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法律是社会生活、国家治理的准绳。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近日出版发行的《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标题下，收录了20XX年XX月XX日在中央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详细阐述了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关于涉外法治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视野宏阔、论述精辟，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深化国际合作越来越需要法治保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我国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做好涉外法治工作。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快了涉外法律法规建设步伐，借助法治方式参与国际合作、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XX年XX月，D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强调了涉外法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D中央从国家治理角度对涉外法治工作所做的战略部署。
20XX年XX月，中共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第一次把“涉外法治”与“国内法治”等量齐观，在国家宏观法治体系内单独考虑涉外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凸显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XX年10月，D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路径，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航向，并第一次将涉外法治写入D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报告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涉外工作中，如何维护我方利益，怎样才能保护我国经济安全，涉外法治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
20XX年XX月XX日，二十届中共中央局就“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这一主题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系统阐明为什么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这为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XX年X月，D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要求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新时代新征程上，涉外法治建设既形势喜人，又催人奋进。
在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推进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加强领事保护与协助，建强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涉外法治建设取得初步成果。但是，在实施的广度、深度以及适配度和协同度方面，还存在一些缺位、抢位甚至错位的情况，中国特色涉外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涉外立法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制定反外国制裁法（20XX年），有力反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打压；制定对外关系法（20XX年），将我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对外方针政策和实践成果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集中规定和确立我国对外交往立场主张和制度机制；制定外国国家豁免法（20XX年），健全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制定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20XX年），加强和规范了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制度，等等。20XX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重要涉外法律还包括生物安全法（20XX年）、出口管制法（20XX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20XX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法（20XX年）、海警法（20XX年）、数据安全法（20XX年）、陆地国界法（20XX年）和关税法
（2024年）等。这一期间制定的重要涉外法律多达11部。另外，对外贸易法、海上交通安全法、证券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民事诉讼法、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一批涉外法律法规通过了修正案。缔结条约管理办法、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等涉外行政法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涉外部门规章也先后出台，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
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协同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纷纷出台落地，涉外法治体系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大大增强。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制定了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机制，涉外法治实施的广度、深度大幅拓展。涉外领域的执法能力日渐提高。反制美西方单边制裁行动日益法治化、规范化；出口管制执法的法治化进程加快，《出口管制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贸易救济执法机制日渐缜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经贸领域的域外执法更加主动；打击和惩治跨国犯罪的力度增强，通过跨国合作，追捕和惩治犯罪分子，有效减少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得到强化，在反恐领域，中国积极利用国际合作机制，有效打击恐怖主义、间谍与分裂国家等活动。涉外司法工作质效稳步提升。我国司法机关不断深化对外司法合作，完善司法协助体制机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与中国开展民商事司法合作的国家已达130多个，合作形式从送达文书扩展到所有民商事司法协助形式，涉及各种案由。积极参与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
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逃追赃、遣返引渡力度，构建有效的司法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法治保障日趋完善。在国内层面，与“一带一路”相关联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法律体系稳步推进。全国范围内先后创立了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成都“天府中央法务区”、厦门“海丝中央法务区”等10个中央法务区或类似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在国际层面，共建“一带一路”规则体系构建工作已初具雏形，条约、协议等“硬法”规则和谅解备忘录、合作文件等“软法”规则覆盖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规则体系和条约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覆盖的国家和领域不够全面等短板和弱项正在逐步加强，构筑起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体制机制建设呈现加速推进态势。20XX年XX月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区市D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在二十届中央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纷纷出台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政策和措施。最高人民法院D组专门研究布置推进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出要以提升涉外司法公信、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加强涉外司法审判专业人员培养作为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D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专题辅导报告会，一体学习贯彻法治思想、外交思想，深入推进检察机关涉外法治工作。经中央批准，司法部成立了专门的涉外法治工作局，并首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涉外法治工作队伍集中培训。广东省委提出要把做好涉外法治工作作为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有力抓手，全力打造一流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一流的国际仲裁机构，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浙江省召开涉外法治工作会议，创建杭州仲裁院，设立企业合规师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合规人才队伍。上海市政府印发《打造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核心承载区实施方案》。陕西省、广州市、深圳市等省市在司法厅（局）下设立了涉外法治工作处（中心）。
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迈出坚定步伐。中央依法治国办在全国21所高校设立了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并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建设，在部分高校实施涉外律师和国际仲裁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项目。中央企业（央企）普遍建立了法治建设委员会，已有80多家央企集团总部和1700多户二级子企业设立了首席合规官，专兼职涉外法治工作人员超过4000人，组建央企涉外法治人才库，首批近300人入选。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快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涉外法治（国际法治）研究院，武汉大学重新创办了本科国际法专业，西安交通大学率先设立了国际法一级学科博士点。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涉外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和启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完善法治建设规划，不断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坚持以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D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在法治思想指引下，进一步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涉外法治理论的研究，警惕和坚决抵制所谓“宪政”、“三权鼎立”、“政D轮替”、“议会民主”、“司法独立”、“人权高于主权”等西方法学理论和思潮的侵袭、影响和渗透。