国通过参与贸易投资治理变革提供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这十年也是中国与各国加快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贸易投资治理变革的关键时期。多数国家倡导制度型开放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共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及设立的各种合作平台是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渠道，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此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长期以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交往主要集中在各自优势产品的交易层面，深度的产能合作存在很大拓展空间。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和国际规则架构，则可以促进以资本和服务为纽带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优势，扩大共同开放的经济红利。
中国与共建国家积极推动全球贸易投资治理变革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贸易与生产逐渐围绕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形式展开，很多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重新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改变以往的劣势地位，还给各国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改变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此外，依托于价值链合作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也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为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作出贡献。
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循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不断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全球范围内盛行的保护主义等因素给中国推动实施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凸显出的新趋势和全球治理引致的新变革也为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诸多机遇。中国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适应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互联互通网络的发展。深入的国际交往与贸易有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贸易体系等的谈判与改革，通过适应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自身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与贡献。同时，深化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创新合作，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倡导公平贸易的理念。维护多边体系的国际环境和规则，以消除保守主义、逆全球化的侵袭。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需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对外贸易的量质齐增有助于中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下的经贸发展。特别是要提升进口中间品和出口制成品的规模和质量，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出口质量提升，以出口增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数字经济时代，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国际电子商务，提高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质量。
深入学习贯彻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贸易投资领域的治理变革，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促发展，加快培育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竞争新优势，加速融入以互联互通网络为特征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次强调，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今年全国两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中国贸促会将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D中央决策部署，强化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功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促进国际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中国贸促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李强总理出席开幕式暨全球供应链创新发展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全球515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超过15万人次观展，有关各方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200多项，涉及金额1500多亿元人民币，彰显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创新集聚、学习交流四大平台功能。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绿色化成为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大方向。将于2024年11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链博会，聚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增设先进制造链展区，促进先进制造领域全球合作。中国贸促会将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绿色化理念，持续办好链博会，提供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贡献力量。
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近年来，我国贸易规模连上台阶，2023年外贸在2022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达14.2%，中间品进出口占比61.1%。我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稳固。
过去一年，中国贸促会着眼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调动全国贸促系统力量在境内外办展参展2000多场，组织企业出访1900多批次，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协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培训，编发19本自贸协定应用指南，有效帮助外贸企业抓订单拓市场。
受外需持续萎靡、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中国贸促会将不断强化贸易促进工作，促进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支持企业进口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面向重要经贸伙伴组织“千团出海”行动，做好海外市场信息咨询、企业对接等服务。办好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等活动，为中外企业交流合作搭建高端平台。
强调：“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持续增加，成为跨国公司重要投资目的地。202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1万亿元，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新设外资企业近5.4万家，同比增长39.7%。外资企业“在中国、为世界”，成为推动我国开放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D中央部署，中国贸促会于2022年5月首次在全国贸促系统组建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广泛收集、推动解决外资企业各方面合理诉求。2023年多次报请D和国家领导人会见美欧日对口机构和有关跨国公司负责人，接待特斯拉、高通等知名跨国公司负责人来访100多次，开展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促成一批外资项目落地。
在全球跨国投资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各国都把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重大国策，招商引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完善与在华外国商协会和跨国公司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针对性举办营商环境座谈会、政企对话会，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外资企业精准对接服务，进一步增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推动更多高质量外资项目落地。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我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中国贸促会成功举办“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工商界代表参加，签署合作项目328个，涉及金额972亿美元，在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大会签约成果，大会上发布的《北京宣言》被纳入高峰论坛《主席声明》。2023年，中国贸促会还在中国—中亚峰会期间举办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中国—东盟、中国—阿拉伯、中国—东北亚、中国—拉美等机制下举办系列展览论坛，促进我国与共建国家利益融合。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贸促会将支持企业落实好“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签约成果，用好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促进中外企业加强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合作，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加强服务“走出去”企业工作，持续发布“一带一路”国别法律研究丛书和有关国家营商环境报告，助力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强调：“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我国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拓展涉外法治建设的深度和广度，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运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能力显著提升。
