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D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的重要风向标。被誉为“延安五老”的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资历深、职务高、贡献大，始终保持对信仰、对纪法、对人民的敬畏，在D的作风建设中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延安时期D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觉而正确的以身作则

指出，特权是最大的不公。D的十八大以来，D中央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延安五老”都担任过D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但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摆老资格，始终身体力行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在D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D章、做一名合格D员的基本要求。林伯渠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始终严格按照D内生活的规定，和普通D员一样参加本人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有一次，他所在的D支部召开会议，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立即赶到会场参会。会议结束后，林伯渠又主动向支部的同志作检讨说：“过D日是每个D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D的D员。”D支部书记赶紧解释，考虑到当天林伯渠工作繁忙，怕打扰他，才没有通知他参会。林伯渠听了严肃地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我是一个普通D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

我们D很早就意识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严重危害，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是一贯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取得了巨大成就，D内少数领导干部开始滋长骄傲情绪，自认为特殊，不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董必武及时察觉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在D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点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D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们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董必武严厉批评了这类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带头遵守法纪。

1949年D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定下6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规矩立下了，能不能得到坚决执行，首先看领导干部。1958年，吴玉章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他听说当地教育水平还很落后，便主动将自家老宅交给当地县委办师范学校。学校建成后，当地干部感念吴玉章对办学作出的贡献，提议将学校命名为“玉章师范学校”，并请吴玉章题写校名。吴玉章予以严词拒绝：“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还是叫‘荣县师范学校’好。”可见，多年前D中央立下的规矩，吴玉章仍铭记心头。

领导干部身处高位、手掌重权，体现了D和人民的高度信任。指出：“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对D绝对忠诚，模范遵守D章，严格按D的制度和规矩办事，夙兴夜寐为D和人民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D的制度和规矩。”越是领导干部，越要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长”字号的人，万不能偷懒