中国共产D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要把D在对外工作领域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确保在对外工作中坚持D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新中国法治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必须守正固本，坚持“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同时，学习借鉴人类现代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战略高度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强调，“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面对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敢斗善斗，包括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武器，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充分发挥涉外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因此，我们要提高站位，从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高度，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进一步提高对涉外法治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法治思想上来，统一到D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上来，统一到D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依法治国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我国要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法治强国，需要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好涉外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务，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在涉外法治建设过程中，一以贯之，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强化需求牵引，区分轻重缓急，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着力破解制度供给不足和子系统间缺乏有效衔接问题的短板弱项。贯通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等方面职能，在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上持续发力，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指出，“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要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机制，提升涉外法治执行力和影响力。既要高质量高水平回应和解决当下涉外领域的法治诉求，又要兼顾法律的稳定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做好配套衔接。遵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涉外法律体系建设路径，统筹立、改、废、释、纂五措并举，全面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使涉外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健全对外反制协调机制，形成反制合力。稳步推进法律服务业对外开放，做大做强涉外法律服务产业，打造一流的国际仲裁机构和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凝聚合力办好涉外法学教育。
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D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人类情怀和中国传统“天下观”有机融合的生动呈现。指出，“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外法治建设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密不可分，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也密切关联。要始终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落实，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涉外法治保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促进国际法治进步。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收录的《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多篇著作，系统阐述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根基。
美丽中国的外在美体现为生态环境的“高颜值”，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显著标志。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是精绘美丽中国绿色画卷的重要任务。D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超25%，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科尔沁沙地正重现草原风光。开窗见绿、推门见景、出门见园成为城市高品质生活标配。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降低至30微克/立方米以下，全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4年超90%。
美丽中国的内在美体现在发展的高质量，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凝聚建设美丽中国的全社会共识。截至2024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增长至28.6%，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至53.2%，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规模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86%。英国气候新闻网站“碳简报”分析报告显示，2024年清洁能源产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创纪录的10%左右。同时，加快建立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拓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路径，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节能减排、生态平衡等多目标协同。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强调，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这五个重大关系，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在本质上、目标上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保护确立目标指向，高水平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既是对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资本逻辑的摒弃，也是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超越，要求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强调，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让高水平保护从生态环境目标转化为全民行动，既靠外部约束又要激发内生动力，要多措并举，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汇聚强大合力。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谁损害谁赔偿。要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让经营主体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合理回报，形成高水平保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坚持“两个结合”，是我们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担负文化使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多篇著作对坚持“两个结合”进行了深刻论述。《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文化是人们在漫长历史实践中不断积累、持续创造的产物。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们D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立足时代和实践要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文化的新发展。“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D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D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D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更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有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深化理论武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让D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正本清源、立破并举中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中，“两个结合”的实践伟力得到充分彰显。
着眼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需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正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两个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新时代D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前行。坚持D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要加强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配合联动，推动主流文化与多样文化良性互动，促进现实阵地与网络阵地衔接共振，不断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D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构筑中华文化新高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厚植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发展自信心，引导人们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做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着眼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以高品质文化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同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共同繁荣发展。
制度型开放是相对于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而言的，要求我们既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收录了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文章和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在论述新发展格局时反复强调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指出：“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主动作为、善于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在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国际循环部分的比例可能不像以往那样高，比如外贸依存度、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可能有所降低，但其绝对规模还在持续扩大，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会逐步上升，对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带动作用会更加凸显。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两个维度来研究和布局。一是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二是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新征程上，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方面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从而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制度型开放要求我们既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以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机制，塑造开放新优势，释放开放新红利。