中国贸促会连续7年代表我国工商界参加美国301调查等听证会并进行抗辩，组织行业企业开展经贸摩擦应对，发布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影响力不断扩大。2023年，对1800多家企业开展合规培训及合规风险评估，受理商事调解、国际仲裁案件超过1.8万件，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发挥作用。强化知识产权服务，支持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代理专利“内向外”申请量比上年增长近20%。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贸法通）累计接受企业咨询超过33万次。举办首届全球工商法治大会，首次搭建全球工商界和法律界高端对话平台。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国贸促会将深入践行法治思想，完善一站式、全链条、国际化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助力开创涉外法治工作新格局。全面提升经贸摩擦应对水平，跟踪研判有关国家对华投资限制、出口管制、长臂管辖等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并积极建言献策，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调解、仲裁机构，加大对各类企业知识产权服务力度，健全促进企业合规建设工作体系，助力建强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
指出，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响应。
中国贸促会把代表我国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为重要职责。2023年组织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企业家代表团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中国贸促会负责同志首次作为特邀嘉宾在峰会上发言、首次出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实现从幕后指导我国工商界发声到登台代表我工商界发声的历史性转变。深度参与在印度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工商界（B20）活动，组团赴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加强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工业发展组织等交流合作，就国际商会49部规则惯例研提建议，在国际经贸平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增强。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全球经济治理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中国贸促会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好发挥在多边机制工商界活动登台发声的引领作用，拓展国际组织“朋友圈”，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推动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托例行新闻发布会等平台，客观、公正、理性地发出中国工商界声音，讲好中国开放故事、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新时代的中国。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贸促会将深入贯彻落实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这为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遵循。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D的十八大以来，D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决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时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些都释放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强烈信号。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对我打压遏制，力图同我“脱钩断链”。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站在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全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立场上，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1978年12月，D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D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0年8月D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4月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发展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也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相关法律制度随着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建立健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推进机构改革，修订法律、削减关税，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3%。当前，我国正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经贸领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以开放促改革态势更为凸显。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体现了国内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需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如果国内的体制机制不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也就难以实现高水平开放；如果国内存在明显的市场扭曲，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会受到影响。在开放环境下，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市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那么跨境资金流动相应地就会异常活跃，可能会导致国家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管制的情况发生。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二者需同步推进。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在对外开放领域，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
《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决定》作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传统的贸易规则要求不同。传统的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边境措施上下功夫，主要对进出口环境产生影响。以往的经贸协定要求各缔约方不断降低关税水平和减少非关税措施，从这个视角看，我国的关税水平已经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延伸至边境后措施，要求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保护等方面符合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出口国在产业补贴、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领域也符合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通过制度型开放，我国不仅能够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而且能使国内企业行为、产业运行方式和管理体制机制等都达到更高标准，有助于更好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推动各方面改革任务顺利完成。
《决定》提出“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是我国较为深度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国际组织之一。全面深入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力促其发挥有效作用，应该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抓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有助于我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推动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空间。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涉及方方面面。
《决定》强调“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有助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有助于为国内外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为便利、高效的发展环境，有利于企业快速灵活地切换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求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要求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决定》强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对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提出符合各地发展实际和比较优势的要求，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要求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要求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求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决定》强调“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特别是要求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既重视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又强调推动“小而美”民生项目，还关注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有利于加强政府间合作，汇聚各方优势资源，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突出强调并专章部署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关键一招。新征程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更强大经济基础、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少数国家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推行“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有关研究表明“世界开放指数”呈下滑趋势。这要求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利于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这要求我们坚持命运与共，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深刻领会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又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当前，制度型开放仍有提升空间。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以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推动重点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同国际规则更高水平对接，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都是我们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要形式。D的十八大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就是自主开放的重要实践，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们给予最不发达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发挥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力度，以自身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开放，实现良性互动。