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而扩大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回应了全球南方求平等、促变革的强烈意愿。2024年，我国入境便利政策不断优化，已同25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范围扩大到38个国家，过境免签范围扩大到54个国家、停留时间延长至10天（240小时），从而进一步便利了中外人员往来。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自贸协定水平，用好自贸协定成果。
发展和安全缺一不可。我国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对外开放日益深化大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外部挑战和风险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影响日益上升，为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持把握开放主动权和维护国家安全，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为此，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处理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安全审查的关系，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开放。
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新征程上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筑牢开放安全屏障，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要强化底线思维，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守住底线红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完善开放监管机制。健全外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提升运用贸易救济规则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推进企业“走出去”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建设，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和风险防控。要加强动态监测和预警，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协调联动，推进风险预警预防、行动保障、信息化保障、政策保障、法律保障等能力建设。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多篇著作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刻论述。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改革课题。
近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新三样”、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产业快速发展，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时，也面临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同的内在要求，不能延续技术跟随和低水平竞争的做法，要避免形成高技术但低效益、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未来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如果创新资源分散化、碎片化将损害创新的溢出效应。为此，需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因地制宜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促进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和品牌化升级，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很多传统产业是攸关百姓衣食住行的民生行业，是人民群众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的重点所在。多数传统产业都有很大升级空间，应加大对传统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传统产业绿色发展标准，推动绿色降碳关键领域重点行业提档升级。增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等维护市场秩序，加快培育知名品牌。
通过市场机制加速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一大批新兴产业孕育成长，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其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23年末，全国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5.3万个，较2013年的2.7万家增长近1倍；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较2013年的11.6万亿元增长近1倍。但也有些新兴产业尚面临企业良莠不齐、低水平价格竞争和内卷严重的问题，需要引导低效率企业及时退出市场，恢复正常的行业竞争态势。与未来产业可进行前瞻布局不同，很多新兴产业已获得普遍发展，应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手段实现优胜劣汰。例如，及时提高产品质量和环保标准，在政府采购、“两新”等政策中明确支持优质供给的方向，优化地区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实现因地制宜发展。
高层次谋划布局产业集群、重点发展产业先导区，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未来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化模式尚不成熟，既有很大发展空间也存在较强不确定性，需集中资源、强化长期资金支持以增强颠覆性创新能力。还要看到，一些地方受未来产业发展前景吸引，易引发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的冲动，应进行前瞻部署，以引导相关资源向重点地区集聚，避免分散发展。例如，2024年底，中央空管委明确在合肥、杭州、深圳、苏州、成都、重庆6个城市开展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发展试点，将600米以下空间的飞行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样，相关低空经济创新资源、上下游产业链和资金会更易向这些城市集聚。与产业布局相对应，相关科研创新力量特别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也应进行重点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健全用D的创新理论武装全D、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正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学理化离不开体系化，体系化也离不开学理化。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学理化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锚定鲜明的价值立场，确保研究的根本导向。在此基础上，运用严谨的学科方法与科学逻辑，对核心命题进行深度学理剖析，揭示其内在规律，确证理论真理性；需聚焦重大理论论断，开展系统整合与创新阐释，避免割裂化、偏颇化或浅表化解读。
明确意识形态属性的价值立场是学理化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方向保证。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公开申明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武器的意识形态本质。它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而是蕴含着深刻的阶级性、实践性和革命性，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D代言立言的价值体系。提出的系列重要论断，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同样旗帜鲜明地继承了这一根本立场，是新时代为人民代言立言的理论。坚守这一价值立场意味着把握研究的根本任务，必须清晰认识到学理化研究是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D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服务的，其出发点与归宿，始终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解决研究的根本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要切实解决好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阐释，必须始终围绕“为什么人的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解决问题。意识形态工作的学理化研究要通过深刻的学理性阐释，更清晰地揭示其价值立场的历史必然性、道义正当性和现实紧迫性，回答好根本问题，使其核心要义更加彰显。筑牢研究的风险屏障，坚守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确保学理化研究不迷失方向、不偏离轨道的“定盘星”。它规定了研究的边界和底色，离开对这一根基的坚守，意识形态工作的学理化研究就可能滑向价值虚无或为其他立场张目。
依托学科框架进行科学论证是学理化研究的核心支撑与关键路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说服力和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其伟大贡献不仅在于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更在于将这一立场建立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科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以深刻的学理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为我们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启示，要求我们必须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重大理论命题、论断和范畴，置于马克思主义宏大学科体系的特定框架内进行审视和阐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教育等核心学科。
遵循科学范式与逻辑。在特定学科框架内，学理化研究必须严格遵循该学科的研究范式、概念体系、逻辑推演和论证方法。要超越经验性描述和口号式宣示，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相结合、批判与建构相促进等方法，深入剖析理论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历史渊源、现实依据和发展规律。核心目标是运用学科知识揭示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客观规律性，对其进行学理阐述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使其真理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得到深刻揭示和坚实支撑。
推进对基本论断的体系化阐释，是学理化研究的实践深化与创新突破，这是推动理论本身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一重大论断为例，其内涵极其丰富，涉及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学理化研究意味着聚焦重大命题进行深度耕犁，选择像“人民至上”这样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标识性的论断作为研究对象，集中力量进行深耕细作。这要求研究者不仅理解其字面含义，更要深入挖掘其理论渊源、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多层结构和实践要求。
开展跨学科的体系化阐释，打破单一学科局限，围绕核心论断进行多学科、多维度的整合研究。将“人民至上”置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中进行阐释；在唯物史观中论证其历史规律与实践主体；在学中研究其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聚焦其与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联动；等等。这种跨学科协同攻关，旨在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内容完备、层次清晰的理论阐释体系。