更好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的开放。数字化绿色化是世界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引擎。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加快发展，2023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超过2.7万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4万亿元，新能源领域贸易投资合作为全球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深化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更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开放。增进民生福祉是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D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有力推动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外贸外资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超过2亿人，大量优质进口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在开放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将开放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让开放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更好促进合作共赢的开放。历史反复证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当前，人类社会要破解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拉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纽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当前，开放合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在扩大开放中增强综合实力、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学习好贯彻好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准确领会全会精神，加强D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面领导，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力争达成首套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我国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积极纳入数字、绿色、标准等规则。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优化开放合作环境。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贸易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制定出口管制法配套法规和规章，推动形成多主体协同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筑牢贸易领域国家安全屏障。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推动外贸产品标准与合格评定国际合作。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发展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字技术贸易和数据贸易，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等展会。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相结合。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困难问题，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更好发挥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开放元素聚集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维护香港、澳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深化经贸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建立更多贸易畅通、投资合作、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开展务实合作，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高质量建设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合作园区。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
D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并明确了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包括“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香港、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
6月28日，全国政协召开远程协商会，围绕“发挥港澳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作用”这一主题深入议政建言，为发挥港澳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更广泛智慧和力量。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门，其自由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是任何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也得到全球认可。”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一席话道出了与会人员的共同心声。
“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香港“八大中心”定位，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指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总商会主席陈瑞娟看来，香港可在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持续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深化内地与香港航运业合作、巩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是助力国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有之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碧新表示，香港应抢抓机遇，充分发挥传统航运业务优势，积极参与大湾区组合港建设，进一步拓展航运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业务，助力自身绿色智慧航运中心建设。
“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澳门既要发挥作用，也要体现价值。”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柯岚认为，要充分发挥好中葡平台独特优势，准确把握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做好国际人才的引流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良非常关注我国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他建议，发挥港澳平台优势，构建接轨国际的大宗商品贸易交易制度，建立大宗商品国储市场化轮动机制，实施以资金自由流动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创新，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宗商品税收政策，创新大宗商品数字化交易新模式，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在会上分享的一个案例让人印象颇深——
香港有全球第一个实现无人驾驶的机场，现在，这项机场无人驾驶的应用场景，已经在新加坡、中东的机场落地使用。
林建岳将这个案例概括为“北京基因、香港血统、中国标准、世界产品”。“这项技术来自北京，香港有能力把产品、服务、科技和数字技术融合在一起，转化成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卖到全球，这个模式就叫作‘场景贸易’。”他解释道。
“应把‘场景贸易’作为深化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模式，通过加强与内地合作，发挥香港展示窗口和融合平台的作用，与全球共享我国的发展经验和成果。”林建岳建议。
福建省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1万家，促成闽港合作项目58个；澳门已是福建最大对外劳务合作市场，在澳外派劳务人员达3.7万人……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列出这样一组数据，充分展示闽港澳之间的交流融合、经贸往来、双向开放。
“高位构建科创‘一盘棋’，发挥创新孵化器、高校智库、人才工作站等机构作用，携手应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遇到的风险挑战。”他建议。
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陈雍表达了希望将宁夏所需与香港所长精准对接，推动更多“宁字号”特色产品走进香港、走向全球市场的心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港澳始终是浙江吸引外资的桥头堡和主阵地。”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主席廉毅敏建议，突出创新引领，以高质效投资推动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突出品牌塑造，以高质效投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突出规则衔接，以高质效投资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勾勒出大湾区建设的宏伟蓝图。5年来，大湾区协同融合纵深发展，多元的文化、融通的机制、便捷的生活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人融入湾区、扎根湾区。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内地与港澳在货物、资金、数据、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方面仍存限制，须进一步深化内地和港澳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王荣认为，要充分利用大湾区对外开放基础与港澳国际化环境优势，率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生态；强化顶层设计，构建更多开放型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放大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构建国际化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在林建岳看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突破大湾区经贸合作的机制瓶颈非常关键。“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特殊背景下，粤港澳深度融合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
他建议，进一步消除粤港澳三地贸易壁垒，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员、信息等市场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突破大湾区经贸合作瓶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永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春玲也表示，要用好香港的金融平台，畅通资金流；构建大湾区共同市场，畅通物流；提升网络设施基础建设，畅通数据流；用好香港人才聚集地作用，畅通人才流。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3周年，也是检验第一阶段建设发展成效的大考之年。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陈明金坦言，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欠缺人气。“城市功能提升和区域人气集聚相辅相成，必须要加快建立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种保障体系，打造宜居宜业的优良环境，让更多人在横琴落地扎根。”
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突出强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并作出一系列部署。这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到2023年，货物贸易规模连续7年全球第一，服务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数字贸易快速增长；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关键一招。新征程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2023年11月5—10日，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市举办，展览面积约36.7万平方米，共有289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均超历届水平，折射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图为观众在国家综合展中国馆参观。人民图片唐克/摄
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深刻领会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D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面领导，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力争达成首套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我国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积极纳入数字、绿色、标准等规则。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优化开放合作环境。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推动外贸产品标准与合格评定国际合作。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发展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字技术贸易和数据贸易，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等展会。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困难问题，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
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内河港口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加快汽车流通体制创新发展。图为试验区内城陵矶港汽车整车进口指定口岸堆场。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维护香港、澳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开展务实合作，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高质量建设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合作园区。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对外开放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做出系统全面的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时期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新形势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是D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团结带领全D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升，成就显著，不断汇聚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动力。
协同推进经济平稳运行、外贸转型升级与共建“一带一路”。2024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反映出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生产稳定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的向好态势。2024年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7.2%，占进出口总值的47.4%。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9万列，2024年到7月初即超过1万列。
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更多国家商签自贸协定。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11个与单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在签署这12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对以前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升级。我国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D的十八大以来，D中央、国务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中国的营商环境综合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服务质量、加强法治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我国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公平的营商环境，不仅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发展，也吸引了众多国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引领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细化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中国方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断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坚决维护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为促进和稳定世界经济作出突出贡献。取得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D始终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大国竞争激烈，局部地区战争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攀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键。这是因为，世界总体发展进程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都已迈入一个历史性关键节点——经济发展已经与新一代前沿尖端技术的发展深度融合。历数近代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从蒸汽机、电力到信息技术，每一次都是因为颠覆性的技术应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跃升，进而推动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变革，大国竞争格局更是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立足当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依然在于科技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的先进技术正在酝酿并已实现部分突破性进展，对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科技创新，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这意味着，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高标准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这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政策体系，营造尊重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促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培育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应更加关注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即高水平“走出去”的形式。面临全球产业重构与经贸深度调整，为实现扩大国内需求与扩大高水平开放目标，需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更加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内外协同发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继续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在这一过程中，持续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破除现有地方保护主义等阻碍，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进一步释放国内生产能力和市场潜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巩固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继续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发挥影响力。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良性竞争与健康发展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支持和保障。加强标准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中国标准国际化推广力度。加强国际人才培养、储备和交流，提升中国在标准和规则制定中的国际话语权。
拓展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广度与深度。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借鉴《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的成功经验，推动具有共同利益的多边谈判。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进程，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推进中国-东盟3.0版升级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积极推动区域能源合作，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拓展新领域合作空间。积极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持续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策沟通与产业对接，高水平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两国双园”建设，精准推动产业项目合作，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体系。支持中欧班列发展，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加快推进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拓宽欧亚经贸合作布局。加强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提升中外人员工作、教育、旅游互访便利性，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与教育资源共享，加快推动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2024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为34964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6.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6%，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以改革促开放特别是促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