实现学理、学术、话语的贯通与创新，在学理化阐释过程中，注重凝练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总结规律性认识，阐明其在新时代的独特贡献与创新要义，确证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通过深度、系统的研究，不仅使“人民至上”等论断的意识形态属性获得更坚实、更透彻的学理支撑和科学论证，更能催生新的理论生长点，丰富发展D的创新理论体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用D的创新理论武装全D、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提供深厚学理滋养和强大智力支持。
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学理化研究，是一项固本培元、守正创新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明确价值立场”锚定研究航向，以“强化科学论证”夯实研究基础，以“推进体系阐释”推动研究创新。在深刻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有效运用科学真理的力量揭示谬误、明辨是非，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真正实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光荣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收录了2022年5月至2024年12月的91篇重要文献，分为18个专题，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主线，不仅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更蕴含着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的深刻实践逻辑。深刻把握这一逻辑，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至关重要。
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方位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正在重构文明叙事逻辑，通过构建文明对话机制、培育文明互鉴土壤、树立美美与共价值坐标，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中实现共生共荣。
第一，构建文明对话机制，搭建多元文明交流平台。D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以制度性安排打破文明隔阂，推动不同文明在对话中增进理解。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中国共产D与世界政D高层对话会，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搭建全球文明互鉴的制度性框架。截至2024年，中国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与600多个政D和组织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等议题深度研讨，突破了西方主导的“文明冲突论”窠臼，使文明交流从零散活动升维为系统性实践。
第二，培育文明互鉴土壤，厚植民心相通根基。中国注重通过人文纽带培育文明交融的沃土，让不同文明在民间交往中自然共生。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与多个国家在考古领域有着广泛合作，派遣专家团队赴印度、伊朗、沙特等国开展丝路遗址发掘。敦煌研究院运用数字化技术，为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修复提供技术支持，使千年佛像在虚拟世界重现光彩。这种“文明的抢救性对话”彰显了中国守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担当。在教育领域，孔子学院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华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人文纽带让不同文明在民间交往中自然交融，培育出超越国界的文明理解。
第三，构建美美与共价值坐标，引领文明发展方向。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
文明观，正在绘制一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画卷。从2017年首次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到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主张，中国持续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支撑，使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中找到价值公约数。
唯有通过开放合作打破壁垒、以共赢思维凝聚共识，才能激活全球发展的深层动能，为人类繁荣奠定坚实基础。《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主张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表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全球发展困局的破局之道。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制度型开放破除“逆全球化”壁垒。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投资规则区域化、碎片化趋势明显，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脱钩”风险。中国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强调要实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通过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实践，《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条款对接等领域形成突破，“‘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试点成效显著。中国正构建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开放不仅是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更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为全球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降低全球贸易成本，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
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赋能全球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一带一路”已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成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4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这一倡议的成功，在于其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聚焦“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缩短了时空距离，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新领域合作拓展了发展空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让“一带一路”从“倡议”变为“行动”，从“蓝图”变为“实景”，成为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的“双向快车道”。
《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D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D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D的领导从根本上界定了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色与发展方向。作为引领14亿多人口大国整体迈入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国共产D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传统智慧为文化底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践载体，深刻重塑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与文明形态，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迷思。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到全球殖民体系的构建，西方现代化始终伴随着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与压迫。“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全球南北鸿沟持续扩大，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桎梏，14亿多人口以和平发展之路整体推进现代化建设正改写现代化理论范式。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独具特色，这种独特的实践探索正在重塑人类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人类发展异化困境。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增长—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国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为解决全球性收入鸿沟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直击工业文明发展悖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自觉，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为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议题贡献东方方案。在文明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避免陷入物质主义膨胀的陷阱，又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精神家园，为物质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指明方向。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实践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以共
同富裕为导向，构建了公平正义的国际发展观。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中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强调，“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反哺民生、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可借鉴经验。在国际实践层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累计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搭建起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平台，生动诠释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东方智慧。
总之，《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D人立足百余年奋斗历程、面向人类未来的原创性贡献，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道路。其实践逻辑在于，将中国的国家振兴与人类的共同发展紧密结合，通过历史性的自我变革，为全球发展提供新机遇新思路，并通过理念引领和实践创新，积极参与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深刻把握这一实践逻辑，就能理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共同繁荣。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动力。新征程上，我们需以守正创新为动力，持续推进理论体系的时代化发展；以深化改革开放为路径，不断完善制度型开放的规则体系；以厚植文明根基为支撑，着力培育民心相通的互鉴土壤。唯有如此，方能将这部著作的思想伟力转化为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贡献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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