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当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近年来，我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增加服务业领域的鼓励类条目数，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和范围，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科技、电信、文旅、金融等13个行业领域，已累计推出试点举措1300余项，向全国复制推广了多批创新成果，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作用越来越突出。服务业扩大开放，能为提升服务贸易发展质量和水平奠定基础，依托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开展先行探索，有效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能为生产要素畅通流动营造良好环境，有助于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得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能为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提供保障，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全球服务业开放发展已成共识，全球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明显，许多国家高度重视扩大服务业开放与合作。面向未来，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服务业升级转型，激发服务业市场活力，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
一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不仅能够提升国内市场活力，对促进国际合作、优化营商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加强国内外规制衔接上切实发力，发挥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重要作用，在跨境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推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标的制度成果。
二是着力发展服务贸易。2023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65754.3亿元，2024年上半年服务贸易在服务和货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为14.5%。服务贸易发展还有很大潜力，积极营造扩大开放、鼓励创新、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是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需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发挥对外开放平台引领作用，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同时，高度重视全球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支持探索贸易全链条数字化的实现路径，逐步建立健全绿色贸易支撑保障体系。
三是促进资源要素跨境流动。消除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障碍，是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和创新要素、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需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便利专业人才跨境流动、优化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促进技术成果交易和运用、推动数据跨境高效便利安全流动等方面切实发力。
四是构建服务业开放风险防控体系。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必须统筹开放与安全，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要坚持以我为主，稳慎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构建高效协同的服务业监管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措施，提升保障产业安全的风险防控能力。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国家级经开区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全国229家国家级经开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协调并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放眼未来，国家级经开区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协调平衡发展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是聚力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布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仅关乎国家级经开区的原动力，也决定区域未来发展的竞争力。经开区应始终坚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和内生动力，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在推动改革发展和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发挥试验田作用。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和营商环境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化探索、大胆创新，聚焦投资、贸易、金融等重点领域，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既要强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赋予各地更大改革自主权，又要发挥各地首创精神，自下而上探索形成改革创新成果，接轨国际经贸规则，衔接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释放发展潜力，彰显制度伟力。
二是聚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新突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开区应突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明晰功能定位、理顺职责关系、完善管理机制，不断塑造形成新优势新活力新动能。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数字产业、未来产业，集约高效做优做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不断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强化集群化、高端化、绿色化、特色化发展，构建起更有韧性和更加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消费链和价值链，强化示范引领效应。
三是聚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经开区应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又不断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质量和水平，切实提升要素配置能力。加强区域联动，统筹整合区域资金、信息、技术、人力等要素，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模式，实现资源共享和市场共享。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促进产业互补和错位发展，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提升能级，发挥引擎、辐射和带动作用。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提升形态质态，推动各方面走在前列、做好示范。
第七届进博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其中包括29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均超过上届。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自2018年起，进博会每年举办，从未间断，已成为展现中国新发展格局的窗口、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对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为中国扩大开放合作、打造开放型经济搭建重要平台。进博会为各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产品、技术和服务的舞台，吸引大量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国内外企业沟通交流与贸易的快捷通道，为中国企业直接接触并了解国际市场最新动态提供便利。在投资合作领域，进博会成为国际企业洞察中国市场需求的窗口，展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潜力。它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实力与能力的宝贵机会，还成为吸引全球投资、拓宽发展机遇的广阔舞台。此外，进博会还加速了中国产业与国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融入全球经济、持续扩大开放的积极姿态。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破除经济全球化障碍提供重要机遇。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进博会不仅是对抗逆全球化趋势的突破口，更是营造自由贸易环境、促进全球开放合作的关键举措。在国家间贸易方面，进博会为世界各地企业搭建了自由、开放的贸易平台，为各国扩大合作领域、寻找合作伙伴提供便利，为破除贸易壁垒、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进博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国际紧张关系，为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善贡献了积极力量。在全球产业链方面，进博会推动了全球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产品和资本的有序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与互联互通注入正能量。
为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关键作用。在贸易规则方面，中国持续简化、优化海关通关程序，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国际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通过进博会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与行动。中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为吸引更多掌握先进技术的国际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进博会也带动了国内经济制度的优化升级。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优化国内经济体制，提振国际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长远来看，这将有力促进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内外市场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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